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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代大学生来说，“西南服务团”可能是个陌生的名词。半个世纪前，一批热血青年选择了一条艰苦卓绝的西行之路，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实践了为西南人民的解放事业、建设事业奋斗终身的誓言，在革命道路上铸就了人生的辉煌。因为他们是中大、金大的学子，同样铸就了南大的光荣。
（一）
1949年春夏之交是中国历史上“天翻地覆慨而慷”的伟大转折期，继南京、上海等一大批沿海城市解放，人民解放军决心要把胜利的旗帜插到大西南。党中央在进行军事部署的同时，为支援战争，有秩序地接管和开辟新区，指示从华东解放区筹调一万六千干部随二野进军大西南，二野前委决定在南京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
6月25日南京市军管会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把胜利大旗插到西南去――本市筹组西南服务团”的消息。当消息传到中大，整个校园沸腾了。在文昌桥、四牌楼、丁家桥等处，八只高音喇叭同时向同学们广播。当天下着蒙蒙细雨，人们聚集在教室旁，操场上，屋檐下，全然顾不得雨水打湿了衣衫。听到广播，大家群情激奋，立刻奔走相告，一片欢跃。在以后的几天里，报名参团的决心书、挑战书像雪片似的铺天盖地贴满了校园。
在有限的教科书里，当时的西南有的只是“蛮夷之乡”，“不毛之地”，“瘴疬之域”等字眼。为了帮助更多的师生员工了解大西南，吴传颐、何兆清、宗白华、徐近之等教授积极向大家介绍西南地理、风俗民情。
在中大、金大学生的带领下，全市大中院校的学生掀起了一个又一个报名参军的热潮，又仿佛出现了妻子送郎、爹娘送儿上战场的感人场面。教育系同学莫振华在当时学校接管中已安排了工作，此时也毅然同爱人双双参军入伍；教育系一年级的40个同学中就有8人参团。还有不少高年级的同学离毕业还有两个月，居然放弃学历投笔从戎。中大研究院研究生范鸿麟、陈达士等人有的已取得了出国护照，为了投身革命，断然放弃了出国深造的机会。同时董作梅等一批青年教师也应征入伍。历史系同学张锡祯出身于金陵名门，家境优裕。她不顾自己娇小瘦弱的身体，告别了温馨的家庭和繁华的都市，义无反顾地踏上了革命征途。这次我们在昆明有幸拜访了这位老战士，当我们问道，这些青年积极参团是否年青人一时的冲动或是知识分子固有的浪漫？她作了否定。因为从“四・一”惨案的腥风血雨中冲杀出来的青年学子，对国民党的残酷镇压的刻骨仇恨，对全国解放的美好憧憬，对真理孜孜不倦的追求，对革命事业的热切向往，都变成了他们投身革命洪流的自觉行动。把个人的事业，融入到人民的解放事业中，还有什么比这能使他们感到神圣和光荣？
至7月11日，在学生骨干胡联辉、董俊松、王道义等人的带动下，全校共计报名人数1100余人，经审批，批准参团人数372名（约占报名人数三分之一）。同时参团的金大同学68人。两校参团人数占全市学生参团总人数（1069人）的五分之二，成为西南服务团中一支重要的战斗力量。
在以后的时间里，西南服务团的战士集中在中大附中（今南师附中）进行军训及政治学习。其间邓小平、刘伯承、张际春、宋任穷等领导同志分别为他们作了报告，使他们了解革命，了解共产党，更主要的是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坚定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宋任穷同志在报告中告诫大家“到云南去，要钱没钱，要官没官，愿意献身革命，干一番事业的，不怕吃苦的我们热烈欢迎”。刘伯承同志更是一针见血告诉大家“干革命，就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要准备流血牺牲，不愿意干的可以走”。当时就有个别意志不坚定者退了出去。而中大、金大的同学通过学习，更坚定了他们的革命信念，这些告诫成了他们人生的重要一课，终身奉行的金科玉律。
（二）
