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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始三江
19世纪末20世纪初，南京大学的前身――三江师范学堂在举国上下求强思变的潮流中应运而生。
1902年5月30日，刘坤一向清廷上奏《筹办学堂折》，呈请在两江总督署江宁(即南京)办一师范学堂。不久，刘坤一病逝，张之洞继任两江总督，上奏《创办三江师范学堂折》，力主“先办一大师范学堂，以为学务全局之纲领，则目前之力甚约，而日后发展甚广”，还开具了办学的具体计划。
1903年9月，三江师范学堂正式开学。开办之初，学堂暂设于总督府署，同时在北极阁前明代国子监旧址兴筑校舍。学制分为一年最速成科、二年速成科、三年本科和四年高等师范本科。学科设有理化科、农学博物科、历史舆地科和手工图画科。教员一部分聘请举贡廪增出身的中国学者，担任修身、史地、文学、算学等课的教学；另一部分是从日本聘来的菊池谦二郎等11位“教习”，讲授物理、化学、博物、生理、农学、图画、教育学等课程。
先后被聘为三江师范学堂“总稽查”的有缪荃孙、方履中和陈三立。正式开学之后，即聘“监督”主持校务，下设教务、斋务、庶务三长。
▲张之洞所奏《创办三江师范学堂折》
三 院 嵯 峨
1910年，由两所教会书院合并成立的金陵大学，在鼓楼西南坡购买了2000余亩土地作为新校址，并随即从美国请来测绘学家师莫尔(Mr.Nipps)和建筑学家斐罗(Mr.H.Severance)规划、设计校舍建筑。从1910年开始设计、动工，至1915年已有部分校舍落成，其中包括1912年建成的科学馆，即今“东大楼”。1917年又增建小礼拜堂(即今汇文路南侧之小楼)。1919年建成了“北大楼”(行政院办公楼)，这是学校的主楼，位于校园地段的最高处，体量也最大。后陆续完成了校中心区的建设(包括大礼堂)。1925年又建成四层教学大楼，当时被命名为“斐义理楼”，即今“西大楼”。
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金陵大学文理科科长、留美博士陈裕光成为金大第一位中国人校长。改组后的金大进行了若干改革，撤销宗教系，宗教课程由必修改为选修，宗教仪式改为自愿参加，学校的各级行政工作也逐步改由中国人主持。1930年，按教育部颁布的大学章程，将文理科改建为文学院和理学院，农林科改建为农学院，同时成立了与三院并列的中国文化研究所。1935年，又按教育部章程，先后设立了文科研究所史学部、理科研究所化学部、农科研究所农业经济学部。诚如金大校歌中所言：“三院嵯峨，艺术之宫，文理与林农”。这一学科框架奠定了金大作为“江东之雄”的基础。
首 开 女 禁
五四前后，中国除个别私立大学之外，还没有同时招收男生和女生、实行男女同学的高等学府，教育史上习惯地称之为“女禁”。
1919年12月7日，“敢探未发明的新理，敢入未开化的边疆”的陶行知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务会议上正式提出了《规定女子旁听法案》，并在会议上慷慨陈词：“中国女子高等教育最不发达，女子几无上进之路；大学不许男女同学，更是毫无道理。南高特宜首破禁区，融通办理，以遂女子向学之志愿。”校长郭秉文、新任学监主任兼文史地部主任刘伯明以及名教授陆志韦、杨杏佛等人均极表赞成，于是校务会议一致通过这一提案，并决定自1920年暑期正式招收女生。
招生之际，闻讯前来报名的受过中等教育的女子达一百余人。如张佩英便是在陈独秀、张国焘、茅盾等人的积极鼓励和多次劝说下，从上海赶到南京来报考的。学校不偏袒女生，不降低录取标准，经过严格考试，最后正式录取了8名女生，同时还招收了50余位女旁听生。南高师也因而成为我国第一所实行男女同学的国立高等学府，翻开了中国教育史上崭新的一页!
