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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常有青年朋友问我如何学习，学习有什么妙法，有什么捷径。这里我谈谈个人的一些学习经验和体会。
我认为要在学习上成功，首先必须树立一个思想：即学习无止境，必须不断学习，继续吸收新知识，才能赶上科学发展的步伐。我很赞成周恩来总理的名言：“活到老，学到老”。当然，周总理所说的“学”主要指政治思想学习，但科学上也是一样。学校毕业典礼(包括大学或博士毕业)英语也叫做Commencement，意谓开始，指人们即使大学毕业了，或获得博士学位了，也只是学习的开始。牢记以上这些，我们才有动力发奋继续学习，不断前进。我所以能在学习上、科研上取得一些成绩，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其次，必须工作需要什么，就学什么。现在，大学里专业分得很细，你毕业后走到社会，可能要做你在大学里没有学过的项目，那时你必须毫不犹豫，认真重新学习，很好地完成当前任务。这对个人一生事业的发展非常重要。我早年在英国留学时是专门研究地貌学的，我的博士论文也是讨论英国地貌发育的。1939年，我回国到浙江大学教书，当时浙大规定每位教授每学期必须教两门课(都是一人单独开课，没有别人与你合教)，因此，我除地貌学外，必须教一门我不熟识的课程。我选择了经济地理，因为这也是地理系的一门重要课程。于是我就开始自学经济地理学，到浙大图书馆遍阅中外文经济地理书籍，但发现这些书籍的内容都是叙述性的(即某地产什么等)，缺乏理论，比较枯燥无味。我不愿按这种老内容去教经济地理课，于是又在浙大图书馆查阅经济学方面的书籍，发现了德国经济学家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和杜能的农业区位理论。我对它们认真学习，把它们引进到经济地理课程中去，使该课成为一门同学较有兴趣的课程。我在教课之余，还结合中国实际，对工业和农业区位理论进行研究，发表了中国工业区位方面的论文，并用这些研究成果，不断充实经济地理课程的内容，这样，我的经济地理讲课的内容就更加丰富。后来给复旦大学经济系同学讲这门课，也受到他们的普遍欢迎。1943年我改任前中央大学地理教授，当时中大已有丁马肃 教地貌学，于是经济地理就成为我在中大的主要课程。
上面这段故事说明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我们勤于学习，并且善于学习，很多事都可以从不懂到懂，并且还有所创见。1949年全国解放后，我们全面学习苏联，要执行莫斯科大学或列宁格勒大学的教学计划。他们的课程设置与我们解放前有很大不同，许多课程，如地理学史、地理学概论、经济地理概论、地貌学基本问题等我们过去都没有开过。1952年前中央大学改名为南京大学，我受命担任南京大学地理系系主任，当时系里虽然有几位教授，但他们都不愿意讲授这些新课。从历史发展上来说，南京大学地理系过去就是竺可桢副院长任系主任的东南大学地学系，现在我继承竺老传下来的事业，觉得肩上担子很重，我不愿南大地理系在解放后全面学习苏联方面落后于北大，只好自己来讲授这些课程。这是非常繁重的工作。因为第一，这些课的内容都是新的，我不了解。第二，这些课的参考书都是俄文，我的俄文只是最近才突击学习的，水平不高，读俄文书籍相当困难。第三，在全盘学苏联的方针下，经济地理学中的工业和农业区位理论及西方科学家的一些地貌学理论都被批判，认为它们都是资产阶级反动理论，在课程中都不能教，必须找俄文书里所述的理论来代替。虽然有上述种种困难，但因任务在身，我只好日以继夜地查阅俄文字典，准备课程讲稿，开出这些课程。开这些课对我的科研毫无好处，完全是一种牺牲。但事物总是辩证的，我过去对历史地理没有兴趣，通过讲授“地理学史”课，逐渐对中国历史地理发生兴趣，经常阅读中国历史地理书刊，这对我后来研究黄河输沙量的历史变迁大有好处，也有助于我与美国密立曼(J.D.Milliman)合作撰著黄河输沙问题的英文论文。坏事往往会变成好事，这也是事物发展的一条规律。博与专是对立统一的，一个人学习博了，不利于专，但广博的知识有时也有助于深入研究专门问题。
1952年以后，我曾根据1956年全国12年科学规划会议指出的“任务带学科”的指导思想，按照国家不同时期的需要(任务)接受性质不同的研究任务。包括云南综合考察，三峡坝址和三线铁路的岩溶问题以及海港选址问题。这些都是我过去没有接触过，或知之甚少的问题，但我因国家需要，都勇敢接受。我的工作方法首先是认真学习有关新知识，充实自己，并虚心向有关专家、地方工作人员等学习。其次是坚持自己亲临现场考察，把实地考察所见情况与学习材料所得知识仔细比较研究，然后才下结论。这样做，以上三个任务，都取得较好成果。通过这些工作，可以总结出下列几点学习方法：第一是要知难而进，刻苦学习。要取得科研成功，没有捷径可走，只有下决心刻苦学习。第二是要坚持理论与实际结合。古人说，应“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毛主席说，你要知道苹果的滋味，必须亲自尝一尝，都是这个意思。这对地学研究人员尤其重要，现在虽然有遥感等先进勘测手段及计算机技术，仍必须有现场实地观测材料相对比，才能得到更精确的结论。第三是要善于学习。接受一项新任务后，应先通过对有关材料的分析研究，确定主攻方向，重点突破，才能在较短时间内得到成果。我一生就是照上述方法进行工作和学习的。在工作中我认真向有关专家学习，扩大知识面。例如，在云南综合考察中，我常向植物学家和土壤学家请教，获得不少热带植物和土壤的宝贵知识，在最后总结时非常有用。我还不耻下问，经常向当地父老和行政人员了解当地情况，也获得可贵材料，如知道大勐龙地区的春季大雾情况。总之，要随时随地不放过可以学习的机会。例如1984年我随山东省黄河河务局牟总工程师考察黄河下游，沿途就向牟总工程师及其他水利工程人员学习了不少黄河下游的水利知识，这些对我现在写论著都是很有用的。
