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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成立以后，在南京设立了一所南京高等师范，是东南各省的最高学府，后来改为国立东南大学。我在民国十四年夏天，考入东南大学，距现在已经六十年了。国民革命军完成北伐后，定都南京，我们学校几经易名，最后定名为国立中央大学，那时我正在学校。再过三年，到民国十九年夏天，我才毕业，在校整整五年，沐受由南高以来的传统精神甚深且厚。
对日抗战时，学校迁往战时首都重庆的沙坪坝，胜利后迁回南京。几经搬迁，似乎在南京开始创校，由南高而东大、由东大而中大，这一段创校时期所建立的传统精神，知道的人已经渐渐地少了，现在欣逢创校七十周年，我愿把我在校时所沐受的传统精神说出来，以与全体校友共勉，还请大学指教。
第一、我们母校是具有“革命建国”的坚忍奋斗精神的。
―――孙中山先生创立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首都就定在南京。南京有龙盘虎踞的形势，民族英雄明太祖革掉蒙元的命，就定都于此，至今他的陵墓巍然尚在，可以引发人“革命建国”的雄图壮思和坚忍奋斗的精神。袁世凯把首都迁往北京后，承袭了帝制时代的官僚和军阀的遗风，而南京则仍在孙中山先生“革命建国”的精神笼罩之下。民国十四年孙中山先生逝世于北京，南京各界立即召开追悼大会于秀山公园（是当时南京最大的一个公园，由前江苏督军李纯出资兴建的），民众坌涌而至，规模级为宏大，气氛极为悲恸。国民党人又乘机将孙先生的主义与政纲大肆宣扬，各校青年大为掀动。
我那时正在钟英中学准备毕业和升学考试，也被卷入了这革命浪潮，勇敢地加入了革命阵营。等到考入东南大学后，被组织指派参加学生会活动。那时东南大学的学生会是三权鼎立制，一为执行部，设正副部长各一人，主管行政事宜；二为评议会，设评议员二十余人，主管立法事宜；三为裁判院，设裁判员七人，主管司法事宜。我以一个预科的学生，竟当选为七名裁判员之一，颇为当时同学所瞩目，但也因此而暴露了我革命的身份，被军阀的特务人员列入黑名单，几乎送了一条小命（那时我才十七岁，所以说是一条小命）。
我们东南大学的革命同志，工作都很努力。有时为了培养自己的宣传口才，常常黑夜摸上台城，对着玄武湖发表演讲；有时为了张贴标语，常常深夜徒步南京城的大街小巷，走得精疲力竭；有时在微弱的灯光下，阅读上海民智书局出版的三民主义、建国方略，以及上级发下的刊物和指示；有时在隐僻地方（如体育馆的地下教室），召开小组会议，交换工作经验与心得，并提出对上级的建议。
东南大学是全国最早实行男女同校的大学，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革命的一页，但那时男女同学绝少谈恋爱的，上课时女生坐在靠近讲台的前面，从来不回头看一看男生，和男生说话那就更不用提了（当然偶尔也有例外，如同乡和亲戚，见面时也打招呼）；女生宿舍，男生都不敢去闯关，女生指导李玛利那个外国婆子，虽然风度很好，但理谁也不敢去惹她。有一次，有一位新文学家丁丁先生（后来改名为丁淼）以革命嫌疑被捕下狱，我们的女同学史人范国志却勇敢地送牢饭给丁先生，亲切地安慰他、鼓励他，成为南京一时天大的新闻，这也是革命精神的表现。一九五一年，丁淼先生率领香港文艺访问团来台，我奉命接待，谈起这件事，他还感激史同学不尽。
民国十五年国民革命誓师北伐以后，我们的革命同志在学校里，天天为革命军做宣传开路的工作，因此深为军阀的走狗所猜忌。郑定泰同志（后来改名郑学稼）差一点被捕，远走日本，改学经济，他和我同住在成贤街第二宿舍北舍的楼下，对门而居。记得逮捕他的人是下午五时到的，他是四时得到消息走的，真是危不间发。等到北伐军由广东而福建，由福建而浙江，日有进展的时候，张宗昌派褚玉璞率兵南下，进驻南京，援助孙传芳，首先派兵包围东南大学，搜捕革命党，住在我楼上的成律（湖南人）、吴光田（江苏常熟人）两个同志不幸被捕，慷慨骂贼，不屈而死。其他同志有了高度的警觉，纷纷走避，后来虽又包围两次，也就一无所获了。
北伐成功，中国统一，南京重为首都，政府垂念勋烈，特在我们的校园―――梅园―――树立一个成、吴二烈士的纪念碑，与我们校园里耸立一千五百余年的六朝松，同归不朽。这一种纪念学园内革命烈士的纪念碑，是全国各大学里所没有的。我每一想起这些往事，辄为我们母校拥有这一种“革命建国”的坚忍奋斗的精神，而感到无上的光荣!
第二、我们母校是具有“尊师重道”的诚敬恳挚的精神的。
―――我们母校是由南京高等师范起家的，要成为师范，必先尊师，师尊而后人乐于为师，为师重在传道，道重而后师尊，“尊师重道”是我们中国传统的教育精神，而这种精神在我们母校是根深蒂固的，校名虽屡改，校址虽屡迁，这种精神却从来没有衰竭过。
我入学已在东南大学的时代，记得那时有许多学者故意丑诋中国文化，把中国文化说得一文不值，主张彻底地摧毁掉，办杂志大肆宣传，蔚成一时风气；唯有我们东南大学的师生屹然不摇，我们很理智地衡量，对于自己民族文化失掉信心的人，还能爱自己的国家吗?把自己民族文化的长处完全抹杀掉，把一些小缺点拼命地夸大，以偏概全这是公平的吗?这是合乎科学的吗? 把所谓“新青年”都变成“洋迷”，’甘心臣服于异族，这是国家民族之福吗?
