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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23日，是世界文学艺术巨匠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纪念日。但是，莎士比亚真正进入中国人的视域，却只有一个多世纪的时间。2014年、2016年分别是莎士比亚诞辰450周年、逝世400周年，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世界各地陆续举办许多隆重的纪念活动。在中国，2014年5月在南京大学曾举办了两场影响广泛的活动：一是中国外国文学学会莎士比亚研究会（简称“中莎会”）与南大外国语学院联合举办的“全国莎士比亚研讨会暨中莎会年会”，在纪念莎翁诞辰450周年之际集中检阅了中国近年莎学成果；二是隆重举办了“莎士比亚之夜”戏剧晚会，纪念1964年南大在莎翁诞辰400周年之际举办并在当时取得轰动效应的莎士比亚戏剧节。
志怪、贵族趣味到现代精神
1902年，梁启超第一次将Shakespeare译成了莎士比亚，其实早在1839年林则徐请人把《世界地理大全》翻译成《四洲志》时，就曾提到“沙士比阿”等西方人，说他们“工诗文，富著述”。第一个介绍莎士比亚的中国人是清政府驻英公使郭嵩焘，他在1879年1月18日观看了《哈姆莱特》演出后，在日记中写道：“舍克斯毕尔戏文，专主装点情节，不尚炫耀。”1903年上海达文书社出版了《莎士比亚故事集》中的10个故事译本，命名为《�外奇谈》，译者未署名。这是中国读者接触到的最早的莎剧故事。1904年，这本《莎士比亚故事集》被当时“不审西文”的翻译奇才林纾全部译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林纾把这本书归为“神怪小说”，书名为《吟边燕语》。田汉在1921年《少年中国》杂志第2卷12期上发表了译作《哈孟雷特》，在中国第一次有了以戏剧形式、白话文翻译的莎士比亚作品。
这个阶段莎士比亚在中国还仅仅被误认为是传奇小说家的代表，他的作品多被归为《聊斋志异》《阅微草堂》一类的志怪小说，而林纾秉承的文学译介理念也在这一时期被斥为消遣与怡情，不能发挥文学改造社会的功用。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关于是否值得翻译如何翻译莎士比亚的作品，在中国的文人学者之间还有一番争论。1921年，郑振铎呼吁翻译家能够用文学作品改变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引导中国人关注现代的人生问题，接触现代的思想，而莎剧这样的古典主义作品，则恐不能当此任。茅盾对翻译则持“应该审时度势，分个缓急”的观点。郭沫若则重视莎翁杰作的超时代影响。与之相反，茅盾评价莎士比亚是本身并没有多少深刻、内在思想的媚俗作家，莎士比亚不能发挥文学作为社会的工具的作用。胡适在1921年6月的日记中写道：“Othello（《奥赛罗》）一本，近代大家决不做这样的丑戏！又如那举世钦仰的Hamlet（《哈姆莱特》），我实在看不出什么好处来！Hamlet真是一个大傻子！”
鲁迅对待莎士比亚，则体现了出了其深刻的人文主义情怀。王国维相当准确、深刻地把握和揭示了莎士比亚戏剧之思想与艺术特征，他这样评价莎士比亚，“一面与世相接，一面超然世外，即自理想之光明，知世间哀欢之无别，又立于理想界之绝顶，以静观人海之荣辱波澜”。
上个世纪30年代是莎士比亚在中国命运的一次大转折，因为这一时期在文人和学者中形成了一股翻译莎士比亚戏剧的热潮。其中，梁实秋翻译出版莎剧8部，曹未风翻译出版11部，朱生豪翻译出版27部。这一时期的莎评文章也有130篇左右。胡适一改对莎士比亚的偏激看法，把莎剧列入其力推的翻译计划。茅盾也改变了先前的认识，他把莎士比亚定位于现实主义作家，并第一次向中国读者介绍了源自马克思的“莎士比亚化”这个概念。著名莎剧翻译家朱生豪把翻译莎士比亚看作是与强烈的民族自尊心紧密相关的事业。鲁迅也把莎士比亚的作品看作是改造国民性的利器。
上个世纪40年代，中国的文人学者已经开始把莎士比亚戏剧更多地与中国的现实联系起来，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张天翼在1942年《谈哈姆雷特》中说：“哈姆雷特所体现出来的精神就是‘现代精神’，其核心是‘怀疑和否定’，现代中国需要用这种‘怀疑和否定’精神去反对独断主义”。戏剧家焦菊隐说哈姆莱特是一面镜子，一个教训，他的悲剧告诉我们抗战的胜利系于全国人民和谐的行动，更系于毫不犹豫地马上去行动。
上个世纪50年代的中国莎评秉承了苏联的思想，把哈姆莱特当成是一个人文主义者的典型形象，阿尼克斯特认为：哈姆莱特事实上是位战士，是一场解放人类的光荣战斗中的一员战士。他不能找到‘改造世界的现实途径’以及身上的其他弱点，乃是‘由于时代条件所局限’。”这形成了对《哈姆莱特》这部莎剧最重要巨制的一种绝对化二元对立式解读。诗人、文学评论家、翻译家卞之琳完全接受了阿尼克斯特的基本观点，并在1956年写六万字长文《论〈哈姆雷特〉》，进一步强化了哈姆莱特作为“先进的人文主义战士”的论证。“在‘先进的人文主义者’光环的遮蔽下，前苏联和我国学术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听不到否哈派之声。”这确立了其在我国学界“权威”、“主导”甚至“定论”的地位，在五六十年代不断被强化。
一场独此一家的莎剧演出
