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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天气微寒，2003届的学生已经开始四处奔波，满怀热情地为自己的未来寻找美丽人生。其实，不管到什么地方工作，遇到什么境况，最重要的无非是两个词：“敬业”和“平常心”。只有“敬业”，才会给自己机会；只有用“平常心”面对一切，才会有足够的耐心等待。本期“焦点专题”刊出的两篇稿件，一篇是微软出版社中国区业务发展经理孙文清介绍微软公司企业文化；一篇是98届中文系毕业生刘晓璐工作四年后的感触。算是我送给所有正在或将要找工作的同学们一份小小礼物。
我是1998年7月从南大毕业来到南方日报的。当时，还不太清楚报业集团是怎么一回事儿呢，转眼自己就是个南方报人啦。
和所有刚走入社会的大学生一样，对过去的生活蛮怀念的，对新生活也挺冲动的：隐隐觉得自己一定会干得很出色；更确切地说，总觉着自个儿很快就要出名儿。毕竟是给报社相中的嘛，不说百里挑一，好歹也是从那么些个同学里给挑出来的啊。
因为着急，早早就来了。想先熟悉一下广州的大街小巷――过几天可是要采访的，不认得路怎么了得；想挑一个通风、靠窗儿的床位――那可是关系到今后几年生活的大事情，虽用不着太当回事儿，但也总挂念着。飞机上还在想：报社啥样儿？宿舍啥样儿？同屋又啥样儿？――当时还不习惯用“同事”；当然，更重要的是，想在报社增加曝光率，给人留些个美好印象，所以见着谁都点头微笑，显得很有风度的样子。其实，谁晓得你是谁呀！可那会儿，居然真的把自己当回事儿了，屋里屋外、张口闭口“我觉得”，好像南方日报、乃至全中国新闻事业的明天，都已经总个儿地落在了自己肩上。
可是，打击，突如其来，就在那年8月。
一起到报社的哥儿们、姐儿们，各个都到部门干活的时候，我一个人，躺在八楼老干部活动室的沙发里看报纸、打瞌睡。因为我要去的那个部门的办公室领导出差不在。就这样吹了两天空调，终于到花鸟世界报报到了。我说是“打击”，是因为太出乎意料了。我几时养得过一花半鸟，还要为它们做“宣传”？四年大学总个儿白上！想想此前的种种，让我有些悲愤，也有点幽默的成分。
8月里，洪水滔天，我的心也七上八下的。新来的上抗洪前线了；新来的到外地采访了，来回坐飞机，而且还是公家出钱；新来的天天在报纸上发稿子了，经常是一二版；新来的开专栏了，一篇就拿一两百块……总之一句话，人家都出名儿了！
可我呢？每天校那些不知能干什么的化肥和饲料的名称是不是写漏了一个字母，挑一些叫不上名儿的小鸟照片，有些挺好看，有些白给都不要。朋友们怕我想不开，电话里都是些东拉西扯的东西，我听得出他们笑得不自然，我的话不多，但很感动，常常要站很久才能进屋。
后来，我当编辑了，管一个版，是自己编辑、自己画版，还可以约新来的哥儿们和以前的同学写点小文章。可以算“闲适”一派，说“性灵”也行。这些哥儿们倒还真不赖，东西都挺像样儿。于是，有说我编得挺活的，有夸我版画得蛮好的，有羡慕我可以自由发挥的，也有说从来都不看的，这话我最不爱听。总的来说感觉还好。想想，所谓自我价值，不就是自个儿觉着还像那么回事儿吗？我又那么容易满足，所以心情并不特别糟，后来竟时好时坏的。我把想法告诉中青报以前带我实习的老师，她说时好时坏就很不坏。
部门里的同事挺好，常想些法儿在报纸上变花样，也经常一起玩。同来的兄弟们也好，拿着稿费的时候请喝酒，总记着叫我。趁着酒劲儿，常说说自己的过去和自己的现在，一个学校出来的也经常帮我渲染一下以前的日子，于是彼此说些鼓励的话，常常是眼巴巴的，很感动的样子。因为我敢说每个人都有点失落。倒不是别的，哪个新来的不以为自己就是未来主任、社长的最佳人选？哪个不觉得自己一动笔就应该是惊天地、泣鬼神的那种？可又有哪一个真的在这十几个月里混成个人物了呢？说得俗一点儿就是：理想和现实的矛盾。说得“人文”一点儿、“关怀”一点儿，就是那句老歌：生活的压力和自我的尊严，哪一个重要。
