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05月20日出版  总第 1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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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785 期 2001-10-30
以德治学 从我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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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教育界、学术界的学风不正问题,日渐严重,它直接影响我国的人才培养和学术声誉,已引起教育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我校从1997年底开展的全校性学风大讨论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并于1998年上半年出台《南京大学关于科学研究行为规范的管理办法》,得到学术界一致好评,不少科研单位、高等学校纷纷借鉴,制订相应规范。不久前,我校16位博士生导师发出关于学风问题的倡议书,倡导以德治学。校长蒋树声教授亲自主持召开了由16位倡议人参加的学风座谈会,洪银兴副校长、张异宾校长助理也到会发言,诸位教授发言恳切,学术忠诚洋溢于字里行间。本期,我们特意刊登由方延明同志整理的16位教授的发言摘要,供读者参考。
惩治学术腐败要严格规范
副校长洪银兴教授在主题发言中指出:“早在1997年下半年,我校就在国内率先开展了全校性的以反浮躁、急功近利,挞伐‘泡沫学术’为主要内容的整顿学风大讨论,号召全校师生发扬‘严谨、求实、勤奋、创新’的优良校风,促进学校精神文明建设,努力把学校建成社区精神文明的示范区。这一做法在全校师生中受到普遍欢迎并迅速形成共识。在那次大讨论中,蒋树声校长强调指出:‘那种出于种种目的,对某些学风问题持姑息的态度是十分有害的。我们要通过职称评审杠杆、优秀青年学术骨干的选拔、舆论导向等各种途径,扶正压邪,加强正面引导,使维护科学尊严、净化学术环境的工作落到实处。’1998年上半年,南京大学在国内又率先推出了《关于科学研究行为规范的管理办法》。这一文件的制订,是有关专家与管理人员经过半年多的紧张工作,在大量调查研究基础上反复征求意见、多次修改后取得的成果。《管理办法》的出台,赢得了全国学术界普遍的称赞,许多中科院院士与著名教授在看到《管理办法》后,通过多种途径致信校领导,表示坚决支持。我们在出版学术文库、博士文库以及其它学术著作与发表学术论文的审稿过程中,对于不符合学术规范的书和文章,坚决不予出版和发表。在遴选博士生导师、晋升职称时也密切注意在学风问题上严格把关,对确有问题者,不仅不予过关,而且还做了严肃的批评。”
张异宾教授认为,反对学术腐败,要建构学术研究的规范平台。他说:“这个平台应该包括两个主要建构向度:一是学术规范体系;二是客观的评价体系。学术起于原创。学术研究的正确前提是学术理论问题的上一止步处,你能找到真问题的入口并接着向下说,此乃学术正道。我将其称之为思想学术史的论点标识。引文注释、参考文献其实都是围绕这一中心的设定。就是在今天这个所谓后现代的互文性语境中,标注前人已经说到哪里,自己对这一研究领域提供了什么新东西,这仍然是规范讨论的关键。《南京大学学报》1997年试行的‘论文引文规范条例’和南京大学1998年正式颁布的‘学术研究规范’都是一个建设性的尝试。第二个方面,建立一个客观的科学评价体系也是一个当前非常重要的具体任务。这个客观体系肯定不是现在作为国内人文社会科学的评估基础之一的‘二次文献率’,因为这个‘被转载’(不是被专家引用),是由非专家系统生成的。在自然科学方面,中国科学院已经直接建构了‘CSCI’科学引文系统,这是一个由学术榜发文统计和同行专家引文构成的客观评价体系。学术榜期刊由客观影响因子排名自动生成(影响因子为年度发文量和被引量之比),这将取代国内极不规范的所谓‘核心期刊’;学者学术水平、学术机构、出版物的评价均可从这个自动系统中得出基础参数,在一定的同行专家人工干预下,即可得到客观评价结果。”