1949年10月3日晚9时，随着一声气笛长鸣，火车徐徐启动，车箱里顿时沸腾起来，《走，向着大西南走》的歌声从铆足了多少天劲的年轻人的嗓门喷涌而出，响彻夜空，大壮行色。
火车经津浦线，转陇海线，折平汉线。由于途中不少路段在国民党军队溃退时被炸毁，加之空中不时有敌机骚扰，随处可闻到战争硝烟。车至岳阳，因汨罗江大桥被炸毁，战士们只能弃车步行，于是艰辛的长途步行开始了。
穿越湘西，途经黔北到云南，基本上走的是当年红军走过的路，邓小平同志把这一不平凡的经历誉之为“小长征”。这一路山高路险、沟深林密；十月的湘西黔北，阴云湿雾，寒风冷雨；加之沿途不时有国民党残部和当地的盗匪袭扰，其艰难困苦非常人之想象，这对于刚走出校门的学生来说不啻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尽管当时每人负重20斤以上，尽管每天均行军60里以上，但没有一个掉队、没有一个气馁。脚底打泡了说是“炮兵”；滑倒是坐了“土飞机”；一连三个月没洗澡身上长虱子戏之为“革命虫”；为了轻装简行，不少同学把从南京带来的球衣裤衫、皮鞋西装都弃之道旁称之为“割尾巴”。当翻越海拔1934米的湘西雪峰山时，上下山路一天行程100余里，到了驻地不少人的双腿象灌铅似地沉重，但大家拍打着几乎僵硬的肌肉诙谐地说“钢铁是这样炼成的”。
西南服务团行军中，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宣传群众，打击敌人。这一艰巨任务责无旁贷地担在了学生兵的肩上，其中的骨干力量大都是中大、金大学生，如一大队宣传队长就由中大同学杨训焕担任。部队经过的不少地方均属于偏远山区或是少数民族集居的地区。为了向人们宣传解放军的政策，给新区人民带来春天的信息，宣传队的同志每到一地都要给当地群众进行演讲和演出。其中解放区的大秧歌舞，是那样的热烈，那样的火爆，队员们人人都是扭秧歌能手，能扭出气势、扭出风采。部队进入新区，出现在队列前的往往是秧歌队，“锵锵齐锵齐，”一时间鼓钹震天，红旗蔽日，彩绸飞舞，吸引了不少群众，感受着解放军的军威和庆解放的欢乐。从浦口码头到汨罗江边，从岳麓山下到昆明城中，大家是秧歌一路到云南。
1950年2月9日，部队终于到达了云南省沾益县。从南京到沾益，屈指行程八千。陆游曾说过“投军书生古来有，从军乐事世间无”，然而这批年轻的战士却以此为乐，乐在其中，“千余学子赴戎机，万里关山度若飞；便越长江跨豫鄂，即从武汉过湘西。红旗漫卷黔东雨，碧血长浇南诏黎；饮马滇池齐祝捷，风流一代古来稀”。
（三）
三月的云南春意盎然，正是山茶花开得如火如荼的日子。远征的将士根据部队首长指示，奔赴玉溪广大农村参加粮食征购工作。当时大家吃的是荞面咸菜，睡的是稻草地铺，点的是油灯松明，整天工作在荒山野岭之间，加之语言不通、风俗相异，工作开展得相当艰难。但队员们为了使政策能春风化雨般滋润农民的心田，仍不辞艰辛，跋山涉水，走村串户，进行宣传动员，终于在短短的几个月里就征集到数以亿斤的粮食，出色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
然而，就在征粮工作全面铺开之际，潜藏的国民党特务，部分伪装起义的反动军官勾结各地的恶霸、惯匪趁我立足未稳，裹胁部份不明真相的群众发动了武装暴乱。匪徒们叫嚣着“对穿黄衣服的要杀尽斩绝”，野兽一般扑向猝不及防的征粮队员。在这场残酷的斗争中，中大、金大共有8名校友不幸罹难。
董俊松这位中大学运史上传奇式的人物，四川省垫江县人，1945年考入中大法律系。无论是在重庆的“1.25”运动中，还是在南京的“5.20”学潮里，董俊松始终站在斗争的第一线。1949年为迎接解放，学校地下党组织指示成立应变会，董为学生应变会负责人，领导同学护校，同反动派作斗争。在“4.1”行动中，董俊松被在宁高校学生公举为游行总指挥，在与反动军警搏斗的过程中，董被打伤。解放后他放弃了留校工作的机会，带头参加了西南服务团。
1950年3月，董俊松被分配到江川县工作，任区征粮工作队长，来到任务重、情况复杂的台桥区渔村乡。由于他的努力工作，仅用30天时间，就完成了粮食入库50多万斤的任务。两次在区召开的会议上交流经验，受到区领导的表扬。