上世纪50年代，在中国文化界一直持续着非学术性“批判”。1957年反右斗争后，知识分子统统被划入资产阶级范畴，因此知识分子广泛受到歧视，感到压抑。1962年，全国的政治氛围有所变化，全国科学家座谈会和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于当年3月同时在广州召开。科学家、剧作家倾诉了几年来遭受“左”倾思潮迫害的痛苦。会上，周恩来、陈毅等领导人对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重新作出了评价。陈毅副总理在会上正式提出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也就是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
南京大学教授陈嘉先生大受鼓舞，便倡议在1964年，莎士比亚诞辰400周年之际举办莎翁戏剧演出。这一倡议一提出，就得到了梁士纯、沈同洽、夏照滨等教授和英语专业广大师生的积极响应，同时还得到了当时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的大力支持。经过半年多的排练，1964年5月16日，在陈嘉先生的带领下，南京大学莎士比亚戏剧节开幕，在鼓楼校区大礼堂举行了首场演出，陈嘉先生主演《哈姆莱特》，梁士纯先生主演《李尔王》，沈同洽和夏照滨先生主演《凯撒大帝》。当时还是学生的钱佼汝、金丽文和杨治中等主演《威尼斯商人》。后来成为陈嘉研究生的南京大学教授刘海平也在四部戏中跑了龙套，他们描述当时扮演哈姆雷特的陈嘉穿着从上海戏剧学院借来的古洋装，虽然当时已经年过半百，但举手投足间自有一股英气，音质醇厚富有磁性的嗓音令众人倾倒。匡亚明校长亲临观看，并对演出予以充分的肯定。后来，应社会要求，不久便在省政协礼堂加演了一场。
那次演出是南大外文系历史上一项重要的文化活动，可以说是史无前例，在全国高校的英语专业中也是独此一家，确实轰动一时。国内英美文学专家、北京大学的杨周翰先生和莎士比亚戏剧著名译者卞之琳先生都专程前来观看演出。卞先生事后深有感触地说，陈嘉先生真有魄力，南京大学外文系真了不起，我们在北京都做不到的事情你们做了，而且做得很好。这是当时全国唯一纪念莎士比亚诞辰400周年的大型演出活动，从构思排练到演出，陈嘉先生亲手策划，倾注了大量的心血，陈嘉先生还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让莎士比亚走出课堂，走上舞台，通过活生生的舞台人物形象，让更多的人近距离体验和感受莎士比亚的魅力，让更多的人了解莎士比亚，懂得莎士比亚，喜欢莎士比亚。
然而好景不长，在1966年文革开始不久后，莎剧演出便被批为“牛鬼蛇神，粉墨登场”。陈嘉先生被定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双料牛鬼蛇神”。说也凑巧，那年莎剧片断在南大的首演是5月16日，而两年后的5.16正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日子。陈嘉先生所策划上演的莎剧片断便成了他利用文艺形式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大罪状，大批判文章刊登在了1966年9月的《新华日报》上，陈嘉先生也因此遭到“红卫兵”的侮辱和摧残。
文革岁月，刘海平在南大校园亲眼目睹过匡校长、陈嘉、夏照滨等许多老教师受到“红卫兵”的侮辱和摧残。在一次批斗中，陈嘉先生被挂上双料“牛鬼蛇神”的木头牌子推到台前，栓木牌的细铁丝，由于木牌太重，已经勒进了陈嘉先生脖颈的肉里。在一片喧嚣声中，当时是英文系四年级学生的刘海平善良、机智、勇敢地跳到台上，一边说着“牌子歪了，没有挂好”，一边迅速地把铁丝拿到了陈嘉先生衣领的外边……这个细节刘海平本人早已不记得，却被陈嘉先生家人铭记在心半个世纪。
2014年5月16日，晚上7点钟，南京大学仙林校区的剧场里，所有的灯光全都熄灭了，7声沧桑的钟声过后，演出开始了，全场一片寂静。而台下的观众中有不少亲历过1964年5月16日的那场南京大学莎士比亚戏剧节。当年与陈嘉先生演对手戏，饰演《哈姆莱特》奥菲利亚的八旬老人张婉琼老师专程从美国飞回来，参加这场在她看来意义重大的纪念活动。这次活动的策划者和组织者是南大教授刘海平，他追随恩师陈嘉先生的脚步，50年后的同一天，同一时刻，在纪念莎士比亚诞辰450周年之际，同样在南大组织举办了一场莎士比亚晚会。晚会的总导演是刘老师的学生范浩博士，而重演当年演出片段的同学们又是范老师的学生。南京大学的莎学研究、教学和演出，就这样一代一代地传承着。
在莎士比亚研究界素有纪念“Shakespeare Jubilee”的传统，每逢50年举办一次隆重的纪念活动，如果没有陈嘉先生带领下的1964南京大学莎士比亚戏剧演出，那么中国在过去三个世纪的纪念莎士比亚的国际Jubilee大事记中，将是一片空白。如果不是刘海平老师组织活动纪念50年前的演出，就不会有记录这两场活动的英文文章，向世界莎学界讲述中国莎学的故事。正是由于南大人的壮举，才使得著名的LIT公司出版的记录世界各国1769-2014年间莎士比亚Jubilee的文集里（Shakespeare Jubilees: 1769-2014），有了中国莎学在1964年那特殊年代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本文删改自2016年4月15日《现代画报》上对从丛老师的访谈文章，原文作者王冬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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