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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洁老师的人生故事与南大息息相关，潘家原是福建省崇安县的四大家之一，但抗战后，不幸家道中落。
潘老师回忆道，抗战后，她们一家人被迫分离。为了照顾祖母，潘老师跟着祖母回到老家福建崇安读书，中途又随姨妈去建阳读书一年。1948年底，久别之后的潘老师终于回到了身在安徽大学的父母身边（其父在安徽大学任物理学教授）。
然而日子并没有安稳下来，潘父病重，患有严重的肺结核，经常咯血，为了治病，一家人变卖家产，但潘父仍然在50岁就去世了。此时的潘家已经是山穷水尽，全然不见半点当年大户人家的富裕光景。
“文化大革命”期间，组织上派人去调查潘老师的家底背景时，曾在她家做过长工的人说了这样一句话――“潘洁是贵小姐的身份，丫鬟的命”。闲聊中，潘老师又笑着重复了一遍这句话。年少的日子带给潘老师的不仅仅是心酸的回忆，还有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
1949年，潘洁进入《江西日报》工作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3年，潘洁从《江西日报》调任南京大学校刊室工作，自此开始了她六十四年的南大生涯。
在校刊室工作后不久，潘洁被调至南大团委任副书记，一做就是十年。她回忆说，在团委工作时，恰逢“工农干部上大学”，当时许多南大干部想要上大学，党委书记让潘老师出面给这些干部做思想工作，劝他们好好利用在南大的资源一边任职、一边学习，不要辞职考大学。
但上大学一直是潘老师的梦想，而且在工作中她越来越感到自己的学识不够，她跑去跟领导讲自己想要上大学。领导哭笑不得说：“让你劝别人不去上大学，结果你自己却想上大学，那我要怎么去给他们做思想工作啊”。
后来潘老师自己反思，共产党的干部要听党的话，就决定要留在南大好好学习。于是后来她常常去中文系旁听王气中教授的课。在领导的支持下，潘老师被学校挑选作为南大的团委干部去中央团校学习了半年。在团校期间，她提升了多方面的能力，开拓了眼界，团校结业时还曾与毛泽东、彭德怀、邓小平等多位国家领导人合影。
潘老师说，在团委的十年是接触学生最多的一段时间，当时组织要求他们“三同”――与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潘老师几乎全部时间都与学生在一起。后来她树立了化学系学生温元凯作为“学习标兵”，得到了学校党委的重视，并推动了周边其他高校的“树典型”工作。聊到这儿，潘老师整个人都兴奋了起来，这可以说是她在南大团委工作期间最引以为傲的事。
之后，潘老师曾下农场改造、到工厂劳动，最终被安排到南大哲学系任职一直到离休。在哲学系任职的过程中，潘老师认为自己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面向社会办学。这件事既解决了为社会培养人才的问题，也解决了老师们的经济困难。
因为三十年没有接触过学生，潘老师觉得自己早已与年轻人的思想脱节，一直谦虚地说自己给不了年轻一代好的建议，也不便做评论。但在记者的坚持下，潘老师给了三条建议――一是要相信党，二是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党解决难题，三是有问题尽量自己解决不要麻烦组织。
潘老师反复强调，年轻人要尽量自己解决问题，能不麻烦组织就不麻烦。潘老师在哲学系担任党总支书记期间，两次主动放弃提薪机会并号召总支委员主动把机会让给更加需要的老师。潘老师说：“提薪的名额就那么多，谁都应该提，如果书记自己提了工资，那下面的工作就很难做了，做书记不能光考虑个人利益，要顾全大局。”在潘老师的号召下，总支委员们都放弃了提薪机会。
“能自己解决就自己解决，不要给组织制造困难。”关于这一点，潘老师还提到了另一件事，潘老师的弟弟上大学的时候，潘家不富裕。潘老师在新闻专科学校学习和在《江西日报》工作时待遇是供给制，单位会给每个女同志发放三块钱的草纸钱，潘老师就从这些草纸钱中节省下一部分寄回家里，作为供弟弟上学的零用钱。
潘老师感慨道，如今的生活比过去好太多了，但即便如此，年轻人也应当继续传承老一辈党员的吃苦精神，学会自己克服困难，尽量不麻烦别人。
至今，潘老师在南京大学已经呆了64年，就像她自己说的：“我是在南大成长的，我这64年在南京，在我心里南京其实就是南大。”而在采访中，记者获得的不仅有潘老师讲述的故事，而且还真切强烈地感受到：老党员的经历和经验是党的历史中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作为新一代年轻的学生党员，既要大踏步向前走，也要常常回头看这些老党员们，他们用一生去实践的真理往往比从书本中学来的更为深刻难忘。
（采访/常博 刘晨菲 汤翠玲 张雅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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