正当我的心情变得不好不坏的时候，我居然自以为是地去约一位挺不错的记者给写篇散文。他回答得简单，“那种东西我写不了。”我的名片可能还在他那儿，可能早给扔了，管他呢。当然，我有点生气，但也挺高兴，我可能很难再找到他那么好的感觉了。
后来，报社搞应聘上岗，我调到了文艺部。采访、写稿子、报选题、看报纸上的文章到底给删了多少字、打了多少分儿，和同事聊天儿，依然在等着一件突如其来的大事儿能出个小名儿。忙了，见的人也多了。生活，挺好的。
现在呢？
现在蛮老实的，活儿天天在干，名儿还是要出的，但我不那么着急了。不着急，就很好吗？
就这样吧。
那以后，我做了两年的文化记者，很多人包括跑同一条的线的记者，都搞不清楚我为什么不写歌星影星、电影和音乐会。我说着说着也就懒得说了。明星真是一个没见过，墓地倒是看了不少，画展也有一些，当然还白拿了不少书。虽然没有跑娱乐的记者那么风光，但养了我一个挺小资的习惯，每到一个城市都会去看看它的博物馆。然后好像很满足的样子，买一本便宜的介绍。
我喜欢搞考古的人，胜过喜欢搞文学的和搞美术的。那群黑乎乎的男人，很简单、很深刻，也很够哥们。说好只给我的料就真的不会给别人，即便是市里的领导要求只叫市里的记者，他们也会偷偷地打个电话给我。
慢慢地，一起来的哥们各自都有了自己的生活，一段极像大学的时光，那个被我们称为“后学生时代”的时代，就不知不觉的没了。但却有没按大学的结束以那种令人振奋的方式嗄然而止，而是没声没息地，就没了。下班后的屋子里没了打牌的人，清静了，也就冷清了。常常一个人拎个瓶子，从屋子走到大厅，再从大厅走到阳台，再走回来，再走回去。这样的时候就会想一些问题。阳台边有一棵树，叶子里，是远处一幢楼顶的霓虹。那种遥远的忧伤调子，让我想起在大学操场边的树底下坐过的那些晚上看到过的影像。
终于，我决定了，要改变一下。于是在又一轮的竞争上岗的时候，我到了集团的采编中心。做过策划，做过方案，做过总结，也做过集团的宣传册，就是去年报社到各大高校招人时用的那一本。我很快发现，我已经基本上告别了我的记者生涯。这个发现，让我一度心情复杂，以至于怀疑过我决定的可靠性。
一年后，我又在等待新部门的调令。我知道，这一步迈出去，我就真的不是记者了。我想像过种种可能性，但我很清楚，事件的进展，往往出人所料。我说不清为什么就有了这样的决定，甚至说不清是谁做出的这样的决定，就像说不清明天会怎样。也许没有明天，也许就是某一天吧。
四年，不算长也不算短，好像都是很近很近的事，也好像都发生在很久以前的史前年代。我用它工作，有人用它念完大学。同一个时间段落里的两种结构方式，两种结构中穿插的故事情节，情节里出没的时间、地点和人物，让我在想，如果，如果我用另一方式用它，或者让已经经历过的我从头再来过，又会怎样？我知道这是很荒谬，很没有理论根据的想法，但我还是在胡思乱想。可能一个人只有在自己脑子里才可以肆无忌惮地胡作非为吧。可问题是意义何在？
我在我工作第四年的时候，换到了第四个部门――南方周末。
我原以为我会很兴奋，因为我原本没有去中国青年报就是冲着南方周末去的。如果这发生在四年前，我一定兴奋。所以，这四年让我又把一些事情看淡。这是好还是不好？只有一个词可以比较中立的说话，叫作“成长”。可是问题又来了，三十岁步步紧逼的时候，“成长”对一个男人的压力会有多大。于是我又怕成长，长大了又能怎样呢？八年前开始，被南大这个校园一点一点培养起来的认知自觉，时刻出来作祟。虽然我希望更理性些说话。好在人们给了这种胡思乱想一个好听的名字，叫作“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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