名人演讲在东大
二十年代初，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扩建为东南大学，成了我国中西文化学术交流的一个窗口。
1920年4月，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来校演讲了《教育哲学》、《科学与德谟克拉西》，宣传实验主义的哲学、教育思想。同年10月，英国逻辑实证大师罗素来校作了《关于哲学》的讲演，倡导以逻辑推理与科学方法求知。
1921年9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院长孟禄来校演讲《平民教育》和《教育与实业的关系》。
1922年10月，德国的新动力论倡导者杜里舒来校演讲，后留在东大授课一学期，开出“生机哲学”、“哲学史”、“欧美新近哲学思潮”等课程。次年6月，郭秉文校长授予杜里舒东大名誉博士学位。
1923年，美国的教育测量专家推士到校讲演，梁启超、张君劢等同来。在此之前，梁启超曾在东大讲学一年，主讲“先秦政治思想史”。
1924年4月20日，印度诗圣、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泰戈尔来校讲演，石头城为之轰动。他说：“近世文明，专尚物质，并不为贵。中印自有最可贵之固有文明，发扬而光大之，实中印两国之大幸和全世界之福。”
西 迁 东 还
抗日战争爆发，南京面临沦陷厄运，罗家伦校长的中大重建计划中途夭折。1937年11月，中大举校西迁。12月初，文、理、工、法、农、教育等学院在重庆沙坪坝松林坡开学。医学院及农学院的畜牧兽医系则建在成都华西坝，中大实验中学建在贵阳。是时，中大学生人数为1072人。后来，国民政府西迁重庆，中大学生骤增，校舍不敷使用。次年，在离沙坪坝25里的柏溪建立分校，作为一年级新生校舍。
1945年8月，抗战胜利。著名物理学家、南高师毕业生吴有训出任中大校长。他于9月到校就职，即筹备复员事宜。次年6月全校师生分批东下。11月1日，在南京原址复校。入学学生除随校回迁和当年新招的学生外，还有沦陷区中央大学（汪伪政府1940年举办，1945年停办）的插班生，以及来自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朝鲜的留学生，共计为4719人，大大超过了战前规模，于是便扩建丁家桥校舍（战前为农学院使用），将农、医学院迁入，称中大二部，其它5学院仍设在校本部。
金陵大学也于1937年11月西迁，在成都华西坝借用华西大学的校舍开办，理学院分部设在重庆求精中学，金大附中设在万县。这期间，金大增设了我国最早的电化教育专修科――影音专修科和图书馆专修科、英语专修科（与其他学校合办），农科研究所增设农艺学部和园艺学部等。抗战胜利后东还复校，于1946年9月在南京原址开学。到1948年，金大文、理、农三院已有22个系、4个专修科、7个研究所，在校学生达1100人，成为国内规模较大的综合性大学之一。
五・二○�运动
抗战胜利之后，中大学生运动重心转移到反内战、争民主上，尤其是1947年5月20日，中央大学等“京沪苏杭16所专科以上学校挽救教育危机大游行”，在珠江路口惨遭国民党军警的殴打、追捕，酿成“五・二○”惨案，随后引发了席卷全国60多个城市的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反独裁运动。
1947年南京学生反饥饿的浪潮，是从要求增加副食费开始的。我地下党决定把反饥饿和反内战结合起来，使学生运动向纵深发展。
5月20日的早晨，阴霾密布。泸、杭、苏代表团和中大同学先后到中大操场集合。这时，国民党宪兵、警察分别包围了中大、金大。中大的游行队伍机智地从中大边门突围出发，前往金大支援。两支队伍在鼓楼附近胜利会合。然后高呼着“反对饥饿”、“反对内战”、“取消《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等口号，浩浩荡荡地由中山路向南行进。游行队伍遭到国民党警、宪、特务的凶狠阻击。队伍几次被打断，又几次聚集起来，冲过封锁线，继续朝国民参政会行进。据事后统计，重伤19人，轻伤90多人，被捕28人。
为了谋求解决问题，主席团一方面就地举行记者招待会，阐明游行目的，控诉反动派的迫害，呼吁舆论支持；一方面派出七位代表，到国民参政会会见秘书长邵力子。经邵力子调解，终于达成协议：国民党政府的武装力量撤防，让学生队伍通过。
下午6时左右，同学们高举战旗，高呼口号，高唱战歌，按原定路线胜利返校。
毛泽东同志曾高度评价“五・二O”运动，认为它开辟了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不可避免地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因此，1954年南大校委会作出决定，确定“南京大学历史自1902年三江师范学堂创办时开始”，以震惊全国的五・二○运动纪念日为“校庆日”；每年校庆期间，举行全校性的科学报告会。
愿将热血荐黎明