确定一项任务的主攻方向比较难一些，必须先有广博知识。例如我确定三峡和三线铁路岩溶研究的主攻方向是深部岩溶问题，不但在理论上有新发现，并且对实际工程也很有用。
1972年，大庆油田邀请我去讲油田的沉积相及用沉积相找油，这对我来说更是一个全新的任务。接受任务后，我首先详细阅读了南大图书馆所有关于石油地质和沉积学的外文杂志，作了详细的摘记，并写好准备讲的五次讲稿，然后才动身去大庆，做到有备而去；到大庆后，又向油田地质人员请教了许多问题，了解到不少实际情况及石油沉积尚未解决的问题。然后详细看了岩心，去一些主要油井参观，并在现场向钻井工人和技术人员学习请教。回到大庆油田招待所后花一夜时间，把大庆的实际情况和存在问题补充到讲稿中去，使讲稿不纯粹是介绍沉积学新理论(由于文化大革命10年动乱，此时大庆油田地质人员对国外沉积学新进展所知甚少)，而且是结合大庆油田的实际和问题。
这次讲习会规模较大，国内主要油田的一些主要地质人员也出席，所以影响较大。我讲完后，听众反映良好，认为很有收获。大庆油田还将我的讲稿打印，发给听讲人员。
我在大庆讲演所以成功，原因第一是来大庆准备充分。因我在英国留学时学过岩石、构造等课程，地质学基础较好，故对石油沉积书刊的内容理解较快，能在短时间内通读许多外文地质杂志，并写好讲稿。第二是到大庆后，深入实际，研究，使讲稿能结合大庆实际情况。这也证明了理论结合实际是地学工作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我在大庆讲演后，吉林、长庆、玉门、辽河等油田纷纷与地理系联系，邀请我到这些油田考察，讲课并解决油田沉积实际问题。当时南大地理系由工人宣传队领导，他们认为研究石油沉积，“是不务正业”，对于邀请一概谢绝。因此，我的石油沉积研究没有继续下去。虽然如此，这次大庆之行对我个人研究工作仍不无好处。1983年，胜利油田请我去研究黄河海港建设，我到油田后与地质人员接触，他们中有人曾听过我大庆讲课，对我十分热情，向我介绍油田地质情况，并让我参观标准岩心。又因我熟识油田地质的术语，他们用很短时间就把胜利油田的地质情况介绍清楚了。同时，我和胜利油田党委书记李晔同志谈话时，也多了一些共同语言。
总结我个人学习经验，我认为要学习取得成绩，关键还是一个勤字，个人天资尚在其次。只有勤奋学习，锲而不舍，才能在科学上和事业上有所成就。例如，我在1939年回国到浙江大学任教以前，从来没有教过书，可谓对教书毫无经验，但我在浙大授课，受到听课 同学的普遍欢迎和赞扬，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我在上课前肯刻苦学习，不怕多花时间，在讲每节课以前，先写好讲课讲义，然后在宿舍里试讲，看能否在一节课50分钟内讲完，如果讲不完或不够讲，就在讲义中相应删去和补充一些材料，然后再试讲，直到一节课的内容恰好50分钟讲完为止。因此，我能在一节课里讲完一个问题，使同学易于学习，受到欢迎。中科院院士施雅风同志当年在浙大听过我讲课，最近在回忆录中还提到此事。当年我准备讲一节课，起初往往要花10小时或10小时以上时间，是付出巨大劳动的。后来有了经验，备课时间减少了一些。我十分理解时间的宝贵，“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所以我授课从来不迟到、早退，因为如果有20位同学听课，我迟到或早退一分钟，就浪费了别人20分钟时间。养成了这个习惯，对我工作有很大好处。后来在各种学术会议作大会报告或宣读论文都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不使会议主持人为难。直到现在，我在作大会学术报告前，仍坚持在家里试讲一遍。由上可见，我从不会讲课，到会讲课，并且讲得很好，并不是因为我天赋特别聪明，而是因为我肯下功夫刻苦学习、锲而不舍。所以，只要勤奋学习，天下没有办不到的事。
我一生曾从事若干不同学科的研究工作，在专字上显然不够，但却有广博的知识，可以适应新的学术热点的研究工作。例如，可持续发展是近来世界学术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对21世纪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十分重要。它是一个巨大的综合性研究课题，需要有全面知识和综合能力的科学家参加工作，我就很适于做这种工作。1996―1997年，中国科学院进行“长江三角洲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由严东生院士和我为正副组长，负责此项工作。工作中一项“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研究”，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工程问题，因为它并不研究码头、防波堤等的设计，而主要研究港口布局问题。港口布局就是港口区位，我过去研究过中国工业区位问题，又在铁炉港和黄河海港工作中从港口专家们学习了一些港工知识，1962年响应海军领导“陆地科学家下海”的号召，研究海岸科学后，又向物理海洋学家学习了浪、流基本知识，因而能提出“加速建设太仓港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副港”的中肯建议，得到江苏省领导采纳。当时的江苏省委书记陈焕友同志对我的建议评价很高，认为“任老的建议，既有战略眼光，又切实可行”。
以上讲了这许多，最后可以用下面12个字来概括，即“若问学习妙法，关键在于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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