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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81年9月，我与南京大学一批青年教师，分别赴美国各大学当访问学者。我在纽约哥仑比亚大学历史系按计划呆了二年，于1983年9月准时回国。
作为文革后第一批政府派出的留学生，我们是幸运的，访学时间定为二年，为我们的学习提供了时间保证。但事实证明，当时中国学生留学的准备是那么的不足，外语不能过关，专业知识也有相当差距，这些都制约了我们的进修与学术交流。所以，在出国前，学校请了外藉教师与本校外语老师给我们补习外语。大多是抽晚上的时间，外教多在白天。有一段时间，我们还曾集中在南园的一幢集体宿舍，吃住在学校以便全力以赴学外语。
我们很高兴，住在南园宿舍上下铺，就如同回到了大学生时代。如果不是为了补习外语，怎么可能回到昔日的学生宿舍呢！这时刻，南园对我们变得格外亲切有情了。
学校很重视派遣留学生这件事。校领导中范存忠副校长主管这件事，并让师资科李老师做具体工作。从此，李老师与我们几乎朝夕相处，负责我们出国事项，包括出国前的英语补习。
教育部为保证留学生出国学习的基本能力，举办了全国性外语水平考试。这件事办得很严肃认真，进考场那个气氛就像考大学一样。原来，当时的出国准备工作是在两方面进行的。一是外语达到及格分数线；二是联系要访问的大学。我通过美国教授约翰・穆四基与华裔学者徐中约分别联系上了哥仑比亚大学与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我未加反复考虑，就决定去哥仑比亚大学，只是因为听说哥仑比亚大学是著名大学。后来才认识到那个圣巴巴拉大学才是我该去的学校，美国外交史的学术权威亚历山大・第孔代就在那里任教。这个学校又被认为是全美最美的校区之一。想起这事，至今还有一种失落感，我痛失了一个难得的追随大师的机会。
当我向李老师回报联系情况后，他缓缓地拿出了他的工作手册，查到了我的外语考试成绩，57分。他告我这个成绩时，我很淡定自若，因为这符合我自己的估计。我的听力较差，这个部分得不到太多分。但我在单词、语法、作文等方面不算差，能得到不少分。我的成绩在这50多名考生中名列第三。第一名是物理系卢德馨，72分。第二名也在60分以上，名字记不得了。在这种情况下，学校采取了权宜措施：我们的“学监”范存忠副校长决定，适当降低及格标准，从60分降至50分，即50分可以办理出国手续。在这件事上，范老的决定为我们打开了方便之门，我们大抵都在1981年末与1982年初出洋留学了。
（二）
我到哥大后的开始几个月，还去校方办的英语先修班上过课。
穆四基教授介绍我进这个班，并且免了我的学费。这是专为第三世界留学生办的。上世纪80年代正是第三世界许多国家经济腾飞的年代，南美的巴西、亚洲的“四小龙”，还有中东地区的一些石油国正在崛起。这些国家的众多学生或政府资助或自费，到美国等国家留学。他们需要补英语课。哥大的英语先修班便应运而生。据说，其它一些有外国留学生的大学也办起来类似的英语补习班。我在那里听过几个月课，每周二次，主要是教师讲，以便训练学生的听力。先修班办得很活跃。有时教师组织讨论，让我们讲，以便我们可以适应各种口音的英语。还组织过二次参观大都会博物馆。至今，给我留下的印象倒不是英语长进了多少，而是我在这里长了许多见识。“见一叶而知天下秋”，我似乎第一次见到了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每次一进教室就看到这么多不同肤色与不同服装和表情的青年人，觉得很新奇，很兴奋。
在这个国际上赴美留学的大潮中，美国的教会也有行动。他们组织教徒每周上教堂来，与外国学生对话。每个外国学生到教堂报名参加对话，由教堂工作人员安排时间，每周一次，约一小时左右。这个哥特式风格的建筑离哥大校园很近，哥大的中国留学生大多去参加过对话，只当是饭后散步与参观教堂。其实，这与其说是训练口语，还不如说是美国居民与中国学生互相接触，了解对方社会。
这二年，我主要是进修美国史与美国外交史。我把美国史与美国外交史定为我的研究方向，是与我在出国前写了一本《美西战争》小册子分不开的。文革前，我教的世界近代史是一门通史课，对其中任何一个国家包括美国史没有特别的研究。只是因为写了《美西战争》一书，对19世纪末20世纪之初的美国才多了一份了解，也算是为日后的研究打下了一些基础。于是，我产生了研究美国史与美国外交史的想法。没有想到，从此这成了我一生的事业与专业。
