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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月７日，１３：３０，大巴开出南大浦苑，一路向西，开始了近７个小时的颠簸。
说实话，这趟去大别山时间选择得并不好。连续晴了好多天后，在中午上车时，老天无情地变了脸。大巴疾驰，窗外的风景由整齐的或高低不一的小饭店变成了小山坡和花花草草，路边的树在风中颤栗着。我们感觉到，随着不期而遇的寒流，今年的冬天提早来了。
２０：００左右，透过结了水汽的车窗，开始可以看到点点橘黄色的光晕。这让在一片漆黑中摇晃了３小时的我们兴奋了起来，“到了！”“金寨，到了！”的声音不断响起。
金寨县城是梅山镇，据悉，当地５０年代兴建的梅山水库还是我国一个很大的水利工程。我们住在梅山宾馆，感觉条件还不错。围着六张圆桌吃了顿温暖的晚饭后，有人在四处走动，熟悉邻居，心情愉快。但当我们在房间坐定，发现有美丽的瓢虫和我们共享床铺的时候，终于意识到我们是来到了大别山。
８日早晨６：３０，闹铃响起。各组在匆匆吃完早饭后就爬进大巴，一路颠向山的更深处。
在槐树湾乡――
坐了两个多小时的山路，当我们从大巴上转下来的时候，已经从繁华热闹的金寨县城到了较为冷清的槐树湾乡。
我们在乡政府大楼前举行了简单而庄重的挂牌仪式。从此，新闻传播学院就在大别山建立了采访实践基地。
乡政府大楼共五层，除了一、二楼有粉刷装饰的迹象，其余三层都是水泥地和粗糙的白墙、木框的窗户。三楼有个小平台，竖了根六七米高的旗杆，红旗飘扬。
在五楼的会议室（其实是一个没有任何装饰的大房子）里，乡党委书记刘文堂向我们大致介绍了乡及下属的１９个村的情况。各小组按照各自的选题向有关负责人询问了一些细节。
其后，我们来到了离乡政府十米左右的景谊希望小学举行捐赠活动。教学楼外面的土墙上贴着手写的“感谢南京大学为我们捐赠学习用品和助学基金”的标语。虽然是星期六，仍有一些小孩子自发地赶过来，腼腆而好奇地注视着我们和停在路边的大巴。
捐赠仪式是在二楼的一个教室里举行的。几天前，我们在浦口校区举行了“为大别山希望小学义卖活动”，总共收获了二千多元。募捐所得的钱一部分买了文具和衣服等，装了满满几箱子。余下的１千元，我们计划捐助５个家庭贫困但品学兼优的小学生。此外，新闻传播学院党政领导对这次活动很支持，于是，我们所捐物资中又多了两台５８６的电脑。
山里的孩子很淳朴，站在讲台上，又兴奋又不安，脸涨得通红，紧贴着墙壁。我们推举了五个学生代表向孩子捐赠，一人手里拿一个信封，信封里装有２００元――其实这也是杯水车薪，在大别山，一个小学生一年的学费为８０元。五人有一个是加拿大留学生，名叫微笑。当我们列队走入教室的时候，微笑拿着手中的信封晃来晃去，吓得小朋友们怔在那里一动也不动，给他们信封也不敢接。不过这个像猴子一样的搞笑动作却引来了大家的一阵哄笑。也许，微笑正在以他的文化、他的态度来表达他的心情，也许他认为我们现在就像圣诞老人在发礼物一样，不必那么严肃、拘谨，应当用笑声去表现我们的心情。不过，除了高兴之外，我们的心中还有一份感动，一份希望。我们想对孩子说，“好好学习，长大以后，用自己的所学来回报家乡，回报社会，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你们的父母、亲朋好友之外，还有许多与你们素不相识的人，他们也都在远方默默地关心着你们……”
在板堰村――
板堰村属国家级贫困村。
初到山村，什么都是新鲜的，清澈的溪流，迷茫的远山，错落的梯田，苍翠的竹林，可田园牧歌般的景色掩饰不了触目的贫穷。村干部给我们介绍了这个有２７３户人家的小山村的概况，尽管近几年由于政府的努力，贫困现象已经大大好转，可是，与山外的许多地区相比，这里仍然是一个落后和闭塞的贫困村。
山腰上、山脚下散落着稀疏的人家，大多是土墙瓦屋的破旧平房，寥寥可数的几只牛羊在悠闲地啃着草。村里已经很少见到青壮年，大多为生计外出打工去了，当地流传着这样一句民谣：“金寨、金寨，处处大山。十万子弟当红军，十万民工下江南。”村里留下的大多是老人、妇女和儿童，他们必须负担起地里沉重的农活。
两个热情淳朴的农村少年领着我们在湿滑的山路上行进了半小时，这才接触到第一个采访对象，一位６４岁的杨姓老太。踏入昏暗的房间，我们看到屋里不加粉饰的土墙和陈旧的物件，几张破旧的桌椅早就掉光了漆色，屋内的各个角落则完全淹没在黑暗中，三个女儿已出嫁的杨老太如今就独自一人生活在这里。
站在空旷的屋内，我们开始感到一丝寒意。
更让我们感到难过的，是两位分别为６５岁和７０岁的老伯，至今仍需要靠做繁重的体力劳动来挣钱。他们的子女自己尚且过得吃力，毋论去接济老人。于是两位老人只能靠挑担挣点生活费，长期的重活让他们的胃部和腿部患上了疾病，但是，他们却不能停下来好好休息一阵子，“不干活哪有饭吃？”两位老人平静地说。
