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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中的偶然性，让一个人跨越半个地球，在时空的某一点上与另一个人相遇并且相互吸引，这种概率很小的事，在中国人看来，便是因缘际会。1937年的秋天，一位南京女性冒着日军的炮火在黄浦江畔登上英国邮轮“蓝鲸”号驶向大洋彼岸。此一去，不仅在科学史上引出了一位伟人，而且催生了一座名闻遐迩的研究所。一段浪漫诗意的爱情故事，却在严谨而理性的科学史上造就了一段传奇。
2015年的秋天，我来到位于英国剑桥大学的李约瑟研究所。鲁桂珍伴着李约瑟长眠在庭院中这棵著名的菩提树下。照片左侧的那栋小楼就是鲁桂珍生前和李约瑟度过最后时光的居所，右侧就是由他们二人呕心沥血，共同打造的李约瑟研究所。
在上世纪西方学者中，李约瑟当之无愧成为最伟大的中国科技史专家。他以卓越的学识和横跨科学与人文的视野为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他所规划的鸿篇巨制《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简称SCC）自1954年在剑桥大学出版第一册，至今总计出版了七卷27分册。这座1986年落成的李约瑟研究所更已成为享誉世界的学术重镇。前李约瑟研究所所长何丙郁教授说过：“鲁桂珍对中国科学史的最大贡献就是引出了一个李约瑟。”就连李约瑟自己也把鲁桂珍比作催生这部巨作的“荷尔蒙”。（见台北商务印书馆译本《中国之科学与文明（一）》作者原序）
（一）
鲁桂珍1904年生于南京太平路上一位药商之家。开明的父亲把女儿送进户部街上耶稣会办的益智小学，随后她以优异的成绩接连入读莫愁路上的明德女子学校（现为南京市幼儿师范女子中等专科学校）和金陵女子大学（南师大前身）化学系。中西文化的兼收并蓄，对于她的人生是至关重要的。
1937年夏天，33岁的鲁桂珍在上海圣约翰医学院任教。即将远赴剑桥大学攻读生物化学博士的她，却在行前罹患伤寒，久病不愈。此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军的战舰已经驶进了黄埔江，战局的发展和她的病情都无法预料。何去何从？病床上的鲁桂珍无疑陷入了困局。然而，历史赋予一个人特殊的使命，也必定赋予她非凡的才情与性情。鲁桂珍这个名字将被载入史册，关键在此一举：她不顾医生的反对，果断地给自己注射了加倍的药物，控制了病情。1937年10月，炮火声中，尚未痊愈的她义无反顾地登上了一艘驶向英国的邮轮。她到达伦敦后不久，上海沦陷，继而她的家乡南京遭日军屠城。但大西洋已是她生活的分水岭，在一个新的舞台上，她传奇的一生拉开了序幕。
都说人生如同一盘棋，对于鲁桂珍而言，她走出的不啻是一着险棋。这步棋不但决定了她个人一生的命运，也改变了英国人李约瑟的后半生。
剑桥大学的生物化学家李约瑟，31岁时已经出版了三卷本的《化学胚胎学》，正在迈向事业的巅峰，而鲁桂珍的到来令中国这个遥远而神秘的国度从此进入了他的学术视野，他不可抑制地对汉语以及古老的中华文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开始近乎狂热地跟随鲁桂珍学习汉语。作为科学家的他有着超乎常人的才智和语言能力，甚至在学习的过程中自己编写了三本汉英字典。与此同时，他并未懈怠自己的专业，第二部学术著作《生物化学和形态发生学》于1939年出版。两年后，他获得了学术生涯的最高荣誉，英国皇家学会院士的头衔。
鲁桂珍不仅让李约瑟爱上了中文，更爱上了她的祖国。南京大屠杀的消息传到了英国，但英国政府却袖手旁观。李约瑟非常愤怒。他给报社写信，到伦敦去游行，散发自制的小旗子，上面印着；“Don't buy Japanese toys at Christ-mas（圣诞节不要买日本玩具）”。说到反战，李约瑟不仅是科学家，还是一名基督教徒。他决心告别剑桥大学舒适的生活，怀着科学家的人道情怀，去帮助那些在战火中颠沛的中国学人。李约瑟给当时的国民政府驻英国大使郭泰祺写信说“……直到三年前，我对中国的事情才有了兴趣，可我现在能够用南京普通话交谈，也能用汉语写作。”他所说的三年前，正是鲁桂珍到达剑桥的时间，1937年。
