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分南北与术有专攻
南京大学的前身之一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有两股力量支撑着：一是“中国科学社”大本营里的现代科学家积聚所释放出的科学精神。二是张之洞、陈三立、缪凤林、李瑞清南京兴学后打下基础的“文史地部”的文科学者的文史哲兼通的人文精神。
近代以来，地域所造成的南北之学和政治文化确实出现了很大的不同。由于东南得风气之先，湖湘学者由经世致用到大兴洋务、变法维新；岭南学者由六经注我，到托古改制、公车上书，乃至置身政变；江浙学者由我注六经的精细、严实的书斋生活，到关注开放的域外之学。几十年间的东南一直是在政治、经济和学术的变革的前沿。北方却处在相对的保守之中。但到了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却出现了极大的反差，并在南北两所最重要的大学表现出分别。即北京大学与南京大学的东南大学时期出现了激进与保守的分野，也就有了在现代新格局下的学分南北。
从近现代学术史的基本格局和实际的学术贡献看，若以南北的大学作为学术研究中心，并以１９２０年代的南京高师－东南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学校－清华大学为个案，南高－东南的国学研究相对弱些。因为清代汉学是中国国学研究的一个高峰，超越清代汉学只有在新的史料的发掘和方法的更新上。１９２０年以后，南北学风在精神上的差异是“信古”和“疑古”。代表北方学界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学校－清华大学超越南京高师－东南大学的是他们积极地占有和应用新材料�考古所得的甲骨文及其它文物、敦煌文献和明清内阁档案�和吸收国外的新方法。而南京高师－东南大学的史学乃至国学研究仍然是在传统的学术范式中转，无新材料和新的方法上突破。在北方学界，胡适是新的学术思想的倡导者，并以批判的科学精神为指导。王国维是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和清华学校研究院的导师，同时也是新的学术方法的开创者和实践者。他的研究方法，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总结为：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胡、王影响的学生最多。而南京高师－东南大学的史学乃至国学的导师是柳诒徵，他的学术精神基本上是传统的继承，在方法上仅吸收了由欧洲传入日本的宏观的写史之法�《历代史略》、《中国文化史》、《国史要义》�。
“学衡派”的基本力量是属于文科的，更有不少科学工作者介入。准确地说“学衡派”精神应该是科学时代，实验主义�唯科学主义�主导学术主流意识之外的人文主义精神。相对于北京大学“新青年－新潮派”的新文化的激进主义势力，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的“学衡派”是文化保守主义的一种力量。南北力量的相互作用，奠定了现代学术的基础，也在冲突、批评、论争中，求同存异，共同促进了学术的发展。
“学衡派”�姑且又可称“南高―东南学派”，因为有原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的学者这样称呼，我个人在这些年的学术研究中一直用“学衡派”�的学术支撑是史地之学和文哲之学。前者又以其形成“历史地理学”为其主要特色�以柳诒徵、张其昀、向达为代表�。后者的文学、哲学研究是以古典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融通名震学界。尤其是西洋学术的之源与中国的孔学，西洋文学的古典主义精神、新人文主义精神与中国儒学的人文主义精神在这里交融。西方哲学的理性精神和金陵佛学的形而上精神在这里碰撞。其中文学尤以西洋文学的输入为多�这里出现了现代中国大学中的第一个“西洋文学系”�，哲学主要是西洋哲学的输入�以刘伯明、郭斌�为代表�和佛学的现代阐释�以杨文会主持金陵刻经处为中心形成的东南佛学研究，后学又以欧阳竟无、王恩洋、吕�、汤用彤、景昌极为代表的支那内学院，许多师生受到影响�为路向。
新旧之说与东南学风
