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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南京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从地理上来说，这里是进入江南的第一站，就如北宋诗人张耒《怀金陵》中所写：“曾作金陵烂漫游，北归尘土变衣裘。芰荷声里孤舟雨，卧入江南第一州。”可是说到语言，却又属于“江淮方言区”，而不是一般人想象中的“吴侬软语”。所以，她就既有南方的特点，如夏天的热；也有北方的特点，如冬天的冷。热的时间长，冷的时间也长，相应的就显得春秋两季比较短。可能正是这个原因，春天的到来对南京人是一件大事，南京人的春游也往往像春天的到来一样轰轰烈烈。
南京的城市格局也比较独特。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南京的繁华区域集中于城南，所谓“六朝烟水”，或多或少使人联想到“秦淮风月”，而中华门外的长干里，也像李白著名的《长干行》一样，不断展示热闹的市井生活。相对来说，城北就比较冷寂。例如，现在的鼓楼堪称南京的市中心，可是在一百多年前，它却是南京的北郊。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洋务运动的展开，秦淮河的水运功能已经大大落后，从长江的下关码头传来的商业气息，就逐渐向鼓楼蔓延，从而打造出今天南京的格局。这样，原来更在鼓楼之北的玄武湖，也就成了南京人家门口的一座公园。杭州的西湖天下闻名，却是在杭州城外；而水域面积接近西湖的玄武湖，却座落在南京城里，让喜欢春游的南京人，抬脚就能去游湖赏花。
但玄武湖公园的独特却并不仅限于此。且不提里面众多的古迹，如东晋名士郭璞的衣冠冢，梁昭明太子所建的梁园旧址，六朝故物铜钩井，洪武建筑湖神庙，晚清胜迹览胜楼等，单是高大的环湖城墙，就显示出独特的气韵。这几乎要把玄武湖包起来的城墙，现在通称为明城墙，里面或者还有六朝遗存，也未可知。事实上，现在鸡鸣寺北一段的城墙，就被习称为台城。所谓台城，本是三国吴的后苑城，东晋成帝时改建，一直为东晋和南朝中央政府暨皇宫的所在地，因为六朝时称禁省为台，故有此称。但这里或许有历史讹误的相沿。晚唐诗人韦庄确确实实写过一首著名的题为《台城》的诗：“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景色肯定是今天的玄武湖，位置却不一定在台城。诗人来到当年六朝禁省所在地，遥看湖畔，一片烟柳，想到朝代兴衰，繁华消歇，因而把堤柳移至台城之上，也完全符合形象思维。至于后人对台城的体认，或许正是从韦诗得到的信息。从兴废之感的直观性来看，把这里称作台城，倒也另有一种诗化的真实。二十年前，我来到南京求学，每逢春秋佳日，或有知交来访，往往喜欢游观城墙，游观的最佳起点是九华山。这是一座很秀气的小山，拾级而上，穿过几条狭窄的山道，就置身于城墙之上了。那时候的城墙，到处断壁颓垣，坍塌处时见厚厚的青苔，杂草丛生，林木纵横，把本来开阔的墙道变成一条小路，草丛中偶见红红的野果，提示着季节的变迁，也提示着此间的幽僻。站在城上，放眼玄武湖，五水相连，尽在眼底。如果是阴雨天，湖中水气好像全都��迷�在眼前，不免使人发思古之幽情。这时，如果还有兴致，那就沿着城上小路向解放门漫步而去，二十多分钟后，即可从一段坍塌之处顺路而下，就像走在砌好的台阶上一样齐整。不过，这种也许只属于文人的趣味，现在却不再有（也许永远不再有）了。据说，南京的古城墙今存30多公里，堪称世界之最，于是围绕城墙的文章越做越大，号称“台城”的这一段城墙也就理所当然地被作为重点，和城墙的其他部分对接起来。于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就只是亮亮堂堂、整整齐齐的一片城墙了。除了脚下的砖还是明代的，她不再有任何能够和周边环境融为一体的文化意蕴，于是，她就只能作为一个文化符号而存在，不再是踏春的去处了。
（二）
由于师门的关系，我对南大一些前辈、特别是中文系的一些前辈的生平行迹很有兴趣。在1949年以前，南京大学的主要前身是三（两）江师范学堂、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中央大学等，校址则在鸡鸣寺旁的成贤街上。这里距玄武湖公园可以说近在咫尺，所以那些有山水胜情的前辈和玄武湖都结下不解之缘。玄武湖中有五个小洲，其中梁洲开发最早，当然是游踪最密，不过他们对樱洲似乎印象更深。当时的樱洲在湖中，无陆路可通，颇有几分野趣。每到春天，洲上樱花盛开，渔船悠悠往返于两岸之间，吸引了众多文人雅士前来唤渡。先师千帆先生文革后重返南大，旧地重游，吟成一诗云：“五十年前侧帽郎，北湖千顷踏秋光。重来一事供惆怅，不见风流夏五娘。”播于众口。近日读《黄侃日记》，始知这实为前辈常见的雅事。抗日战争时期，迁移重庆的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汪东曾写《偷声木兰花》一词，回忆昔日玄武湖之游：“桃腮杏粉俱飘落，客里清明闲过却。