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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刚届不惑之年，已经是一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1987年第一次来到中国，曾在美国大使馆从事中美文化交流工作；
他对爱情非常执着，与一位中国姑娘谈恋爱谈了好多年，有情人终成眷属，他现在已是两个儿子的爸爸；
2001年9月，他开始就任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美方主任。这个中心是由两国政府同意，于1986年创办的，是改革开放后中美共同建立的第一个教学科研实体，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曾称赞它“是美中两国目前正在进行的教育活动中最令人激动和最具开拓性的一页。”
金秋时节，我在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应约采访了这位戴博先生。他以非常地道的中国话侃侃而谈，娓娓道来，令我感动，令我思考……
我问戴博先生，您是一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了，当时您来中国时有没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今天回想起来，前后15年时间，中国的变化给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戴博主任略微思考了一下说，1987年我来之前没有一个既定的观念，因为那时大学毕业不久，在学校里也只是傻乎乎地看书，没有更多地去考虑其它，如果当时让我在世界地图上找出哪个地方是中国，我未必能讲对。中国非常之大，我很有兴趣。那时改革开放才不久，虽然已经有一些变化，但不大，甚至还看到好多“文革”留下来的东西。人们还在使用外汇券。特别是人的精神面貌，你在路上走走，碰到的人往往脸都不太好看，也不乐观，眼睛里不发光，似乎有抑郁症。我爸爸是一个心理医生，他到中国来后也有同感。但是，今天可不同了，你到大街上看看，那匆匆行走的人，每个人都是那么精神，那么自信，眼睛里充满光采。大家都有事干，他们都感觉到，只要你自己努力了，一定会有回报、有进步，而且会一年比一年好。今天中国的老百姓说不定比过去任何一个时候都幸福得多。因此，我认为，中国十几年来最大的变化，不是高楼大厦，不是高速公路，而是人们的精神面貌。当然，我也不否认，中国还存在不少问题，比如农民问题、下岗职工的问题，但这些都是因社会的快速进步带来的，贫富差距是自然的。这些社会进步中的困难，在发达国家也有，有些问题可能更突出。
戴博对中国文化兴趣很浓，特别喜欢唐诗，好多名篇，朗朗上口。我与他较为深入地探讨中美文化各自特点，对中美文化的差异，以及如何去相互借鉴，他这样说，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我对中国的“礼”、“孝”特别欣赏，也试图这样去做。比如我回国，对人对事可能比过去客气多了，朋友也都这么讲我。“孝”是很好的美德，尊重老人，尊重长辈，中国那些有老规矩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他们是最可尊敬的。美国也有“孝”的内容，但是，美国社会更多是一个崇尚年轻人的社会，不够尊重老年人。中国人比较强调礼义、谦虚，而美国是一个以名流、大腕为主流的社会，比较强调自我，习惯于自我陶醉，不太谦虚。我过去也这样，现在谦虚多了，我很欣赏谦虚，而且也正在努力去追求。戴博也讲到，一个人的价值观念，特别是在定型之后一般是比较难改变的。他说：“如果一边是谦虚，一边是自我陶醉的话，可能我现在还是靠自我陶醉方面多一点，因为价值观念有时还是很难改的。”
戴博也讲到，“每个国家都有它内在的东西，中国讲‘龙的传人’，美国也有类似的观念，每个国家都有他的主流意识。我从事中美文化交流工作达15年之久，我喜欢上中国了。从另一方面讲，依我住在中国这么多年的体会，使我更怀疑美国主流的自我意识，对它的弊病看得更清楚。比如，我现在也经常怀疑美国平时宣传的那些类似于口头禅或者说习惯性的一些偏见，有没有道理呢？但是，即使这样，我更爱我的祖国，这或许就是一种祖国情结吧。”
我与戴博在交谈中非常容易沟通，我特别问他，“您在中国这么多年，在与中国人的交往中，有没有使你最恨或者最讨厌的事？”戴博诙谐地说：“当然有了！比如到商店里去购物，我可能有急事，需要赶紧办完，所以在上自动电梯时，我很想快步走上去，尽管我已跑得气喘嘘嘘，可电梯上的人死活挡住不让我上，在美国乘电梯都是靠一边，给别人留出一个通道。这可能算不上是一个什么事，鸡毛蒜皮的。还有公共场合抽香烟，严重影响他人健康嘛！当然，最不可爱的东西还有就是似乎在中国的人与人之间不太原谅别人。一旦得罪人了，就完了，很容易忌恨人。在美国有一个说法，先原谅，然后往前走（forgive and forget）。因为只要你干事，只要你是一个有性格的人，几乎每天都可能得罪人，所以你一定要有原谅的风度和素养。一个社会，一个人，如果不原谅，怎么去创造一种社会和谐啊！”
在南京大学，戴博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可能称他是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美方主任，人们不一定马上记起，但一讲到他在《北京人在纽约》里演的大卫，不少大学生会脱口而出“哇塞，就是他啊！”我问他，对这个角色还满意吗？后来有没有再演过其他的角色？
戴博说：“那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当年《北京人在纽约》正好在纽约拍摄，因陈道明和另外一个角色因事离开剧组，剧组一时找不到人，是姜文把我喊去的。我跟姜文、刘晓庆认识是比较早的，那是在刚拍完‘芙蓉镇’、‘红高梁’时认识的。去了之后一试镜头，他们说行，就这么演了一个大卫的角色……后来也曾有剧组想要我出其他一些角色，但由于我不太欣赏那些角色所以没有答应。我还在上海人艺的一个话剧《陪读夫人》中演过角色。如果有适合我的角色，今后我还会参加一些演出的，作为个人一种爱好吧！”
戴博对爱情很执着，与一位中国姑娘谈了多年恋爱，有情人终成眷属。我本想把这个时间公布出来，可戴博说，还是不说吧，就讲谈了好多年吧。我说：“我尊重你的意见。”现在戴博有两个儿子，我问他：“用什么样的方法教育孩子？在你和夫人之间有没有争吵或矛盾的时候，是怎样化解的？”
戴博坦率地说，我想我们在家里，我不是把我夫人看成是一个什么中国人，我是把她看成是一个女人，是我的夫人，而我在她眼里就是丈夫，男人，而不是一个什么美国人。天下的男人、丈夫，女人、夫人都是一样的。当然，男人有男人的文化，女人有女人的文化。有些中国人有一种偏见，说美国人不重视家庭，这是不对的，不管哪个国家，要想安定、发展，都必须重视家庭。夫妻之间要顾家，最重要的是时间，你常不回家，那怎么能行？我除了工作，大部分时间都在家里，每天腾出一定时间教育儿子。在教育方法上，还是中美结合，在家多用一些美国的方法，教他自立，自己做自己能干的事。在幼儿园，当然大环境是中国式的教育方法了……
在临近结束采访时，我问戴博两个问题，“作为中国人的女婿，你认为你在中国这么多年，从1987年就来了，你最大的人生收获是什么？你希望中国当下最迫切做的事情是什么？”爽快的戴博，在一阵愉快的笑声之后说：“15年来最大的人生收获就是我有了一位善良贤惠的中国妻子和两个儿子。”“另外，我希望中国要做的事就是抓紧时间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并以此促进经济更快地发展。”
告别戴博，走出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眼前一片秋意浓浓，天高云淡，丹桂飘香，看着街上匆匆行走的人群，欣赏着大家眼里的光彩和自信。我真切地体会到一个美国人眼里的“中国十几年来最大的变化，不是高楼大厦，不是高速公路，而是人们的精神面貌！”是那么真切，实在，没有任何修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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