4月23日当地的一小撮反动分子，发动了反革命武装暴乱，在情势十分危险的情况下，董俊松同志仍坚持开展工作。5月28日，董俊松带领队员小高去双桥村察看碾米进展情况，傍晚返回渔村。不料参加剿匪的13军34团（国民党起义部队）发生叛变。刚进村，碰上一群叛匪，在搏斗中被叛匪扭住。董、高两人义愤填膺，怒斥叛匪。叛匪恼羞成怒，无计可施，终将董、高二人抢杀。“一剑一箫平生志，甘洒热血写青史”，临刑前，董俊松大义凛然，高喊革命口号，与乡亲们告别。时年25岁。
苏有能，河南省永城县人。1948年考入中大教育系。1950年3月13日，分配到澄江县工作，担任了阳宗区副区长兼草甸片工作组组长。5月3日深夜，叛匪三十余人，攻打我工作组和护乡团五团某排驻地――永昌乡公所。激烈战斗持续数小时，终因寡不敌众，苏有能同志不幸被俘，遇害后遗体被丢进了草甸区深山中的一个自然深渊“天眼井”。时年24岁。
王为尧，甘肃省静宁县人。1948年考入中大社会学系。1950年3月，王为尧同志被分配到新平县南区戛洒办事处搞征粮工作，常驻法启村。4月29日在当地叛匪发动武装暴乱时，王为尧从县城返回驻地途中，遭到叛匪伏击被俘。当他被押回法启村时，面对他熟悉的乡亲，他还不时地作宣传鼓动，匪徒们除了毒打他外，还恶毒地用草料马粪塞满他的嘴，将他枪杀在河边街心的后山。时年23岁。
与此同时，在云南牺牲的还有金大学生蔡光祖，张世藩，中大附中学生唐世俭等。张世藩同志牺牲时，丧心病狂的匪徒残忍地对他进行剖心割头，其状十分惨烈。而唐世俭牺牲时年仅19岁。
不能忘记的还有两位在西南服务团川南支队工作时牺牲的校友。
邓醒狮，四川省成都市人，1945年考入中大政治系。参加西南服务团后编入川南支队四大队二中队。1950年元月被分配到川南行署财政厅工作，后到富顺县担任牛佛区乡征粮工作组副组长。2月上旬，他带领两名征粮工作队员下乡开会，被埋伏的土匪偷袭绑架。土匪将其架到“大溪口”沱江江边，严刑拷打。邓醒狮同志毫不屈服，昂首挺立，怒斥土匪，表现出一个革命者大无畏的英雄气慨。后来，他趁土匪不备，飞身跃入江中，泅水渡河。但当时正值数九寒天，江水冰冷刺骨，他终因体力不支，被土匪划船赶上，乱枪射杀在沱江之中，时年23岁。
陈锡瑶，女，四川富顺县人。1948年(下转第七版)(上接第二版)考入中大。参加西南服务团入川后，分配在川南行政公署财政厅工作。1950年3月，川南地区匪势猖獗。在泸县已有区长遇害、区公所被迫撤离的严峻形势下，陈锡瑶与战友张石生（苏南公学同学）二人不畏艰险，随武工队下乡征粮剿匪。3月27日清晨，武工队一行二十八人，为保卫已征集的数万斤公粮免遭土匪抢劫，在从驻地牛石场奔赴公粮集积地玉皇观的途中，与匪众近一千人遭遇，双方展开激战。在突围过程中张先被敌弹击中身亡，陈锡瑶手举双枪，与敌激战，不幸身中数弹壮烈牺牲。时年23岁。
听完这些烈士事迹介绍，我们决定去烈士生平战斗过的地方凭吊他们的坟墓。经几百公里辗转，真正能找到的烈士墓也仅有三处，晋宁的张世藩，易门的蔡光祖，江川的董俊松。“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五十年过去了，苏有能、王为尧的遗骨至今没有找到。在烈士事迹陈列室里我们多么想瞻仰一下他们的遗容，目睹一下他们的遗物，一件军装，一床军被，哪怕是片纸只语。但十分遗憾。在易门县，一位民政局的同志跟我们说，他们到这里工作才一两个月，所有的财产就是一个背包，除了每人每天2角钱的伙食费外，没有薪金哪来长物。说实在的，几十年间专程来凭吊他们的也是鲜有罕见。
虽然我们没资格代表学校向他们表示致敬，但作为他们的兄弟姐妹，他们的同志，我们深深地为他们鞠躬致哀。望着坟头芳草萋萋，但愿再过五十年，这里不会“独以青蝇为吊客”。
（四）
几十年过去了，这批栋梁之材，他们把根深深地扎在云南人民群众之中，生生不息地为之奋斗。在领导岗位上，他们自能撑起一片绿荫；即便在平凡的工作中，他们甘当一根铺轨的枕木，默默奉献自己的一生。
胡联辉这位参团报名的第一人，中大水利工程系的高材生。1950年就参加中国第一个水电站――云南石龙坝电站的接管工作，继而又参加了云南省不少水电站的兴建工程。1980年他任水电十四局副局长期间，接受了当时云南第一个大水电站――鲁布革水电站60千瓦工程的兴建任务，他亲任鲁布革工程局局长兼总工程师。这是全国第一次引资建设的项目。
