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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46年9月我到南京的金陵大学求学。之所以选择金陵大学，一个原因是南京离家较近。更为重要的，是金陵大学有我向往的国内外知名专业：农业经济系。我虽然有一个文学梦，却没有想过要去读文学院。因为我那时心高气浮，并不觉得文学创作需要专门学习，总认为业余写作就行了。鲁迅告诫他的儿子：“不做空头文学家。”这句话对我也有些影响。我当时想通过大学学习，获得一个可以谋生的职业。考虑到在计政班学过一段时间，在经济学、会计学方面还有点底子，因此想以经济学为专业，毕业之后，或到银行，或到别的什么地区从事农业改良和农村改造。之所以会对金大农经系有点印象，大概是因为我有一个堂叔曾经就读过农学院的农艺系。
入学之后有一个摸底考试，以最终确定就读专业。结果，我未能如愿进入农经系，而被分到历史系。后来听说是历史系看中了我的语文程度，考试时我的语文成绩比较突出。虽未能就读自己心仪的专业，我也没有什么失落感，只要有地方读书，已经心满意足。
保送到金陵大学读书的青年军复员人员不少。曾经与我同一个连队的陈翘邦，就在园艺系学习，我们还住同一个宿舍。不过，进去容易，要毕业则很难。金大淘汰率很高。像历史系，一般情况下，能够获得学士学位的，往往只有入学时候学生人数的四分之一，其余四分之三都被淘汰了。因此，历史系在读的学生，四个年级加在一起，只有三十多人，规模不大。毕业生一般两人一间宿舍，以方便撰写毕业论文。写毕业论文的时候，人手一台打字机，用英文撰写。打字机可以借，也可以租。
高淘汰率对青年军学生而言，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到第一学年结束的时候，青年军出身的学生大部分被退学了。被退学的那些人，大都对国民党忠心耿耿，反对进步学运，但退学不是政治原因，而是学业方面达不到金大要求。听说离开金大之后，他们又被英士大学全数接收了。英士大学是为纪念辛亥革命元勋陈其美（字英士）而创办的一所大学，1949年被解散。我的成绩还不错，可以继续升学。陈翘邦也顺利过关。
由于是公费上学，学费、书费、伙食费都不用花。金大学生有一个伙食团，自费生要自己掏钱，公费生则都是公家出的钱。吃的不怎么好，但也不太坏。当时联合国救济总署有一批物资，因为金大的卜凯教授当时在救济总署，因此金大沾了光，我们吃的罐头，就来自救济总署的这批物资。都是部队的过期罐头，鱼肉制品。整天用罐头当菜，到后来都吃腻了，看到罐头就想吐。
我们睡的床铺也是来自联合国救济总署的，都是崭新的钢丝床。那时在南京能睡钢丝床是一种享受。夏天的时候，南京臭虫比较多，以至有外国人干脆把臭虫叫做“南京虫”。如果是木头床铺，臭虫就更多一些，有时蚊帐上臭虫可以排成一条线。睡上钢丝床，就可以免去臭虫困扰，太享受了。
（二）
金大初建时没有历史系。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1920年到金大任教，被安排在政治系。后来，在政治系下面开设一个历史专业，慢慢才把历史系的框架搭起来，以后才独立建系。因此，金大历史系可以说是贝德士一手创办，他也就成为首任系主任。贝德士亲手栽培起来的早期学生陈恭禄和王绳祖，一个擅长中国近代史，一个擅长世界近代史，分别撰有《中国近代史》和《欧洲近代史》，且都被列为商务印书馆的“大学丛书”，知名于全国。当时各大高校历史系都有“厚古薄今”倾向，而金大则在近代史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金大的古代史比较弱，在相当长时间里靠中央大学等高校的老师来兼课。给我们上古代史的，倒是金大的专任教师，名叫章诚忘，是柳诒徵的女婿。章老师学问挺好，但不擅长讲课，总是低着头看讲稿。学生背地里开玩笑：“章老师名字没有取好，容易忘记，因此要多看讲稿。”
金大仿照牛津、剑桥，对新生实行“导师制”，我的导师是陈恭禄先生。陈先生总是一袭长袍，一脸严肃。他以著述为乐，对我的指导不算太多。在选课方面，他给我提出一条要求：选课要尽可能宽一点。学校在这方面也有类似要求，对于文科生，还要求必须选两门文科以外的课程。除本校老师开的课，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女大）的课程也可以选。我选过的课程，有贝德士的俄国史、世界通史，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王绳祖的欧洲近代史、金大文学院院长倪青原的逻辑学、马长寿的社会学、贝德士夫人的美国史、金女大刘恩兰的地质学等。
金大老师的教学，有三点给人深刻印象。