汤因比在考察文明的发展时，注意到了“精神的分裂”。他说当一个社会开始瓦解时，在成长阶段的个体的各种行为、感觉和生活特性将为一些可能的其他方式取代，一种是被动的方式，另一种是主动的方式。会出现复古派和未来派。前者有“在文明崩溃的社会里再建早期生活节奏的企图”，后者含有中断与传统联系的意思。五四运动决定了南北大学复古派和未来派的“精神的分裂”。
对于近现代学术的新旧、中外、有用无用之说，王国维是表示强烈反对的。他在１９１１年的《国学丛刊・序�中的明确表示：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但实际上，学界有意无意地还是要分出个新旧来。
梁启超１９２３年１月９日在东南大学“国学研究会”做的《治国学的两条大路》�收入东南大学“国学研究会”编的《国学研究会演讲录》第一集�的演讲中，提出了治国学有两条应走的大路：“一、文献的学问――应该用客观的科学方法去研究。二、德性的学问――应该用内省的和躬行的方法去研究。”这实际上是在从《中庸》到宋儒就已经明确了的“尊德性”与“道问学”学问之路。梁启超说第一种就是“整理国故”的部分，要求真、求博和求通。在演讲的最后，梁启超忽然把话拉到国学研究中的南北、新旧的问题上。他说：“这边的诸位同学，从不对于国学轻下批评。这是很好的现象。自然，我也闻听有许多人讽刺南京学生守旧，但是只要旧的是好，守旧又何足病诟�所以我很愿此次的讲演，更能够多多增进诸君以研究国学的兴味。”梁启超显然是对所谓的东南大学“旧”的倾向有自己特殊的好感。
事实上，新和旧都是相对的。北京大学的新和文化激进是主潮，自然也控制着主流话语权，但旧的仍被兼容。杨振声在《回忆“五四”》一文中说到学生、老师之间的复杂关系：“当时在北大学生中曾出版了《新潮》、《国民》两个杂志，作为青年进军的旗帜，来与《新青年》相呼应。……但同时也出版了与之相对立的《国故》。这三种杂志的重要编辑人都出在我们‘五四’那年毕业班的中文系。大家除了唇舌相讥，笔锋相对外，上班时冤家相间，分外眼明，大有不能两立之势。甚至有的怀里还揣着小刀子。当时大多数的先生是站在旧的一面，尤其在中文系。在新文学运动前，黄侃先生教骈文，上班就骂散文；姚永朴老先生教散文，上班就骂骈文。新文学运动时，他们彼此不骂了，上班就骂白话文。俞平伯先生同我参加《新潮》杂志社，先生骂我们是叛徒。”而在东南大学，文科的整体力量中有很大的一部分势力是与北京大学对立的，这在局外人看来自然是梁启超所说的“旧”。但其中也有“异质”。由于 陈中凡的北京大学出身，及与陈独秀等人的特殊关系，他指导的《国学丛刊》和《学衡》、《史地学报》、《文哲学报》的反新文化――新文学倾向就明显不同。他是有意地游离出“学衡派”与北京大学的对立。这种新中有旧和旧中有新的实际的复杂情况，说明了大学本身所具有的兼容性和历史变革时代的“异质同构”的相对性、可能性。
“学衡派”成员群聚东南大学的时间是短暂的，１９２３年８月，胡先�赴美、１１月刘伯明去世，１９２４年８月、１０月吴宓、梅光迪分别离开南京。“学衡派”的五个核心人物就剩柳诒徵了。但“学衡派”近三年的群集和昭示出的共同的精神，被柳诒徵概括为“东南学风”。学者都有自己特别的自信和台上喝 彩，以至于不免有文人相轻的表现，胡适对自己发动的白话新文学、柳诒徵对《学衡》的几篇批评新文化――新文学的文章，都有“台上喝彩”的表现。柳诒徵对《送吴雨僧之奉天序》中说：“梅子吴子同办杂志曰《学衡》以诏世，其文初出，颇为聋俗所诟病。久之，其理益章，其说益信而坚，浮薄怪谬者屏息不敢置喙。则曰，此东南大学风然也。”这种所谓的“学衡派”保守的文化精神和自南京高师至东南大学所形成的“东南学风”，在随后是靠南京高师―东南大学的学生来承传的。
这种所谓的“东南学风”的形成，是在１９２５年之前，也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１９２５年胡先�在《东南大学与政党》一文中说“东南大学与政党素不发生关系。言论思想至为自由。教职员中亦无党派地域之别”，“为不受政治影响专事研究学术之机关”。
作为现代学术的基本格局，相对于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文化激进主义的“新文化派”，保守的“学衡派”，由《学衡》确立了基本的学风、学理规范，《史地学报》为研究历史学、地学的学生，《文哲学报》、《国学丛刊》为研究文学、哲学特别是传统国学的学生�当时是从南高师的“文史地部”过渡，随后又分出“国文系”、“史地学系”以及“西洋文学系”�提供了学术的基础性训练和最初的学术展示的舞台，奠定了南高―东南学术的基础。同时也开启了东南的现代学术研究。日后的中央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文科的基本力量是这批在南高―东大受过训练的人。同时，也发散到其他大学，如清华学校―清华大学�浦江清、赵万里、王庸�、金陵大学、东北大学、中正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等名校。