  研究生院副院长童星教授从为人师表的角度讲了做学问与做人的关系。他说:古人向来将“道德”、“文章”并提,把“道德”放在“文章”之前。要想做好学问,首先就得做好人。一个道德上刁钻、投机、没有诚信的人,在做学问的时候,迟早会在学风上出问题。反之,对于有学问的人,社会也会在道德上提出更高的要求。学问求真,做人本诚,这是我们绝不能忘记的。大学教师特别是研究生导师就更应当在道德文章两方面作出表率。如果导师本人的样子就没有做好,那很容易在研究生中助长急功近利的浮躁情绪、投机取巧的侥幸心理,甚至弄虚作假的卑劣行为,后果将不堪设想。为此,研究生导师必须既教书又育人、既律人又正己。通过言传身教、师生共勉,解决好以下三个问题:一是明确“做学问为了什么”。真正的做学问应当不为学问以外的东西所左右。但是,现在有不少人是为了应付考核,为了晋级、升官、拿学位,甚至为了追逐个人名利。这恰恰是学风问题频频发生,且愈演愈烈的根本原因。二是明确必要的学术规范。有些问题如蓄意剽窃,比较好鉴别;但有些问题如“伪引”等,则比较难认定。导师应当教会研究生如何选题,如何查找和引用他人的研究成果,如何遵守学术规范,如何做到言之有理、持之有据,让他们在自觉遵守学术规范的实践中体会到什么叫踏实严谨,并渐渐地养成良好的学风和研究习惯。三是处理好师生之间的关系。导师绝不能做无偿占有学生成果之类工作的事情。如果导师尊重学生,千方百计地提携学生,学生也会潜移默化地从中学到如何尊重他人的研究工作和劳动成果;否则,老师的坏样子将会贻害学生一辈子。
中文系周宪教授在发言中说,学风问题已不单单是学术界的问题,现在已经成了一个比较普遍的社会问题,当然也不可能希望短时间内就有一个根本的好转。他提出,“人文科学的学术规范到底是什么?什么叫剽窃,怎样防止剽窃?我们不能光在那里批判,不能只是叫他们不能怎么样;而是要告诉我们的研究生,应当怎样去写论文、做注释,应当怎样做学问,教他们如何做,有的人可能压根就不知道如何做。要建立一个比较明确的、有法律效应的规范。”对南京大学在1998年制订的《南京大学科学研究行为规范及管理办法》,周宪与其他与会教授认为,规范的东西要严格执行,要把它落到实处。周宪还强调,现在青年教师中的学术研究,普遍存在一种严重的功利性,有些人做学问不是出于一种爱好、兴趣,而是什么别的因素。现在有些书越写越厚,水分越来越多。周宪特别提出抓好研究生的问题,不能搞大跃进。学校维护自己的学术声誉比扩大培养研究生更重要。什么人都可以进来,什么人都能出去,久而久之,一个学校的学术声誉要受到损害,到那时再回过头来纠正就晚了。他建议今后的博士生一定要有淘汰制,要有一个资格考试,学位论文要实行双向匿名评审的办法。
哲学系洪修平教授从四个方面谈了他对学风问题的意见。1.对于学科建设来说,学风问题,是带有根本性的大问题。学风不正,学术水平的提高和学科的建设从何谈起?目前,学风问题已经到了非整治不可的时候了。导致不良学风和学术腐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来抵制学术腐败,树立良好学风。2.学风问题,首先是个道德修养问题。做学问应该与做人结合起来,所谓道德文章,两者应该是统一的。在这方面,我国有良好的传统。例如《易・乾・文言》中说:“君子进德修业”;《礼记・中庸》中说:“君子尊德性而道学问”。我们应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并发扬这些传统美德。3.要建立和完善学术规范和奖惩制度,因为道德毕竟不是万能的。况且,学术腐败目前已形成一种风气,再也不能简单归结为个人的道德修养。事实上,它与全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风气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应该建立一套有效的制度来监督、防范和处罚学术腐败现象,形成一种外部的约束力。我们应该从自己可以做的事情做起。例如完善考核评价体系,优化量化指标,等等。
学术腐败的社会影响比其它腐败更坏
社会学系周晓虹教授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学术腐败比政治腐败、经济腐败更严重,尤其是社会影响更坏。因为学术被认为是最后一块净土,连这块净土都没有了,这个社会还干净吗?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有学术腐败问题,我们怎么办:一是要认真起来,学校有文件,就得按文件办,如果文件只是一纸空文,还有什么意义?二是处罚一定要制度化。我认为学生的问题,特别是研究生问题,比老师更严重。