一点是作业比较多，参考书也列得很多。作业当时叫做pa-per，和现在大学的“小论文”相似。参考书列得多，无法都看完，加上作业也多，开始的时候有压力。但日子久了，熟能生巧，也能应付自如，并且能慢慢领略这种教育的好处。众多参考书对于开阔眼界、增加信息量颇有助益，众多作业对于锻炼写作论文与培养独立思考也有帮助。
另一点是师生互动比较多。贝德士是牛津大学和哈佛大学出身，课堂上重视师生互动自不待言，就是陈恭禄等老师授课，也不是一讲到底，也注重师生互动。我至今都记得，在陈老师的课堂上，我曾经露过一手。大概是讲到鸦片战争的时候，他讲着讲着停下来问：“哪位读过《达忠集》？”恰好那一次大家都没有看过这本书，所以答不上来。我倒是从头到尾很有兴味地看过。我说：“我看了。”他说：“那你向大家介绍介绍吧。”于是我就随意介绍了几句。由于这个缘故，陈老师对我印象还不错。其实，我课外活动比较多，专业老师布置的参考文献从来没有读完过，之所以《达忠集》读得比较认真，是因为这本书编的文献，有很多是外国商人在中国沿海活动的记载，像游记一般，看着有趣。
第三点是课堂教学管理很严格。上课时虽不点名，但座位均按姓名英文字首次序排列，教师往讲台上一站，手持名册，环视课堂，谁到了，谁没有到，一目了然。我的姓氏“章”不是拼作“Zhang”，而是拼作“Chang”，因此上课时总坐在前面。附带说一下，金大的教学管理井井有条，但教务部门职员很少，如学籍管理责任最重的注册组只有两位职员。平常就是这两个人处理日常事务，到了要登录分数的时候，临时找学生当助理。
一般而言，我的课程学得还可以，但有两门课弄巧成拙。一门是经济学。我自认经济学有点底子，上课也非常用功。老师讲边际效用，介绍六个图解即六种模式，考试的时候，我自以为是地将其发展为十二种，以为肯定能得到老师的高评，结果却惹老师不满，只得六十分。另一门是逻辑学，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课程，但因为我已经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考试的时候难免有辩证唯物主义的语言，结果被比较保守的倪老师判了个“不及格”。这是我大学期间的一点缺憾。
（三）
课堂听讲之外，课余的party和讲座也都是学习的重要场所。
我的授课老师中，举行家庭party的只有贝德士夫妇。那是真正的“茶会”，英文名字就叫做“tea party”。茶会都在周末举行。事先他会在课堂上宣布一下，周末什么时间举行茶会，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参加。每次参加的人也不是很多，多的时候十来人，少的时候只有六七人。
茶会带有一点社交性质，老师会为大家准备一点花生米，一点饮料。茶会上的通用语言是英语，交谈内容则比较随意。比如刚开始的时候，贝德士会与大家交流各自的家乡。他会向大家介绍美国、欧洲他生活过的地方的情况，同学们则介绍自己的老家。深入一点之后，才慢慢有些实质性内容。比如我曾经在茶会上提出来对印第安文学感兴趣，贝德士便想办法帮我办理美国新闻处和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借书证。
在交流中，贝德士也曾经展示过他的收藏。如有一次他拿出一些基督教的画卷，装裱得很仔细，打开给我们看。那些画反映的，都是明末清初时期，天主教士采用“儒表耶里”的策略传教的场景，有的人穿着明代汉人的衣冠，有的人穿着满人的衣冠。这只是一种专业教育，并非有什么特别用意。贝德士虽是传教士，但不论是课上还是课下，都不向学生传教。他的布道活动，都在教堂进行。
金大的讲座很多，有些与历史专业有关，有些则没有关系，我都尽量去听，开阔眼界，增长知识。与历史专业有关的讲座中，我有点印象的是向达。向达是北大教授，利用学术休假的时间来金大兼课，都以讲座的方式进行。他的主要专攻在中西交通史，跟我们所讲也围绕这方面。最为难得的是，当时正好故宫博物院的藏品南迁，搬到了南京。他利用自己与故宫博物院的关系，带我们去南京博物院参观了部分藏贫，边参观边向我们讲解。
与专业无关的讲座也不少，罗隆基、马寅初、梁漱溟等人都讲过，也有一些外国学者讲。记得有一位外国女学者讲计划生育，陈恭禄先生亲自去听了，觉得很有道理，还鼓励我们去听。但我没有去，因为我觉得计划生育这事，离我也太遥远了。
最高雅的艺术讲座是周小燕带来的。周小燕是一位音乐家，刚从法国回来不久。她结合领唱《弥赛亚》，进行必要的讲解。因为规格高，入场的时候，一般都要穿正装。穿西服的，必须打领带。我们没有西服，也都穿得比较整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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