1948年底1949年初，国民党军队接连溃败。行政院下达“国立院校应变计划”，企图强迫中央大学南迁广州或厦门或台湾，遭到中大教授的强烈反对。1月21日，校务会议作出“以不迁校为原则”的决议。27日，中大校长、训导长、总务长三人弃职而去。31日，教授会投票选出梁希、胡小石、郑集、欧阳翥、张更、蔡翘、刘庆云、吴蕴瑞、楼光来、吴传颐、刘敦桢11名委员和李旭旦、张江树、宗白华、钱钟韩等人为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大校务维持会”，胡小石、梁希、郑集一起被推为常务委员，主持校政。
校务维持委员会成立后，即向李宗仁政府提出“撤查校长周鸿经”、“拨发应变费及粮食”、“释放被捕学生”等三项要求。梁希、郑集与胡小石等多次赴总统府交涉。当时的教育部长陈雪屏亲自出马，一方面在中央饭店宴请校维会成员，再三强调“不派校长，由校维会治校，在大学史上查不出根据”；另一方面，又试图以“出任中大校长”利诱胡小石先生等，均遭拒绝。4月1日，中央大学等10所专科以上学校六千余学生举行了“争生存、争和平”的**游行。
中大师生以“起看星河含曙意，愿将热血荐黎明”（梁希诗句）的决心，冲破黑暗，迎来解放。
国旗设计者
曾联松(1917－1999)浙江瑞安人。1936年考入中央大学经济系。1938年在重庆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中央大学学生地下党支部书记工作。
1949年7月，曾联松在报纸上看到新政协筹备委员会征集国旗图案的启事，心情无比激动。为了把握好国旗的设计格局，曾联松学习了毛主席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等著作，然后按照征稿启事的要求，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复构思、设计、制作，终于选择出自己认为最满意的图案――红地五星旗。
当时，全国征集到国旗图案3012幅。国旗图案审查组评选出38幅，编成《国旗图案参考资料》。据记载，开始入选的图案，并没有曾联松这一幅。后来，经张治中将军和田汉的极力推荐，才作为第32号列入38幅备选图案里。9月25日，全体政协委员审阅了《国旗图案参考资料》，毛主席指着红地五星旗图案说：这个图案表现了我们革命人民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这个图案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实际。毛主席的见解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27日，经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投票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红地五星旗，同时决定将原来大星中的镰刀斧头去掉，旗面显得更加简洁明快。
真理标准大讨论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了一篇用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的文章，题目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成了拥邓力量的第二次呐喊。文章的作者是当时南京大学哲学系老师、中共党员，刚过“不惑之年”的胡福明讲师。
这篇文章一发表，在当时即引起强烈反响，有人给它扣上“荒谬”、“砍旗”等帽子，有人赞誉它是“东风第一枝”，是“一颗彻底摧毁‘四人帮’反动思想体系的重磅炸弹”。众说纷纭，争论四起。文章也引起了邓小平的重视，他后来指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光明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一下子引起那么大的反应，说是'砍旗'，这倒进一步引起我的兴趣和注意。”在他亲自领导下，围绕这篇文章的争论最终发展成为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邓小平说：“不要小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争论。这场争议的意义大了，它的实质就在于是不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今天人们已经普通认为，那场与“五四运动”、“延安整风运动”并列为现代中国“三次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的讨论就是《光明日报》这篇文章引发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一书也突出了现代中国历史上这一重要转折点。
(本版文章根据《百年校庆》网站相关内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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