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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大学的民族边疆研究起始于上世纪三十年代。1933年2月，浙江崇德县（今桐乡崇福镇）人徐益棠结束了在法国跟随民族学家马萨尔?莫斯(Marcel Mauss)的学习，获得博士学位，被聘为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专任研究员，从事西南民族边疆研究。由于中国文化研究所与文学院人员相互兼职，徐益棠便也在文学院下设的社会学系任教，与该系教授柯象峰一起讲授“宗教社会学”、“种族问题”、“人类与文化”三门选修课，开始了金大最早的系统化的民族边疆研究工作。
当时正值边疆地区纷乱不宁，南北都有严重事件发生。1934年，文学院院长刘国钧有感边疆问题的严重性，拟在金大开设边疆史地讲座（其性质类似于今天大学选修课）以推动边疆研究的发展，委托徐益棠拟出详细的讲座计划，报请教育部批准。当时国内研究民族边疆问题的学术机构寥寥无几。北平私立中国大学商学院、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从事边疆经济研究，但都以培养商业人才为主。“尚无人注意以学术研究的态度对全国边疆问题进行研究，为边疆地区培养服务人才”。因此，讲座事宜得到了教育部的大力支持，不仅每年给予1.2万元补助，还授予徐益棠“教育部边疆问题专任讲座”一职。此后，徐益棠以民族学、边疆政治史、边区人文地理为内容开设讲座，在全校范围内供学生选修。金陵大学的民族边疆研究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1934年夏，徐益棠与凌纯声、邱长康、孙本文、何联奎、胡鉴民、卫惠林、黄文山等民族学人类学者共同发起成立中国民族学会。在筹备会上，学者们提出，中国民族学会的宗旨是“研究中国民族及其文化”，同时还制定了学会的5项任务：搜集民族文化的实物，调查中国民族及其文化，研究中华民族及其文化，讨论中国各民族及其文化问题，编辑刊物与丛书。当年12月16日，中国民族学会在南京中央大学中山院正式成立。有学者认为，中国民族学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民族学学科的成熟度，说明民族学在中国已经有了初步的发展，民族学在中国由学科的创建发展到学术研究气氛的初步形成。”作为我国民族学早期发展史上最重要的学术团体，中国民族学会一成立，就将沟通学者间联系，加强协调与合作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而其中大量具体工作是由金陵大学学者承担与完成的。
1936年，在中国民族学会第二次年会上，徐益棠被选为学会理事及《民族学报》编辑，金大文学院院长刘国钧当选监事，学会通讯处设于金陵大学。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民族学会随金陵大学迁至成都华西坝，徐益棠任书记，由于条件限制，学会通信处一度设于徐先生家中，他成为抗战时期中国民族学会的实际负责人之一。战乱之中，原拟定的学会刊物《民族学报》始终未能刊行。1941年，徐益棠接手主编了由方国瑜、凌纯声创办的《西南边疆》月刊，中国民族学会会员们纷纷为该刊组稿或撰稿，使得该刊事实上成为了中国民族学会的机关刊物，不仅成为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还向社会各界介绍民族学知识，推动了民族学在中国的发展。随着成员间“渐通声气”，“颇有主张重复旧规，继承前业者”。1942年1月18日，在蓉会员卫惠林、徐益棠、柯象峰、吕叔湘、林名均等人与凌纯声、芮逸夫、马长寿召开座谈会，商讨中国民族学会复兴一事，决定由原有监、理事会委托在蓉代表出席学会会议，推动学会复兴。
抗战爆发以后，边疆地区的重要性凸显出来，加之大量学术团体内迁，政治需要与学术机遇的叠合，使得民族与边疆研究成为一时显学，中国民族学会会员们纷纷以边政学为依托，以西南边区为视域，积极投入到现代民族国家建设中去。1939年，顾颉刚提出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主张，希望以“一个”中华民族因应西方“一民族一国家”的民族国家理论。他认为，中华民族是整体的、一元的，“中国之内决没有五大民族和许多小民族，中国人也没有分为若干种族的必要”，“我们对内没有什么民族之分，对外只有一个中华民族”。尽管顾氏的主张是出于应对国家危局的爱国情绪，但究竟能否将国家的“一体化”解释为中华民族是“一个”，换句话说，如何在认同意识层面凝聚中国事实存在的各民族于一体，这个问题引发了民族学界长期的思考。而在团结各民族共同抗战的政治需要面前，如何将学理与政治做一个恰到好处的转圜，是中国民族学界面临的重大课题。