鲁布革工程有大坝、厂房、溢洪道以及不少外围工程。他大胆地模仿国外以招标的方式引进工程单位。十多个国家几十个工程公司参加了投标，其中溢洪道标底1.4亿，而日本大成公司以7千万中标。结果该公司以较为先进的技术，惊人的掘进速度完成了工程。“大成模式”轰动了中国，***来了，李鹏也来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专辑，《人民日报》作了专题报道。用招标方式引进工程单位，在八十年代初，对改革开放伊始的中国人来说，无疑是“离经叛道”。然而对于胡联辉来说，为了给滇东人民早日送去“光明”，为了让他们早日富裕起来，他这个弄潮儿就敢为天下先。他成功了。
王翠兰同志毕业于中大建筑系，是个专职设计师。自1950年3月参加接管昆明市建设局工作后，几十年来一直从事建设设计工作，曾参加过云南省农展馆、昆明市文化宫、省政府东大楼、昆明饭店等许多重点工程的设计或方案论证工作，当她离休后，仍全身心地扑在设计事业上，担任着设计院顾问总建筑师等要职，并参与了很多项重要的建筑设计工作及理论研究工作，撰写了大量的论文。如《洱海之滨的白族民居》、《建筑与民族文化》等篇都获得了省部级奖。继1986年出版了由她主编的专著《云南民居》（获全国优秀建设科技图书二等奖、省科技进步三等奖）后，于1987年至1992年五年时间里，她又亲自带领人员跋山涉水，风餐露宿19次到边远山区的村寨进行调查考察，主编了《云南民居（续篇）》（获云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这次拜访她时，她将这两册装帧精美、图文并茂的图书赠与母校。翻开图书，我们似乎又看到她在崎岖的山道上踽踽而行。但就在这条崎岖不平的路上，她把学到的知识很好地融合在独特的边疆民族文化中，走出了一条当代知识分子的成功之路。
和王翠兰同志一样走遍云南山山水水的还有一位西南服务团战士，他就是专在云岭搞绿化的金陵大学园艺系毕业生章光旭同志。1953年他被分到云南省林业厅工作，协助厅局领导进行云岭的绿化工作。1959年他又受命筹建云南林业科学研究所。世界上大量的珍贵木材和高级果品都产于热带，如紫檀、桃花心木、檀香木、花梨木、柚木等；高级果品如榴莲、油梨、芒果、龙眼、荔枝等。西双版纳是我国唯一的热带雨林区，为了取得研究成果，从1962年起他就钻进了这密密丛林之中，克服了虫叮兽咬、瘴侵疬入等千难万险，一干就是十个寒暑。分别对云南松、柚木、铁力木、油棕、桃花心木、金鸡纳、肉桂等30多个树种的生物特性、生态条件、栽培技术进行了研究，同时写出了30篇论文和研究报告。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1979年获省科技进步奖。经他研究推广的经济林，如油茶、梅子、山楂、板栗、核桃、木瓜等已在云岭满山遍野的生根、开花、结果。
在西南服务团中大、金大校友的群英谱里，还有研制“光电光波比长仪”的麦伟麟，设计并制造高原变压器系列的苗转泰；几十年呕心沥血开发高浓度复合肥料――磷铵的袁守讷；我国第一台座标镗床的设计者曾叔清……其实在建设云南献身边疆的漫长岁月里，无论是在永攀科学高峰的前进营地，还是在服务于人民的平凡岗位，每一个西南服务团的战士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真可谓“湖海平生，终不负苍髯如戟。”
他们中间没有高官，也不享有厚禄。那天开座谈会，也只是利用了城中的一座市民公园，会后就在公园边上一家小饭馆用餐，每人一碗热气腾腾的米线，且都由个人“埋单”。看着他们吃得有滋有味的样子，分明是在平淡中品尝着一种生活，体现了一个老战士的高尚情操。在与他们的交谈中，对人生的成败得失他们是那样坦然，对个人的荣辱他们是那样泰然，而对于现实恬淡宁静的生活又是那样地怡然。心如止水，因为曾经有过沧海；人生无憾，那是因为实现了自己的意愿。我们不想再引用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那段名言，但我们想起了一首歌词：在人的生命里，有了当兵的历史，一辈子也不感到后悔。因为他们参加过西南服务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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