历史系陈谦平教授在发言中对剽窃作了专门分析,并提出3条建议。他说:学术歪风严重影响了学科建设的发展,必须采取措施加以纠正。关于剽窃,有两种情况值得注意:一是剽窃了前代或同时代学者的研究成果,二是剽窃了外国人的研究成果。现在许多人,尤其是一些青年人,一年出版几本专著,有的出版近十本,发表论文几十篇。老实说,抄书一年也抄不了这么多。这种学风必须刹一刹。学校在制定政策时,要注重学术质量而不是过于强调数量。量化指标对于学科建设有百害而无一利。学术研究讲求严谨、诚实的学风。有一些老师,上万字的文章、几十万字的著作,没有一个注释,我不知道这种历史论文与著作是如何出来的,这也是一种学术腐败。因此建议学校在审定这类研究成果时,应该从两个方面加以评判:史料和注释。另外,他还建议学校在以下几方面做一些事。1.树立一些多年来刻苦治学、埋头于基础研究并卓有成就的典型人物,加以宣传。2.成立一个由文科各系优秀学术带头人组成的专业委员会,制订研究成果的学术规范,对教师研究成果和硕、博士论文进行鉴定,以杜绝学风不正者混水摸鱼。3.今后在学校评定优秀社科成果奖时,应该把学风问题作为一个考核标准。
中文系朱寿桐教授认为,当学术在某些人的运作中与权力挂上号以后,学术腐败现象便会以某种“恶富集”效应迅速生长和蔓延,且可能比在任何其他领域的腐败更加肆无忌惮。这种与学术挂钩的权力可能来自体制的赐予,也可能来自于非体制的感觉膨胀力。所谓非体制的感觉膨胀力,是指一些自以为有很大学问的人夸张地行使自己因学术影响而带来的“话语权力”,在学术界自说自话,漠视别人研究成果,对于自己的学术缺陷则极尽文过饰非之能事。相比之下,最为恶劣的学术腐败来自于体制权力的滥用。这样的权力一般用于学术评判,由此形成的学术腐败一开始发展比较缓慢,但随着体制腐败的加速而呈恶性发展的趋势。人们已经对体制内的各种评价失去了应有的信心,原因就在于这方面的学术腐败已经甚嚣尘上。评职称常常意味着某种交换,评奖、评项目已经成了变相的自我分配和相互调节,甚至于评学位点、评各种重点机构等等也都失去了公正,甚至失去了公正的信心。作为失去这种信心的明确标志,有关部门干脆在一项很重要的评审工作中索性让申报者自己互评。这种学术腐败的最恶劣的后果不是一般的有失公正,而是会因获奖奖项、重点机构特别是重大科研项目的过度集中而形成一种学术寡头现象。在某些学术领域已经出现了这样的学术寡头,据说掌握有权力的科学家往往能够拥有成亿的经费,然后再由他“转包”给各个子课题的负责人,这下一层次的负责人仍可再行“转包”。照例,大小包工头是不干活的,没有权力的学者要想得到体制内的面包,就只好为他们“打工”。这样的体制形成后,学术“公平”和“公正”就必然成为一种可笑的概念。目前,“学术寡头”现象正在变本加厉地在各个学术领域蔓延开来,它是学术界过于依赖于体制运作的必然结果。于是,反对学术腐败,首先要解决学术体制的问题。
蒋树声校长在座谈会上强调,学术问题不止是一个学风的问题,学风治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做很大的努力。他说:1.“以德治学”是很重的,做好学问,首先要做好人,要在学校里树立一些德术双馨的典范。2.学术规范的贯彻执行要与“以德治学”结合起来。3.精品意识很重要,不能忽视。4.关于教师的科研成果评价问题,要把数量和质量结合起来,课题与论文结合起来。
无精品意识也是一种学术腐败
钱乘旦教授在发言中大声呼吁,单是把学风问题界定在剽窃抄袭,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问题是要强调精品意识。浮躁是对学术的最大破坏,它使精品意识丧失。当然这与我们有些政策导向有关,与现在的数字化也有联系。
许钧教授在发言中认为:数量与质量有矛盾,但可以统一。他认为,学科带头人要对你那么个学科负责,出了问题要负起责任。学生出问题,导师要负责任。他建议,在全校范围内,就学风问题来一次自查自纠。查纠自己目前与学术腐败有关的问题。比如,你发了那么多的文章含金量到底怎样?各种名目繁多的评审,是不是坚持了学术良心。他认为学风问题是科学研究的生命,是鉴别科学研究真伪的试金石,不仅仅只是一个道德问题,必须要有规则去保证。 
莫砺锋教授认为:学术腐败,首先不在于有没有,关键是有没有正视它、处理它。他建议,如果研究生的论文出了问题,导师要负连带责任。对一些好的论文要给以奖励,不要光惩罚,要以奖抑罚。
洪银兴教授说,“江泽民总书记最近提出以德治国。我认为在学术界,在学风问题上,也存在一个‘以德治学’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所有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均应努力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明确自己肩负的责任,牢记自己应当为人师表的身份,这是防止学术腐败,端正学风的首要任务。”他特别强调,“一定要有精品意识,出一流成果,出在国内外有重大影响的成果,一流的学校必须要有一流的学术成果支撑,时时刻刻把精品意识放在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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