哥仑比亚大学是常春藤八大名校之一，它的历史系也很强。历史系办公室墙上挂上的那些大照片都是在系里任职过的史学大师。如30年代的查尔斯・比尔德，被公认为史学“巨擘”，著名的“进步主义史学家”之一。（注：另外二人是特纳与帕林顿）他的名著《美国宪法的经济解释》，开创了用经济解释美国历史的进步主义史学，学力无边，影响深远。又如思想史权威霍夫斯塔德特，是二战后最负盛名的年轻一代史家之一，二度获普利策奖，是战后和谐史学学派奠基人之一。如今，他的研究生多已成为美国史学界的栋梁。我常听中国留学生洋洋自得地介绍自己的导师：“噢，他（她）是霍夫斯塔德特的学生。”这些中国学生以当上霍门弟子的学生而倍感自豪。然而，外交史不是历史系的强项，历史系开设的全部课程中，仅有一门外交史课即亨利・格拉夫教授讲授的“20世纪美国外交史”。
我第一学期听了亨利・格拉夫教授的课。第二学期听了另一位教授讲的“20世纪美国史”。他们二位都没有介绍必读教材，我听他们的课收益甚微，主要靠自己找书读。不久，我就知道了美国大学里的讨论班甚有特色，为世人瞩目。哥大有不少讨论课。最著名与出色的是布热津斯基的讨论班。布热津斯基是与基辛格齐名的国际政治专家、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名声在外，他主持的讨论班自然报名踊跃，但他限制这个班的人数是10至12人，时限为一学期。对讨论班人员只有一个要求，每次都要对讨论的问题发表见解。二次不发言，就要对其亮出黄牌，警示退出讨论班。
哥大的讨论班更多的是面向全校师生开放的讨论。一个主持人，一个讨论题，用广告的形式张贴出来，邀请有兴趣者在约定时间前往参加。广告多贴在大楼的电梯口。我称这为开放式讨论班。实际上，参加者一般在20人左右，基本上都是在中午举行，时间约1至1.5小时。我住哥大学生公寓，初时觉得电梯门口七歪八斜贴上了这么多的广告、字条，很不顺眼，后来发觉这里是一个信息中心，什么广告都有，这对我们是非常有用的，我与方纳教授取得联系不是也始于一张方纳演讲会的广告吗？渐渐地我对参加讨论班发生兴趣，一则可以听取信息与观点，二是可以藉此交到朋友。在哥大2年，前后大概参加过这类讨论会十几次。具体内容记不大清楚了，总之，多是有关于美国历史与现状。主持人讲上刻把钟或半小时，而后让大家自由发言，气氛很轻松、很活跃。发言是围着一个大桌子进行的，人多时，后排也入座。离会议桌不远处置放一个大方桌或长书桌，上面放上几种饮料与小点心，供与会者享用。这就是所谓“讨论班”。牛津高级英语词典的解释是，“（大学或暑期学校）学生为研究某问题而与教师共同讨论之班级”。布热津斯基的讨论班即如此。从中可见，在讨论班学生是主体。
美国大学进一步把它变成没有教师，只有主持人，广大与会者一起来讨论某问题。美国人甚至把演讲会也看成讨论班。我旅美回国不久，一次，大历史学家奥斯卡汉德林应邀到南大历史系作关于美国移民问题的演讲，我们都聚精会神地坐在台下，准备听这位大师的演讲，谁知他老人家一开始就没有�出演讲者的架势，像是我在哥大参加过的讨论班的主持人。果然，他讲了约一刻钟，就向台下示意说，“现在你们提问题吧！一起讨论。”听完这个讨论会后，我想起了我在哥大的经历。我领悟了讨论班的精神真的已浸入美国学术界与学者，包括像汉德林这样的大师身上了。这是民主与平等的精神在美国教育与学术领域的表现。
我在哥大的进修主要是阅读、上图书馆与书店搜集我的专业书籍。哥仑比亚大学的大图书馆是极好的，在美国属一流。可以说，书后的图书介绍上列的书都能找到。还有许多珍藏本。图书馆书库可以凭证自由出入，我常去找书，坐在铺着地毯的地上阅读，一读就是几小时。暗淡的灯光下，视力容易疲劳。我有时还去书库找那些不进入流通领域的书，其中有相当一部份是成套的书，如华盛顿文集、杰弗逊文集等，都是洋洋五六十大卷，只是因为缺失了几卷，而不再进入流通，供借阅。也有些书多有复本，不必将所有复本都上架了。我曾为南京大学历史系做了一件有益的事，即办理双方对等换书。哥大图书馆工作人员很慷慨的把我挑选出来的书（共二批，计二百本）当场海运邮寄到中国（南京、南京大学历史系资料室）。在我办理这一交换图书的过程中，得到过一位华人管理员的帮助，实际上这个“交换”的主意就是她出的。果然，事情办成了。
（三）
除了上图书馆外，我经常去我寓所附近的一家地下书店与哥大书店看书、购书。也常去闹市的几家旧书店看书、购书。