（二）
1941年12月，英、美两国对日正式宣战。英国政府计划派遣一名英国皇家学会院士以文化参赞的身份赴中国考察，以便对中国提供援助。李约瑟的机会来了，在英国皇家学会院士中，“能用南京普通话交谈”的他，自然就成了最佳人选。1943年2月，中国还笼罩在战火和硝烟中。李约瑟的探索之旅开始了。短短三年的考察，无论对于他本人还是对于中国，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身为科学家的李约瑟在中国的三年期间，他马不停蹄地造访了296座科研院所和大学，结识了竺可桢、傅斯年、李济等数以百计的科学家和知名学者，安排运送了英国政府援华的大量科学器材，学术期刊和药品。1944年，李约瑟返英述职，他把在中国拍摄的照片汇集出版了《Chinese Science》一书。为战时的中国科技界与外部世界架设了沟通的桥梁。他的中国之旅总行程近三万公里，除了乘坐军用卡车，有时骑马，骑骆驼，甚至搭乘羊皮筏，这其中的艰辛可以想见。（该书部分照片已发表在李约瑟研究所的网站上http://www.nri.org.uk/）。
战争结束后，李约瑟为“英国文化委员会”选址在南京北极阁下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现为中国科学院南京古生物研究所）。1946年3月他与鲁桂珍来到南京，拜访了她的父亲鲁仕国。正是这位药商和他的女儿才促使李约瑟穷其后半生来从事这样一个连中国人自己也未能完成的探索。《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的扉页上印着；谨以本卷献给南京药商鲁仕国。
（三）
1948年，李约瑟返回剑桥大学担任了冈维尔―奇斯学院的院长，这所学院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走出了十二位诺贝尔奖的获得者。李约瑟24岁起就在这栋像修道院般古老简陋的楼房一楼右侧的办公室工作，也是在这里，37岁的他第一次接触汉语，并把学术的视野投向了遥远的中国。
虽然在中国的科学考察告一段落，但多年来一个问题始终困扰他,“为什么近代科学只产生在伽利略时代的西方？”换言之，“为什么十六世纪前的中国文明领先于西方，却没有在中国产生近代科学？”这就是至今仍然被学术界广泛讨论的“李约瑟之问”。李约瑟要实施他的下一个宏伟计划了。
剑桥大学出版社无疑是最具前瞻性眼光的第一流学术机构，对于一位生物化学家要“不务正业”地出版一本与自身学术领域并无关联的著作，给予了肯定的答复。于是李约瑟和鲁桂珍立即投身到这个他们共同热爱的事业中，马不停蹄地开始了有条不紊的工作。除了鲁桂珍，李约瑟还有一位傅斯年推举的南通籍助手王铃博士，就在这间称为k-1的办公室里，他们在一箱箱从中国运回的资料里寻找每一个发明和创新。王铃回忆说“李约瑟是个井井有条的人，他设计了一套巧妙的档案系统，连把每一页资料存档的工作都不靠旁人。”这间办公室见证了一部煌煌巨著的诞生，也见证了一位英国学者传奇浪漫的一生。
K-1对面的房间K-2曾是鲁桂珍的办公室。这间油漆斑驳的办公室门框上表明目前的主人竟是科学泰斗霍金，若非亲眼所见，实在难以置信。可惜我三次到访都无缘得见这位科学伟人。好奇心让我忍不住从窗口向内望去，意外地看到鲁桂珍当年亲笔为李约瑟写下的“人过留影”四个毛笔大字还挂在正对门口的墙上。不知霍金先生会如何理解这四个汉字包含的哲学含义。
