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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90年5月的一天，我到时年85岁、已经筹划主编200卷《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匡亚明名誉校长家。客厅正堂挂着大数学家华罗庚先生特为匡老写的条幅：“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针对我不理解他为何在这“老之将至”的耄耋之年要做这件对他来说很难完成的任务，他语重心长地与我交谈一个多小时。今概括其意有两大点：一、在延安整风时，他曾与毛主席谈及此事。主席曾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要给予总结，承继这份珍贵的遗产”，现在当怎样落实。主席当时告诉他：国统区蒋介石正打着孔子的幌子搞新生活运动，我们要与他划清界线，此事等我们掌握了全国政权之后，再深入全面地做。对此，他一直铭记在心，只是在解放后一个个的运动把此任务冲掉了。二、忽视了传统文化的普及教育，甚至一浪又一浪地批判孔孟，给政治思想领域造成了严重的恶果。他说：我一生坐过法租界的牢、北洋政府的牢、国民党的牢，越加残酷，但他们都比不上造反派的牢最难坐：私设公堂，无法无天，没日没夜的轮番折磨。这让我思考了一个问题：我们过去的教育整天讲斗争哲学，没有抓住“人之所以为人者”这个主体，许多青年不知什么是人、什么是中国人，怎样做个现代中国人，失去了起码的人性。所以，必须正本清源，本立才能道生。
匡老最后深吟“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表达心情。后来，我查《诗经・黍离》下还有“悠悠苍天，此何人哉”之句。是的，从那次长谈至今已26年，我心里经常在问：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匡老，您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
（二）
那次谈话后，匡老交给我“拾遗补阙”的任务，就是每部书稿在审稿人、副主编决定送匡老终审之前，由我看看还有什么不周全而需要进一步补正的地方没有，然后再送终审。这个任务对我极有挑战性。因为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的毕业生，虽做过17年的学报编辑，但对传统文化知之、懂之甚少。为不负匡老的重托，我一般是结合某部书稿，阅读相关资料。久而久之，潜移默化，慢慢认识到：匡老原是一位在非常之时，做非常之事，决心带领大家立非常之功的非常之人。
最早由读梁启超的学生张君劢《新儒家哲学发展史》所引发：他竟把梁师及梁的老师康有为看作导致儒学衰落的第一波带头羊。康、梁极力宣传孔子的拨乱世为专制、升平世为民主、太平世是世界大同，不仅为中国立法，也为世界立法，不仅为当世立法，也为万世立法，是托古改制的伟大“教主”，怎么会由他和梁首先导致了儒学的衰落呢？原来，在当时来说，他们虽然把孔子捧上了天，但很大程度上是“扛着红旗反红旗”的策略。他们把孔学的学脉分两支：主性善而求民主的孟学和主性恶而隆礼法的荀学。而刘歆与荀学相呼应，舍弃了孔孟的民主，篡改孔学本义，炮制专门为专制制度服务的伪经；现在的任务就是恢复孔子仁学、孟子“君为轻社稷次之民为重”的民主精神，而这种民主精神与近代泰西的民主制相一致。紧接着，梁启超便雷厉风行地宣扬近代以来政治、经济、哲学家们的学说。其间虽然也有将中国古人提倡私德的资料编成《德育鉴》的实例，但他那带有情感的笔锋，以雷霆万钧之势把西方民主思潮卷进了中国的思想界。有了梁启超等的宣传，儒学开始衰落。后来，一批留日学生，在日本维新学者清算儒学思潮的影响下，在1915年前后，掀起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更是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儒学真地被打碎了。
从历史的发展看，从1840年中英战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多难的中国，实是处在由中世纪的宗法专制社会向新民主主义进而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历史阶段。为了推翻旧世界，必须批判依着于旧社会的意识形态。批儒是很自然的事。但这种批判，应该像马克思对于黑格尔哲学一样，剥去为宗法专制制度服务的外壳而挽救其合理的“内核”，把儒学的人文主义精神挖掘出来以发扬光大。可惜，年幼的新中国接受了苏联老大哥教科书的影响，将确实存有的唯心论和唯物论普遍化、绝对化，并贯穿到中国哲学史的整个领域，又不恰当地套用社会发展的五阶段论，将西周社会作为奴隶制，使“吾从周”的孔子成为复辟奴隶制的思想家。后来党内不断开展不正常的路线斗争，使领导思想越发偏狭，竟然把《共产党宣言》中“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变成了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历史虚无主义。其间虽有许多学者坚守真相，但均成批斗对象。文革开始，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以及“打倒一切牛鬼蛇神”席卷中华，一时间，是非颠倒，黑白错乱，洪洞县里无好人，中华历史无真义。如果说，在文革中受难的仅仅是他匡亚明，他是定能忍受的，但受难的是举国之人，遭殃的是五千年的文明，这让一个从1926年就投身于革命的老共产党人，让在五四后就将儒学视作“祖产”，高呼中华儿女们，你怎么忍心抛弃“祖产”的匡亚明不产生终生之忧呢？