地下书店开在公寓楼的地下室，相邻二间。二间屋子，乱槽槽地堆满旧书。我在这里第一次见到托马斯・帕特森著《美国外交政策史》，是该书的第一版，出版于1978年。精装本一厚册。原来美国出版界出非虚构类著作有这么一个惯例：第一版第一次印刷发行时，出精装本，印量不太多，以免赔本。这一做法具有试探性质，探测市场的接受程度。如畅销，立即发行平装本并加大印量。帕特森的书是一本大学教材。出版后即受到欢迎，一些学校把它作为美国外交史这门课的教材。于是第二版便是平装本二大册了。之后再版不辍。当时，我怎么也不会想到，我将是这书的中文译者。
这个地下书店于我还有一个故事：就是老板送过我一本美国史名著，即大史家亨利・康马格著《美国精神》。因我报告他书库下水道在溢水，老版从数本渗水的书中拣这本基本完好、略有水印的书送给了我。当时，我对该书不以为然，因为该书的同类书不少，后来，在我对美国史的学识不断积累后才知道该书是一本研究美国文化的经典。20世纪90年代，中国翻译出版了该书，中译本取书名《美国精神》，我给我的每届博士生讲课时，不会忘记介绍这部名著的。
哥仑比亚大学书店，中等规模，有大量新书与装帧精美的图书。最吸引我的是店里的特价书。美国的精装书价格昂贵。上世纪80年代，一般定价三四十美元。但一旦特价，也就变得特别便宜，经常是一折二折出卖。这些书的封底上常贴着＄3.99，＄2.99的小纸片。最爽人的是一元书，一本原价几十元的新书，现卖一元，书店是只求卖去，不再返库。一个解释是房租高昂。高价租的库房用来存书，不如早早把存书卖掉，腾出空间存新近出版的书。一句话，加速图书的周转率是特价售书的原委。至今我的书架上有哪几本是哥大书店的特价书我还记得。每当拿着这几本书读时，由然想起在哥大书店找书、买书的情景。心里还是甜滋滋的。
逛书店是我访学期间一项重要生活，占去了我相当多的时间，收获也很大。有时旧书店一站几个小时，不觉中已读了几十页书或浏览了许多书。这个学术积累是不可低估。我的许多学术信息，图书信息可以说都来源于此。记得有一次在第五大道一家大旧书店，我呆了一整天，午餐就在书店附近的一家麦当劳用的。吃完一份汉堡包，马上再回书店读书，书店像是我的图书馆。那天，原来去买一本方纳教授推荐我的书。书名《美国：帝国主义与反帝国主义》，作者是一位苏联旅美学者。方纳告我，那家书店比较开放，出售所谓“进步”书籍。我买了此书后接着就浏览该店的书，找些有兴趣的读了起来。那位苏联学者在美国呆了五年，潜心研究美国史，经常请教方纳，二人颇有一种师生情谊。这本书后来我在研究“美国民主派反帝运动”这个题目时，曾认真读过，希望有所启发，但读后感到其学术水平不高，所引资料与见介远不能跟美国同类著作相比。但这本书在苏联已是翘首之作，获得了莫斯科大学罗蒙诺索夫奖。
我买到淘到的那些书，都是我常读的书，是我撰写《美国外交史》、《美国现代化道路》等著作所必读的书。还有一些书，非常专业，这些书对我后来从事美西战争与民主派反帝运动更是不可或缺的。特别是，在哥大图书馆复印的那些当年民主派精英写的反帝小册子更是宝贵，即使在美国也难找到了。
让我最感欣慰的是，有许多书后来被我的博士生写博士论文用上了，而这些书确实是南大图书馆、南大中美文化中心图书馆与北京国家图书馆都没有的。这本不奇怪，也不是我的自夸，美国已出的书是那么丰富，任何一个外国图书馆也不可能珍藏那么多的书。我的硕士生后来在别的大学撰写博士论文时，也曾来借阅我的藏书。我为黄虚锋寄去C范・伍德沃德著《新南方》，为张澜寄去《威尔逊传》，这对她（他）们确是受益匪浅。这二本书都是获普利策奖的名著。
我每次从书店回来，总带上几本书，同公寓的中国访问学者初时感到不解，常问我，怎么多的书，都要带回国？他们都是学理工科的，整天都在实验室泡着，早出晚归，自有他们的治学方法与乐趣，只有我知道，这些书对我是太有用了。到回国前，我的书已200多本。怎么带回国呢？终于想出办法：去公寓楼下的垃圾场上，拣了2个新的大纸箱，居然把这些书都塞了进去。满满当当的二大箱，外面用宽胶带裹起来，比任何箱子结实得多。一位室友笑着说，这恐怕在飞机上掉下来也不会散开了。过海关检查时，检查人员难以置信是两大包书，划开纸箱见到书时才予相信。我估计，他们相信了但不能理解，因为当时回国的中国人，一般地都热衷于带洋货回国，而不会带上那么多的书，其中许多还是旧书呢。（作者为历史系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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