1954年初，饱含李约瑟心血和无限深情的《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第一卷导论终于问世了，她的出版打破了“欧洲中心”论的学术传统，在国际学术界也引来了一片赞誉。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说：“李约瑟著作的实际重要性，和他的知识的力量一样巨大，这是比外交承认还要高出一筹的西方人的‘承认’举动。”此后，他们逐渐扩大了写作的团队，从最初李约瑟构想的一卷，最终形成卷帙浩繁的七卷二十七分册，这是李约瑟当初未曾估计到的，他和鲁桂珍也为此奉献了全部余生。
李约瑟后半生的学术成就在英国和国际学术界也得到了认可，在被授予英国皇家学会资深会员后，1971年被授予英国科学院院士，1992年荣获女王颁发的名誉勋位。他是英国第一位同时具有这三项荣誉头衔的学者。1945年，他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然科学部的第一位部长，1968年获得乔治・萨顿奖章。这是由英国历史学会颁发的最高奖项，证明他的研究得到了英国主流历史学界的认同。
（四）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各地的考古新发现给了李约瑟更多的机会。他和鲁桂珍更加快了到中国各地考察的频率。这次我有幸受李约瑟图书馆馆长约翰的邀请，帮助整理李约瑟的笔记，结果让我大开眼界。这些笔记不仅有丰富的史料价值，而且图文并茂，兼有考古和美学的阅读趣味，极具人文历史的内涵。我跟随李约瑟游弋于浩瀚的中国历史长河中，受益匪浅。每一本笔记都有他亲自编写的详尽索引，体例十分独特。科学家严谨的素养和洞察力帮助他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寻找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发明。仅仅是套牛马的胸带挽具，笔记中就出现至少七处图像和文字。他的结论是，中国人在公元三世纪前使用的挽具比欧洲人一千年后使用的更为安全。王铃回忆，他曾经陪同李约瑟去格林威治航海博物馆和造船专家讨论，比较中西历史中，船尾舵的初始外形。在笔记中，我看到李约瑟笔下的船只，大大小小有十几只之多，而且生动有趣。
根据笔记记载，1958年6月23至26日他们到访了南京农学院、南京博物院、栖霞寺、南唐二陵，甚至去了中保村的明代宝船厂遗址，而当年的中保村尚未开发。笔记表明，仅江苏一个省，他们的田野考察就遍及常州、无锡、苏州，甚至到了武进、睢宁等县城。他们一共八次访问中国，中国政府也对李约瑟的研究工作给与了大力的支持。1994年他被授予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回顾李约瑟投身中国科学史研究五十多年来筚路蓝缕的发展历程，作为一名西方科学家，穷其后半生心血，从科学的层面让世人了解到古代中国曾经的辉煌成就。
1986年，李约瑟研究所在剑桥大学落成。这个大屋顶式的典雅建筑，据说设计蓝本就是鲁桂珍的母校金陵女子大学的教学楼，庭院内的植物花草也都从中国运来。鲁桂珍曾说：“李约瑟在两个文明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我就是支撑这座桥的桥拱。”他们何止架起了一座桥，而是为他们的同道人和后来者打造了一座蜚声世界的学术舞台。1989年9月15日，在李约瑟的第一任妻子病逝两年后，两位耄耋老人最终皓首成婚。李约瑟说：“再没有比娶中国人为妻，更能说明我对中国文化的爱恋了”。1991年11月28日，鲁桂珍病逝于剑桥。一半骨灰葬于菩提树下，另一半送回了故乡南京，安葬在迈皋桥基督教墓园内她父母的身旁。离家半个多世纪的南京女儿，终于魂归故里。四年后，李约瑟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也走完了传奇的一生，在天国中与鲁桂珍再次相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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