恰在他万分痛苦和彷徨之时，我们的祖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他看到了复兴儒学的特殊机遇，迅速抓住它。1982年9月16日在《光明日报》上，他发表了《对孔子进行再研究和再评价》，旗帜鲜明地引用了毛主席“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的指示，表现出一位教育家、思想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要在全国复兴儒学历史地位的宏大胸怀。在1985年，他在几位中青年学者的帮助下完成了《孔子评传》后，又争取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教委的支持，延揽国内（及海外）200多名著名学者或学有专攻的中青年学者，计划以20年的时间，撰写200卷的《中国思想家评传》，开始改变了学术界和思想界的风向。至今，不仅儒学之花开遍了祖国大地，孔子学院也座落在世界许多国家。今天，在我们检阅30余年的成就时，怎么能够忘记这位转变整个国家风气的老人呢？
（三）
匡老在主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同时，中央还决定他担任全国古籍整理出版小组组长，那一职位对于保护包含在流落民间的数千年古代典籍，传承灿烂的文化成果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评传丛书》则是原创性的学术著作，即通过当代各科学者对元典进行研究，撰写出既忠实于元典“意义”，又洋溢着新时代“精神”的著作。作为主编的匡亚明教授，起码有以下重要贡献值得铭记。
一、抓住中国古代文化特别是儒学的核心是“人学”这一根本认识，把270余名分布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的杰出人物，以“思想家”命名组成一套丛书予以研究，以展现多彩的中华文化的民族特色和认识深厚的中华思想发展的规律。当初，我和一些同志对于像秦皇、汉武等政治家，像刘徽、张衡等科学家，屈原、李白等文学家，统称“思想家”不甚理解，曾建议改用《中国政治文化名人传》命名。匡老否定了这个意见。认为不论何时何科的杰出人物，都是秉持“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三不朽的做人传统，以一技（艺）或数技（艺）救民于水火的人，所以，“在数千年文明演化进程中逐步形成的，用以指导中国人民实际，维系中华民族繁衍、生存、自强不息的那些共同的、有生命力的行为准则和文化模式，即以‘人学’思想为中心，贯穿于政治、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军事诸领域而形成的博大精深且丰富多彩的思想文化体系”。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抓住“人学”与各类实践、各科学术的体用关系，“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价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绩，作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
实践证明：以思想家命名来写文、史、哲、政、经、理、工、医、农各科杰出人物，不但没有掩盖他们在各科的特殊贡献，相反，由于采用了体用结合、各科交叉的研究方法，较之以往，作者对于传主的研究开拓出宽、高、新的局面。
二、提倡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的研究，对于将之融入现代社会的精神生产和生活，发挥出重要作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原则，一开始我们也心怀犹豫。那时，教条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还很深，一谈马克思主义就会联想到唯物论斗争唯心论的中哲史，担心会重返回以前的老路。针对我们这些同志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对立起来的思想倾向，他特别引用列宁“马克思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从全部人类知识中产生出来的典范”，所以，他以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双百方针概括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原则。这三原则，既是对优秀文化的继承，如乾嘉考据学“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摈”与实事求是，孔子的损益观与批判继承、《易・系辞》“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与双百方针，均有内在的继承关系。但匡老20世纪80年代提出这三条原则，更有崭新的意义。