从学术的实际情况看去，初期中国现代大学内的学生学术研究活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的“史地研究会”最具学术的组织性和规范化。这与其校风的严谨、稳重、扎实有关。
孔子在百年南大的影像
新文化运动在北京大学高涨时，《新青年》的大本营也就在北大。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革命的中心任务之一是反孔、批孔。打孔家店是北大一部分教授的重要活动。反孔、批孔是文化激进主义的显著标志之一。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大地的“评法批儒”、批孔浪潮，同样是初澜于北大。
相对于北京大学的文化激进，南高―东大―中大―南大在对待孔子的态度上显得持重。
１９１４年，两江师范优级学堂改名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校长江谦为南高写的校歌歌词中有“千圣会归兮集成于孔”。尊孔的传统在百年南京大学的历史上，由此开始。
１９２２年１月在东南大学创刊的《学衡》上，第一期所登的图片是孔子和柏拉图。《学衡》是公开表示尊孔的，这和《新青年》是公然的对立。
１９３２年９月２８日是孔子的诞辰，中央大学的教授在《国风》第三号出了“圣诞特刊”，以纪念孔子。卷前有孔子像、曲阜孔林照片各一幅。
在这期的“圣诞特刊”中有：梅光迪的赞扬孔子的文章《孔子之风度》，柳诒徵针对打孔家店、康有为、陈独秀等人的言论而发的《孔学管见》，缪凤林的《谈谈礼教》、《如何了解孔子》，这些都是对五四时期反孔、批孔的反拨。而郭斌�的《孔子与亚里士多德》一文的主旨是谈孔子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说的重要相似点。他说孔子与亚氏学说的相似实由于其人生观之相似。盖皆能以稳健平实之态度，观察人生之全体。孔子与亚氏对于人性有同一之见解――性相近而习相远。意志自由、道德选择的自由表现在中庸之道上。中庸的标准，亚氏曰理，孔子曰道。具体表示为亚氏曰“庄严之人”、“心胸伟大之人”，孔子说“君子”。而君子之德为仁。孔子与亚氏重视个人修养，同时强调人不能脱离政治社会。
范存忠在《孔子与西洋文化》一文中强调孔子学说之影响西方思想，大概在政治与道德两方面。１８世纪，孔子学说对于西洋思想的影响，不仅在政治与道德，就是在宗教上，也有相当的影响，即“礼教之争”――中西宗教的冲突。
景昌极力为孔子翻案的文章是《孔子的真面目》。他说孔子是集中国古代文化的大成，并且是承前启后的一个人。孔子是个极好学又极肯教人的人，兼为古代的大学问家和大教育家。孔子是个通权达变，最能适应时势，改造时势，而又不是随波逐流的人。孔子在古代伟大人物中，是个最平易近人，而丝毫无神学意味和玄学意味的人。现代人反孔的理由是孔子把君臣一伦太看重了，有助长专制的嫌疑。把男女间恋爱的神圣太看轻了，养成所谓吃人的礼教。
后来成为“新儒家”的唐君毅的《孔子与歌德》，比较了两人的多个方面后得出的结论是：１�生活之极端肯定。２�生活之各方面化。３�乐观。４�生活的和谐。５�现实主义的人间世的。６�泛神的宗教。
另外还有柳诒徵的《明伦》、张其昀《教师节》�指孔子诞辰�。
１９４９年以后，“学衡派”的重要成员，《国风》的灵魂人物张其昀随国民党政府到了台湾。１９５０、１９６０年代张其昀先后出任过国民党的中央党部秘书长、宣传部长、教育部长。他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将《学衡》翻印，同时促成国民党政府法定每年的９月２８日的孔子诞辰为“教师节”。晚年，他在阳明山的华冈创办了中国文化大学。
在大陆的南京大学，１９８０年代初，伴随反“左”和思想解放的浪潮而出现第一部《孔子评传》，著作人是两度执掌南京大学的革命家、教育家匡亚明。
如今，在南京大学的浦口新校区卓然独立的是孔子的大型塑像“孔子行教图”，门前是醒目的“孔子路”。
也许，对孔子的尊重是百年南大人文传统的一个侧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