酒地花天，桑泊游踪只惘然。年年解挽征衣住，杨柳多情千万缕。恰又无情，飞絮随波总化萍。”序中说：“金陵玄武湖，当清明前后，花开如幄。季刚行吟其下，尝顾余曰：‘此真花天酒地也。’”黄侃在北京大学任教时，教学读书之余，最爱带学生游山玩水，经常随侍的孙世扬、曾缄两位门生因此被称为“黄门侍郎”。来到南京之后，众多的名胜古迹更增添了他的游兴，而玄武湖因为靠近中央大学，更是必游之地。汪东的记载在《黄侃日记》里完全得到印证。不妨随便找几段。1929年3月16日，“晓湘、旭初来午饭，饭后出游北湖，樱桃千万树，著花正繁，循行长洲上，如入悬圃、阆风，生平未值此景也。�湖神祠久之，出泛湖，湖中观落日尤美。”3月17日，“晨偕妻子请旭初、晓湘出食广东点心，……食后偕妻子游北湖看樱桃花。”3月21日，“与晓湘、小石、旭初泛舟北湖。”这个月，凡三游玄武湖。同年4月2日，“小石、辟疆来午饭，下晡后约诸人泛湖作小诗。”4月3日，“午后邀旭初出游，经覆舟山下至太平门，入中央大学养蚕舍，从湖堤步至莲萼洲，……坐湖楼与旭初连句，成《虞美人》一首，归泛舟至丰润门（按即今玄武门），以马车还寓。”4月11日，“下晡偕旭初游后湖，小饮茶肆名芳园者，景物清绝，绿荫已密，时见残红，斜阳依依，颇增远想。”4月21日，“与伯�、伯沆、小石、辟疆、晓湘、瞿安、旭初补禊，先照相于六朝松下，比诣北湖芳园，各携酒肴食之，次泛舟至太平门，至菱洲，至湖神祠，傍晚入城。”这个月，凡四游玄武湖。
去年初，卜居于玄武湖之畔，或丽日晴和，或风朝雨夕，对湖光之美也算稍有领略。课堂讲授中，偶然提到前辈雅事，诸生无不临风怀想，同时却也提出疑问：那时候教授的生活怎么如此潇洒轻松？章黄学派的大名如雷贯耳，应该不是侥幸得来。黄侃先生的生活情趣，似乎与他们平时的期待视野不同，就像现在的杜甫雕像（画像），类多干瘦愁窘，使人不知诗人还有“放荡齐赵间，裘马颇轻狂”的意度。不妨仍然用《黄侃日记》来说话。还是在这些游赏的日子，除了作为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两校的教授所必须完成的教学任务外，3月16日，“看《后汉书・刘平传》至《班固传上》。卧看《声画集》。”3月17日，“看《后汉书・班固传下》至《弟五伦传》。”3月21日，“看《后汉书・十王传》。”4月2日，“读《后汉书》一卷。”4月3日，“看《后汉书》至《杨震传》。”4月11日，“看《后汉书・张衡传》。”几乎无日不读书。和中央大学的不少前辈相类似，黄侃一生治学，在八部书上下过苦功，这八部书是：《说文》、《尔雅》、《广韵》、《诗经》、《周礼》、《汉书》、《文选》、《文心雕龙》。其实，这些书，在他二十岁以前都已经读得滚瓜烂熟，有的甚至能够背诵。其后，则或不断重读，或兼及其他，触类旁通，就成为一代大师。至于治学，其主要形式就是批点。这也是中央大学其他教授的风格。我曾经拜读过王伯沆以五色作批的《红楼梦》，小楷细录，层次分明，时见奇思妙想，真知灼见。汪辟疆则一直有写日记的习惯，自少至长，不下百册。他的日记，实际上就是读书笔记。虽然大部分毁在十年浩劫之中，残留的几本，仍然内容丰富，新见迭出。在这一点上，南北学风似有不同。南方学者不轻言著述，往往就把读书心得化为数行小字。对此，人们常有非常复杂的感受，赞其渊默深稳，不激不随，却又叹其过于严谨，不能尽合于现代学术和教育的趋势。这当然是一件可以见仁见智的事。
（三）
玄武湖畔的鸡鸣寺里有一座著名的小楼，名为豁蒙楼，为清末两江总督张之洞所建，楼名取杜甫“忧来豁蒙蔽”的诗意，当年也是中央大学诸教授经常流连之处。1929年冬，黄侃、王伯沆、陈伯�、胡翔冬、胡小石、汪辟疆、王晓湘诸人雅集于此，即兴联句赋诗，成五言十四韵古诗一首，借得寺中和尚的破笔，写在两条长毛边纸上。诗是高情雅韵，人是逸兴雅致，中央大学中文系的名教授差不多聚于一堂，也算现代教育史上的一件雅事。豁蒙楼小巧精致，古色古香，两面临湖。闲来无事，与二三好友坐于其上，品茗清谈，凭窗而望，玄武湖的粼粼波光尽收眼底，真有“不知今夕何夕”之感。鸡鸣寺的素餐也闻名遐迩。记得有一次和诸友聚餐于此，正在品尝评点之际，八十多岁的比丘尼住持前来相问，合掌道乏，谈古论今，意趣无穷。可惜这样的雅事也不过是偶一为之，可遇而不可求。
南京这个地方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层层累积的文化情调，蔓延在一草一木之中，使这个城市充满浓浓的优雅之气。或许，在日益现代化的过程中，在过去与现在之间，读书人应该不仅担当知识的传承，还要体验和感受其中的文化气息，为现代人提供某一方面的精神资源。人们已经承认，现代体制下的大学，相对于政府和社会，应该保持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可是，在“浮躁”已经成为社会病的今天，大学里似乎却也并无二致。由此反观我们的前辈，应该有些体悟。时代不同，有些东西不可重复，也不必重复，但有些境界却可以不断延续，并赋予新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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