早在1926年，中国民族学会会员吴文藻就提出过以一种共同文化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凝聚核心的设想。他说：“一国家可以包括无数民族”，“一民族可以造成无数国家”，“民族乃一种文化精神，不含政治意味，国家乃一种政治组织，备有文化基础”，“今日之国家，立于文化之基础上”。尽管这个说法相当模糊，却隐隐透露出他拟构建一种超族群的“文化”兼顾“民族”与“国家”两端之意，“开创了中国人类学独立理论思考的道路”。1936年，黄文山在中国民族学第一份专业刊物《民族学研究集刊》创刊号上首次对“共同文化”的具体内涵作出解说与形塑，他提出：“以各族文化为基础，使之吸收汉化及西化，与汉族并进，如此则整个中华民族可以于最短期间，孕育更善更美之新型文化。”1938年，吴文藻进一步完善了他早期的建立超文化机制的想法，提出建立具有向心力的文化中心，巩固国家统一的设想。他指出：“欲团结各族精神，使‘多元文化’，冶于一炉，成为‘政治一体’，当自沟通各族文化始”，使“各民族经济，政治，教育的发展，务期同进于文明进步之域”。顾颉刚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主张提出后，虽然碍于时局不便争论，但民族学界始终坚持“民族之存在，事实未容抹煞”。徐益棠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比喻为“鸟之双翼，车之双轮”，倡导“以民族一员为始点，以国家一员为终点”，“努力设法消灭各民族隔阂之成见，而为大中华民族唯一单元之团结”。可以说，上世纪20-40年代，尝试构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学理，是中国民族学界的主要研究旨趣。在这长达二十余年的时间里，民族学界形成了基本一致的理论设计思路，即在坚持多民族存在的前提下，从文化统一的角度去构筑一个新型文化辐照之下的“中华民族”国家。
1947年4月19日，《边政公论》杂志社召开了题为“边疆、自治与文化”的边疆问题座谈会，凌纯声、芮逸夫、徐益棠、马长寿等民族学家出席会议。针对“所谓融合便有同化的意味，便有以汉族的优越文化同化其他各族文化的意味，应该平行发展，使各族文化都有辉煌的成就”这一观点，凌纯声回应道：“边疆的文化不是孤立发展，也不是同化、汉化，而应该是现代化”，“边疆人民既然是国家的一份子，边疆土地既然是国家领土的一部分，吸收和继承国家的文化与民族文化交流双辉，也是‘现代化’的自然趋势”，具体而言，既要让边疆人民学习他们的语文、艺术，也要要求他们学习“国文”“国语”以及公民知识，以便担当国家责任，因为“现代化的标准，就是要边疆人民从爱他的民族扩大到爱他的国家以至全世界，所有合于现代化目的的民族遗产要保留它，改进它，使它成为国家文化的一部分”。民族学家们提出，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有很多不适时代的遗留，因此都应该以现代化为共同目标，而没有同化其他民族的资格。显然，在他们看来，所谓的“新型文化”既包括了汉族文化，也包括了少数民族文化，绝不是“汉化”、“同化”的代名词，他们主张的是在宪法框架内，以“现代化”为目标，在自由发展中构建具有共同特质的“新型文化”作为凝聚多民族于一体的核心。这种“一”与“多”的兼顾，既符合各民族的利益与要求，也符合国家的需要。苗族知识分子杨汉先就颇为期待的说：“我国政府之边疆政策，素来游移，中央地方亦不一致”“确定边疆政策，实不可再缓”“诸公所有主张，正可应此需要”。1948年，马长寿撰文阐述这一思路，他指出，所谓“同化”，是指“重新估定汉族文化与边疆民族文化的价值”，“最好立几个标准或原则。合于此标准者保留它，宣扬它，使它成为中国整个国族标准文化模式，然后发动民族文化运动，使中原的与边疆的民族都模仿它，应用它”。总之，要“承认民族文化的多元主义，相互尊重不同的民族文化，极力表现各民族文化的优点”，“建设同化主义于多元主义之上”。
从1926年吴文藻透露出建立“超文化机制”的设想，到1948年马长寿提出“建设同化主义于多元主义之上”，民族学家们不仅指出在民族多元的基础上，塑造统一的“中华民族文化”，从而消解多民族国家内在紧张性的思路，而且指出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塑形过程是对“现代化”的追求过程，既论证国家统一的发展方向，又尊重了多民族国家的现实，同时强调“多元”与“一体”的双向维度。这种并重“多元”与“一体”，通过各民族共同的“现代化”追求实现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思路，成为了后来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思想来源之一，是中国民族学界在20世纪发展的重要成就。
伴随着学术活动的展开，上世纪40年代中后期，中国民族学会一度呈现出繁荣的发展局面。据一份1947年下半年形成的会员录显示，学会会员已经由原先的33人扩大至91人，几乎囊括了民族学、历史学两学科中所有的知名学者。其中来自金陵大学的会员有：徐益棠、柯象峰、李小缘、马长寿、刘铭恕、欧阳翥，另有曾经在金大工作的胡良珍、刘国钧、张少微，共计九人，占到了会员总数的近十分之一。1948年，中国民族学会第三届年会召开时，会员已达百余人，成为全国性规模的重要学术团体。在中国民族学会发展壮大的过程中，金陵大学学者始终是重要的组织者与参与者，对学会产生了较多实际影响，在学术界取得了较高的声望和影响力，使金陵大学成为民族边疆研究领域一支重要的学术力量。金大学者们积极投身统一国家建设的历史景象不仅彰显出深沉的家国情怀，也是中国民族学发展史上的浓重一笔。金大学者和中大学者共同为南京大学的民族边疆研究，奠定了基础。
（作者为南京中医药大学教师，文章经华涛教授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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