我们也办了一个杂志，叫做《学衡》，唤醒学术界的理性，对一些辞邪说，要读者加以客观的理智的衡量。我们的教授柳翼谋先生（诒徵）特写了一部《中国文化史》三巨册，对学生讲授，让学生看到中国文化的全貌和真相，也让青年们自己理解中国文化是否真的一文不值。我们的教授王伯沆先生（瀣）特别开了一门“四子书”的课，阐述中国文化里精微的“道”与“理”，每逢开讲的时候，一间最大的课室里，学生总是坐得满满的，到得迟一点的就挤站在门口和窗口的走廊上，静悄悄地没有一点声息，只听见伯沆先生的南京口音在侃侃而谈，娓娓不绝，渊渊入微。
抗战的时期，日本人进攻南京，伯沆先生得了中风症，不能随校撤退到后方，一介书生，贫饿交迫，日本人闻讯，送钱送米，到他家里，都被他拒绝了。他的情形，被沦陷区的学生知道了，并传到后方，后方的学生也节衣缩食，筹集款项，与沦陷区同学合作，接济他们的生活，直到他的逝世。
我们东南大学的重道与尊师，其诚敬与恳挚的精神，完全出于衷情的自然流露，绝非出于矫诈与做作。最可敬的是我们文史以外的各科教授，都是一流学者、科技专家，如秉志、胡步曾、邹秉文……，都团结在校长郭秉文，副校长刘伯明的周遭，一方面发展科技的新知，一方面共同发扬中国文化的精神，把《学衡》杂志办得更有声有色，校内的学术风气，在尊师重道的精神推动下，更显得活泼而有生机。到了国立中央大学的时代，首任校长张乃燕，副校长戴志骞（超），仍沿袭东南大学的旧规，尊师重道的精神依然如故。后来出身北大的朱骝先（家骅）、罗志希（家伦）两先生相继出长中大，也没有改变这种“尊师重道”的精神。即如罗志希上任时，首先拜望的是曾在北大教过他的季刚（侃）教授，执礼甚恭，由此可见一斑。既由校长领头对教授尊敬，学生自然闻风响从；教授得到尊敬，自然乐于为传道、授业、解惑而尽心尽力。我们中大校友在社会上服务，大都有高水准的表现，能力突出，声誉卓著，就是由“尊师重道”得来的。
第三、我们母校是具有“刻苦好学”的勤俭朴实的精神的。
―――一般贫家子弟缴不起大学的学杂费，都喜欢进入完全公费的师范读书，南京高等师范所收的学生绝大多数是优秀的贫寒子弟，他们自然而然地形成一种刻苦好学、勤俭朴实的学风。
我初入东南大学时，住在学生第一宿舍，一早起来，到校园里散步，呼吸一些新鲜空气，就看见孟芳图书馆（前督军齐燮元为纪念他的父亲齐孟芳捐钱盖的，是东南大学最大的建筑之一）门前，学生排成一里多长的长龙阵，使我吓一跳，询问之下，才知道要到图书馆阅览室看书的人太多，不在图书馆开门前排队，就找不到位子，每天都是如此，并不是应付考试的偶然现象，可见那时学生是怎样地刻苦好学。
我们同学的穿着，大都是阴丹士林的蓝布长袍一件，布鞋一双（偶尔也有穿鞋的）；女同学则布褂黑裙，清汤挂面的头发，毫无装饰。走到街上，老百姓一眼就看出，这是东南大学的学生，绝对不是从教会大学出来的。我们同学的饮食，有许多人在农场门口的面摊上，一天吃三碗面，也就过去了。我也曾度过这种日子，后来老学长乔一凡聘我在他所办的钟南中学教一班初中国文，每月送我三十元，我才在学校附近的仁记饭店包了一客八元的一月的伙食，多下来的钱就买书和零用，不再向父母要钱了。
到了中央大学，许多学校（如河海工程学校、法政专科党校……）合并进来，学校的规模扩大，设有八个学院，成为全国最大的一所大学，由于位居首都，名师麇集，各省和优秀青年也纷至沓来，但是我们东南大学的刻苦好学、勤俭朴实的学风，则仍相沿不变。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我们中央大学迁校于战时首都沙坪坝和柏溪，校舍简陋到了极点，师生生活都很艰苦，敌人的飞机又时常来窥探和袭击，我们则安之若素，弦诵不绝，把刻苦好学、勤俭朴实的传统精神发挥尽致……我们学校刻苦好学、勤俭朴实，以及尊师重道、诚敬恳挚，革命建国、坚忍奋斗的传统精神，应该是可以绵延下去，并且发扬光大的。
（原载《中央大学七十年》，[台]国立中央大学印行）
【作者简介】
高明（1909―1992年），江苏高邮人。著名文化学者、教育家。1926年考入国立东南大学，1930年毕业于改名之后的国立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青年时期，以热血之姿，矢志报国，从事地下革命工作；后投笔从戎，任江苏省保安干部训练所及江苏中心民校校长训练班教官，以抵抗来侵日军。抗战期间，先后在中央政治学校、西北大学、政治大学任教。赴台后，创办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招收台湾首批文学博士研究生；主持政治大学、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系及中文研究所。1975年退职后，专心著述，兼从授业，为阐扬传统文化奉献毕生。主要著作有《帛书老子校注》、《中国古文字学通论》、《古文字类编》（增订本）、《古陶文汇编》等。
（图片来源：南京大学档案馆馆藏国立中央大学学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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