实事求是当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它与正确理解的阶级分析法并无矛盾。如匡老为了准确地认清孔子的政治面貌和思想本质，专门赴云南还保留着古代社会特征的地区进行了长期考察，结合文献，他得出西周社会应该是封建领主制，并且用“以世论人”和“以人论世”相结合的历史唯物论，认定“吾从周”、“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的孔子实是一位“拨乱反正”、向往美好礼乐社会（大同）的理想主义者，从而清除了历史虚无主义的臆说，而恢复了孔子的历史面貌。（注：虚无主义是臆说，用史实清除它，恰是唯物论）
对于批判继承匡老更有独到的见解，即对事物的二重性用三分法来理解：“一、对其封建性糟粕进行批判和清除；二、对其人民性精华进行继承和发扬；三、对其封建性和人民性相混杂的部分进行批判分析，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即扬弃。”如“三纲”应“批”，“同则不继，和则生物”反映了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要“扬”。这好理解。问题是封建性与人民性混在一起的资料，如“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我们就不能只看到它的局限性而忽视了它的历史进步性，这样就会搞错一个命题的性质。反之亦如此。事实证明，匡老之“三分”，真正解决了研究传统社会及其思想史长期所面临的难题：人民性存在于何处，是否主要地存在中下层人、特别是农民战争之中？如果我们理解了列宁“社会主义学说则是由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的理论中成长起来的”的论述，就不难理解，古代中国最有价值的思想，主要的，正是产生在统治阶级的杰出人物之中；当然，普通劳动者，极少数通过个人奋斗而在不同领域做出杰出成就者，他们的思想则更为可贵。但这与“把思想史交还给人民”风马牛不相及。
（四）
在我们这个具有大一统传统的国度中，贯彻双百方针是比较困难的。当初，我们党明确提出了双百方针，后不久就把百家归结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家，双百很难执行。在《丛书》的组稿、审稿过程中，匡老和其后的终审组是坚持这一方针的。要理解：作者、审稿者，同是真理的追求者，也都是有知识缺陷的，只有在相互尊重和讨论中方能发现和发展真理性的认识。201卷、约6000万言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经过200余位作者、近百位审稿者的平等协作和自由创作，以20年的时间终于完成。现总观全丛书，对匡老当初“当代先进的中国人”应具备什么品质大体可以作出简要的回答。
一、主仁爱与尊礼法――“养成做人的自觉”。凡有利益差别和冲突，就会有丛林法则。儒家之高明处，就是通过仁和礼的教育，让人走出动物界。仁不是天生的，而是通过后天长期教育，一点点的积累而增长的爱心。除此，还必须有外在的礼法规范的约束（如何制定合理的礼法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而当把这些规范内化为心灵的绝对命令不思而行，这样就进入了“人之为人”的境界了。
二、博学与通识――“铺设成人的坚实道路”。人一生下来就是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分子。人不仅需要它们的养育，还要积极参与改造自然和建设社会的活动，一步步地将自己与那生疏的世界联系起来。然而，“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故有我痴、我执、我贪、我慢之患，所以儒家特别强调“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知识是一个人通往自然、社会的桥梁。它包含着才、学、识、美诸层次，获得它需要心血和智慧。真知越多，所穿过的客观世界越宽广；穿过的客观世界越宽广，越能凿通痴、执、贪、慢之我，进入“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
三、诚信与信仰――“以有限而至永恒”。人的生命是很有限的，诚信就是忠实职守，让生命熠熠生辉；但诚如孔子“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期将自己的德、功、学薪火相传。这必须有一种宗教般的感情。我深信儒家以“相人偶”来解释由“仁”至“大同世界”的含义。人对不知道、不理解的世界应有敬畏之心，真诚地爱着你的配偶、儿女、兄弟、学生、朋友，他们亦如你所行，一人传百人，一代传百代，久而久之，充满仁爱、将“劳动作为人生第一需要”的大同世界定会到来。
今年是匡老逝世20周年，今撰此文，表达对他老人家的追念。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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