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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之精神，究其实际，实为一体。但若不得已而强分之，其中所涵，可分五端。
一曰学者应具自信之精神也。美国学者哀美荪十年前对一学会讲演，题曰《美国之学者》，略谓学者为百世之师，其思想感情超然于一时之好尚，故能亟深研几，毅然自持，而不求同乎流俗。世人虽蔑视或非难之，而中心泰然，不为所动。盖其精神已有所寄托也。
二曰学者应注重自得也。吾国古代哲人求学之语，愚以为最重要者，则谓吾人求学不可急迫，而应优游浸渍于其间。所谓资深逢源，殆即此意。自得者为己，超然于名利之外；不自得者为人，而以学问为炫耀流俗之具。其汲汲然唯恐不售，真贩夫而已。前者王道之学者，而后者霸道之学者也。敬卿有言：“君子之学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歇足以美七尺之躯哉。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故真正学者，其求学也，注意潜修，深自韬晦，以待学问之成，而无暇计及无根之荣誉。东西学者，方其于冥冥之中，潜研深究，莫不如是。此读其传记而可知者也。
三曰学者应具知识的贞操也。夫死而女不嫁者，通常谓之守贞。然坚强不变，亦谓之贞。所谓贞禾贞石，皆涵此义。而道德上守正不阿。亦谓之贞。抱朴子云：“不改操场于得失，不倾志于可欲者，贞人也。”张衡赋曰：“伊中情之信修兮，慕古人之贞节。”皆此意也。然尚有所谓知识的贞操者，此谓主持真理，不趋众好，犹女子之贞洁者，不轻易以身许人。顾亭林自读刘忠肃“士当以器识为先”语，即谢绝应酬文字，凡文之无关于经术政理之大者，概不妄作。此其所为，虽近乎矫枉过正，而其视文学或亦失之过狭，然其谨敕不滥，不求取悦于人，亦今人之漫无标准汲汲于名者之所宜则效者也。
四曰学者应具求真之精神也。常人之于事理，往往仅得其形似，或仅知其概略，苟相差不多则忽略过，以为无关紧要。方其穷理论事，亦往往囿于成见，或为古义所羁而不能自拔。此皆缺乏科学精神之所致也。吾人生于科学昌明之时，苟冀为学者，必于科学有适当之训练而后可。所谓科学之精神，其首要者，曰唯真是求。凡搜集事实、考核证据皆是也。科学之家，方其观察事实、研究真理，务求得其真相而不附以主观之见解。“明辨之，慎思之”，其所用种种仪器，皆所以致精确而祛成见之工具也。科学之家，不惟置重于精确辨析，其惟事实真理之是求，若出于自然，动乎其所不知。昔柏鲁罗主世界无限之说，与当时教会所信者舛驰，尝谓其趋向真理不得不尔，犹灯蛾之赴火然。此即求真之热忱也。唯其求真心切，故其心最自由，不主故常。哥白尼之弟子罗梯克斯回忆其师对于往古畴人之关系，因有所感乃曰：“凡研究者，必具有自由之心。”盖所谓自由之心，实古今新理发现必要之条件也。
五曰学者必持审慎之态度也。吾人求真，固应力求精确，不主故常，然方其有所断定，必以审慎出之。杜威谓真正反省，即使吾心中悬，而遽下断语；即使有所断定，亦仅视为臆说，姑且信之，以为推论之所资。其与武断迥不相同。吾人稍知天演论者，咸知达尔文《物种由来》一书出版于1859年。但据达尔文所自述，其创此说，实在20年前，其言曰：“1838年10月间，予偶感读麦氏《人口论》因前已知动植物中生存竞争，至为剧烈，自忖曰：物既争存，则适者当存，不适者当灭，此即新种之所由来也。吾在当时唯恐为成见所羁，不敢自信，故即其大纲亦不写出以示人。至1842年4月，予始以铅笔将吾说之概要写出，所占篇幅，计35页。至1844年，始取此稿扩而充之，成230页。但其发表日期则在十余年后也。”即此观之，真正学者不敢自欺欺人，必俟确有把握而后敢以问世。此种精神，吾无以名之，名之曰“知识的良知”。此亦吾人当以自勉者也。
以上所述，皆学者精神中之荦荦大者。其他诸德，如谦虚等，愚意皆可概括其中，或可连类及之，故不赘述。
读者切莫误会，以为苟能闭门暗修，专心学问，则社会方面之事业可不过问，其意以为此皆渺不相涉，而无劳关怀者也。夫学者研究学问与参与社会事业，二者性质不同，固当有别。顾若以为其间有截然之界线，则为妄见。吾人之心不可划为数部，或司思想，或主实行，间以墙壁，不使通气。狭隘专家其致力于精深之研究，非于学术毫无贡献，第如以此为目的，而于所研究不问价值之高下，视为等同一齐，其汇集事实，一如收藏家之征集古董，其所得虽多，吾恐于人生无大裨益也。岂惟于人生无大裨益，即其所汇集之事实，在学术上恐亦无大价值。其所征引，纵极详博，然失之繁琐，令人生厌。所谓德国式之学者，其流弊即在是也。德人研究学问，专攻一门，不厌精详。而学理与生活往往析为两事，故其头脑囿于一曲，不通空气，其结果则究学理者，仅凭冥想而不负责；而偏于应用者，则唯机械效率是求，而与理想背驰。所谓德国之Kultur，即其弊也（见杜威之《德国哲学与政治》）。若夫英国式之学者，则异于是。英人富于常识，重实验而漠视系统及逻辑的侔称。英国诗所以发达，亦以其喜用具体的音象也。英国学者大抵关怀当时之政治社会问题，非可以狭隘专家目之，其所产生之哲学家，自培根、洛克以降，率皆躬亲当时之政事。而著名政治家之兼学者资格者，为数亦不少也。
愚意专门研究，虽甚要紧，然社会生活方面之事同时亦不妨注意及之。盖如是而后其所研究者之社会的意义始能明了。因世无离人生而孤立之学问，而学问又非供人赏玩之美术品也。吾人研究学问，固不宜希望收效于目前，然其与人生之关系不可不知。予恒语之曰，求学与服务社会非截然两事，学校中之所学者，经应用后，其意益真切而益坚，且可由之得新经验、新知识也。
或谓人类进化，趋重分业，学者治学亦其职业所在，何必强其预闻社会之事耶。吾谓此狭隘职业主义之为害也。愚意人生于社会，除专门职业外，尚有人之职业，为父、为母、为友、为市民、为国民，为人类之一分子，皆不可列入狭隘职业之内。故吾以为与其称为职业主义，毋宁谓之曰“做人主义”。盖人而为人，必有适当之职业也。社会中专门学者，固甚重要，然亦有学者非人。其无人情，唯分析的理智之是从，徒具人之形耳。
故吾以为真正学者，一面潜心渺虑，致力于专门之研究，而一面又宜了解其所研究之社会的意义，其心不囿于一曲，而能感觉人生之价值及意义，或具有社会之精神及意识。如是而后始为真正之学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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