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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如仁者寿，福比学之深”。适逢南大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卞孝萱先生八十寿诞，金秋十月，“冬青书屋”里，笔者采访了满头白发的卞孝萱先生。娓娓叙说中，先生艰辛而漫长的自学成家道路在笔者眼前展现出来……
立志求学
亲炙名师
卞先生出生于扬州的一个名门世家，族祖父卞宝第在清光绪年间曾任湖广总督、湖南巡抚。１９２４年，先生出生还不到两个月，父亲便去世了，从此家道中落。先生与寡母相依为命，孤儿是寡母的唯一期望，并不识字的母亲为教五岁的儿子识字，每天先向邻人学会几个字，然后再回家教儿子。 “南社”创办人、著名诗家柳亚子先生曾为此赠诗：“教儿先就学，即学即传人。此是弥天愿，宁关一室春。”
卞先生家的附近有“大儒坊”，“大儒”指西汉今文经学大师、武帝时曾任江都王相的董仲舒。传说曾是隋唐时注《文选》的遗址“古文选里”，也离先生家不远。先生在北柳巷小学读书，校址便是“董子祠”。在扬州中学读书，从家到校，经过“太傅街”阮元故居。中学的同学中，有汪中的后裔，先生喜欢听汪家的老人讲些汪中的逸事。先生以乡贤自励，立志做有学问的人。
抗日战争期间，沦陷区社会动荡，卞先生家境更加困难，十八岁便独自到上海谋生。先生白天在银行上班，晚间进夜校补习。开始学得很杂，逐渐他的兴趣集中在文史方面。先生感到夜校传授的知识远远不够，自然而然地走上自学之路，遇到疑难问题，便向学者求教。由于没有固定的老师，养成了先生不囿于门户之见，不泥于一家之言的习惯。
卞先生的学术生涯从研究中国近代史开始，从收集、整理辛亥革命时期重要人物碑、传入手。先生读了钱仪吉《碑传集》，缪荃孙《续碑传集》、闵尔昌《碑传集补》以后，感到清以后的碑传急需访求，否则日久便易散佚，于是立志收集清以后各方面人物的墓碑、墓志铭、家传、行状等。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利用银行工作的业余时间，惨淡经营，实属难能可贵。
卞先生的自学成就，先后得到了两位名人的赏识：一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范文澜先生；一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逻辑学家章士钊先生。
卞先生原来与范文澜、章士钊两位名人并不认识，解放后卞先生辛勤收集辛亥、民国人物碑传的成绩受到中国科学研究院近代史所的重视，将先生调到所里工作。进所后不久，受知于所长范文澜先生。在范文澜先生指导下，协助修订《中国通史简编》。卞先生长期在范文澜先生身边，遵照范老“专通坚虚”的教诲，突破了治文者不治史、治史者不治文的单一范式。先生对范老治学精神尤为敬佩，范老提倡的“天圆地方”（“天圆”指做学问头脑要灵活；“地方”指做学问屁股要坐得住。）和“二冷精神”（指“坐冷板凳”，耐得住寂寞；“吃冷猪肉”，意谓要坚信自己从事的学术事业的价值。）成为先生一生治学要旨。
先生感到幸运的是，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一切学术活动遭到禁锢的气氛下，先生却有幸从下放劳动的河南干校奉调回京，协助九十高龄的章士钊先生整理一部近百万的学术巨著《柳文指要》的出版工作。卞先生能获得这一机遇，却不是偶然的。章老因为特别爱好柳宗元，倾其毕生的研究，撰为《柳文指要》。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章老已经年逾八旬，仍继续收集资料，加以充实修订。章老的秘书王益知，经常到北京市各图书馆查阅古籍，卞孝萱先生就是在图书馆里与王秘书认识的。每当王秘书遇有疑难问题向他请教时，他总是认真思考，详细解答。王秘书将此情况汇报给章老。章老自揆年老体弱，精力不济，乃给周总理去信，要求调卞先生充当他的助手，协助他校阅全稿。于是，经周总理下令，将先生从下放劳动的河南干校调回。先生到章老家以后，与章老朝夕相处，密切配合， １９７１年秋，《柳文指要》出版后，先生任务完成，章老出于对后辈的关爱，第三次函陈周总理，希望留卞先生继续在京工作。
卞先生长期在范老身边，又亲炙于章老，学业更有长进。
治学不倦 不知老之将至
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至今，卞先生共发表论文二百多篇，出版专著和主编的书共三十多种。在长期的治学生涯中，卞先生形成了点面结合、文史结合的治学风格。
在唐代文学家中，“刘柳”并称，“元白”齐名，但历来研究柳宗元、白居易者多，研究刘禹锡、元稹者少。为了填补这一空白，卞先生撰写了《刘禹锡年谱》、《元稹年谱》。接着卞先生又对李益、张籍等与刘、元创作关系比较密切者进行研究，避免了孤立研究刘、元可能产生的弊端。《刘禹锡研究》中的论文，阐述了刘诗对晚唐，宋代诗派的影响，正如评论者所说：“于前人或他人所不到之处别生只眼，洞察并揭破千古未发之幽秘，使读者茅塞顿开，耳目一新。”
诗与传奇，为唐文坛之双秀。先生五十岁以前偏重于唐诗，五十岁以后偏重于唐传奇。先生研究唐传奇着重于其寓意，从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历史背景以及传奇作者的政治立场入手，用文史结合的方法首先对《任氏传》、《枕中记》、《南柯太守传》等六篇传奇的创作意图进行了新的探索。《唐代文学年鉴》评论道：“这组论文为唐代小说研究开辟了一条尚未有人涉足的新途径，不惟新见叠出，发人深思，而且材料翔实，令人信服。”
先生在耄耋之年，除了坚持自己的科研外，还带领志同道合的中青年学者从事规模宏大的文化积累工程。卞先生先后主编了《中华大典・文学典・隋唐五代文学分典》、《中国文化百科》（一百种）、《中国改革史鉴丛书》、《中国传统优秀道德文化丛书》等。其中《中华大典・文学典・隋唐五代文学分典》，历时十二年，选录资料一千万字，收录作家约两千人，引用古籍近两千种，出版后被誉为“迄今为止有关隋唐五代文学资料最全，最精的一部”。
卞先生自１９９４年离休后每天清晨仍坚持到学校图书馆查阅各类学术资料，风雨无阻。尽管年逾八旬，目前仍在笔耕不辍。
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
１９８４年卞先生来到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与程千帆先生、周勋初先生等一起组成实力雄厚的学术队伍。卞先生来后不久，就赶上了全国第一次重点学科的评议工作。在程先生等人的带领下，大家共同努力，南大中文系古代文学学科终于取得了第一批全国重点学科的地位。在南大的２２年里，先生培养出一大批品学兼优的研究生。而卞先生平易近人，与人为善更为人们所称道。
在门生弟子印象中，先生治学一贯勤奋严谨。他总是要求学生首先克服浮躁心态，不要幻想走捷径，从认认真真读原著开始，学会发现和收集第一手材料。
西北师范大学蹇长春教授与卞先生相交二十年，他对先生爱惜人才、奖掖后进的精神非常敬佩：无论相识或不相识的年轻人向卞孝萱先生求教求助，他总是不遗余力地给予帮助和指导。
为了扶持与培养人才，先生常推荐中青年学者并与其合作，使他们能够早日脱颖而出。经卞先生指导的几位中青年学者，也已经分别评为博导、教授、副教授。获得国家级专家荣誉称号的徐州师范学院教授吴汝煜，其第一部著作《刘禹锡》就是在卞先生的指导下合作撰写的。吴汝煜不幸早逝，其遗孀写信给卞先生说：“汝煜取得的一些成绩，跟您的引路、帮助是分不开的”。先生还把珍藏了几十年的辛亥时期人物碑传捐献给国家，公诸于同行。浙江师范大学陈耀东老师说：“卞孝萱教授无私地提供了珍藏的重要文物材料，使我在《登科记考・考补》中获得力证。”卞先生指导过的一位研究生在文章中说道：“先生的学术研究成果是有形的，而先生的刻苦精神与求实态度，尤其是高尚的品格情操，是无形的，是足以使我们终身受用的精神财富。”
卞先生生活俭朴，家中除书籍外，别无长物。惟有室外几株青松，苍翠遒劲。刘禹锡有诗云：“在人虽晚达，于树似冬青”。祝愿卞先生像冬青一样永葆学术青春。
人物背景：卞孝萱，男，１９２４年出生于江苏扬州市。南大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１９９４年离休。现为南京大学思想家评传丛书副主编，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唐代文学学会韩愈分会会长，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名誉会长，扬州画派研究会名誉会长等。２００３年９月１９日，由南大古典文献研究所与南大中文系联合主办的卞孝萱先生八十寿诞庆祝大会暨“文史结合的现代学术意义”的学术讨论会在知行楼一楼报告厅隆重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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