时间不知不觉地从身边滑走，而我们不知道和想知道的，实在是太多。无奈中便希望时间的脚步能够放慢一点――这片我们不熟悉的土地，有那么多的事情需要我们去了解，而时间，却仅仅只有几个小时。
回来的路上，再也无心去看路边的风景。
在我们眼中，大别山的景致是那么的美，可对于世代都很少走出大山的人来说，这些只是美丽而沉重的桎梏。
在响山村――
到响山村采访时，正值中午。我们在一间空荡荡的店铺中商量着工作行程，突然店后一小门开了，原来店主一家在吃饭，看见我们，他们热情地涌上来要拉我们去喝两盅，那股热乎劲真像当作自己人一样。有位年纪五十上下、衣服上有好几块很显眼的补丁的大叔尤其是激动不已，紧紧握着我们的手不放。他口中喷着酒气，但神智很清醒，说话也很有条理。他说，现在干群关系很不好，联系太少，而且税太高，太伤老百姓的心，还有一些话容易引起麻烦这里不提了……说着说着他眼泪就要掉下来。
我们虽然已经对类似事件做好了心理准备，但是没想到会是这样。其实当时心里更多是愧疚，我们不过也就是一帮学生，我们能帮助他们什么呢？但又觉得自己不帮他们就对不起自己的良心。那家主人看着他情绪激动地向我们倾诉，在一边有些不自然地笑着，他多少还有些怕，不过对我们还是很放松，下午的采访就是他带的路。
我们采访了不少，但觉得下午的这一次才是最典型的。老人家已经９９岁了，是当年的红军流失人员，住的小屋子从外面看还不太破只是有点旧，但走进去才发现里面黑成了一团，唯一的电器是盏小白炽灯，还不开。门是开着的，在乡下比较随便，我们没敲门就进去了，开始还以为是老人出去了，后来发现她正抖抖地在土灶边烤火。她见到我们来访很是吃了一惊，一时讲不出话来只是嘴唇在微微抖动，在我们的搀扶下，她慢慢站起来，走到稍亮一点的地方我才看清楚她的样子，好像一颗风干很久的枣子，脸上每道深深的皱纹都在诉说着沧桑。还是那位引路的农民――她的邻居向她解释了我们的来意。当我们将给老人的礼品――一些奶粉和饼干拿出来放到她手上时，她抖动得更厉害了，口中既吃力而又坚决地地吐出几个不太清楚的词，在那个邻居的解释下我们才知道，她是在说：“你们好啊，你们还过来看我，你们来就可以，还带什么东西呢？”看到老人这样子是肯定没办法直接采访了，便转向比较了解她的邻居。
原来老人无儿无女，过继来一个孙子，前些年却身患绝症，白发人送黑发人。孙媳妇为了还治病欠下的一屁股债进城打工去了，老人的全部生活费都是由那孙子的兄弟们提供的。“那政府呢？”我们问，“她不是老红军吗？”“政府每年过节时是会来看看，送点大米棉衣什么的。”和刘书记“新闻发布会”上的差距不小啊，不过在这个地方、在这里的财政状况下能做到这样已经很不容易了。我们边聊边在房中走动着，灶上放着老人吃剩的中饭――稀面糊和咸菜。土灶是烧柴的，走到屋里一看，小半屋子的柴火，一问，居然是老人自己打的柴！９９岁的老人还要自己来打柴！我们在惊讶的同时更是觉得一种难以言表的悲凉。
“那么其他老红军呢？”我们又问――金寨是有名的革命老区，老红军很多的。她家是最糟的，大部分还健在的老红军都是子孙满堂，比当地一般人家的生活过得都要好。我们在讲话时，老人不言不语地坐在小炉边烤火，当我们要告辞了，老人本已灰暗的眼神中突然多了一点光彩，她又握着我们的手不让我们走，口中还是念叨着那些话，当时我们真想拔腿就跑，所有关于记者应该冷静与客观的话在这样的现实面前都是无力的。
在化岭村――
９日清晨，闹钟还在６：３０响起。七点半，大巴再次开出县城往村庄摇去。
８：２０。车子突然停了下来。“咦？到了？”向车外张望，却发现还是在山间的公路上。下车一看，天啊，居然遇到了塌方。因连续的阴雨，路边山体滑坡，泄下来的沙石土块把道路几乎堵死了，只能容人走过，大巴肯定是过不去了。
因为只在书本和新闻中看到或听到过塌方，大多数同学都兴奋异常，纷纷跑去和塌方“合影”，完全忽略了带队老师脸上凝重的神情。
从安全角度考虑，带队老师临时决定不再开车向前去预定的村子，改为就近进行采访。眺望远处依着山的那个未知的小村落，这个有探险意味的决定使我们更兴奋了：不再有安排好的干部陪同，没有安排好的行程，被采访者也完全是随机的。我们可以看看更为真实的生活。
在那个叫化岭村的小村庄，同学们根据各组的选题和前一天的情况进行了更为灵活的采访。也有些组因为在前一天已基本完成了任务，于是就索性端了小凳和村民聊起家常来。村民告诉我们，这个村庄盛产板栗，却常常因为春秋两季的多雨而颗粒无收。有位妇女在听说我们是南京大学的学生后，说：“南大好呀，南大全国排名第三呢！”我们很惊讶，一问，原来她儿子正在中山大学念二年级，是村子里的骄傲。
９日下午１３：１５，我们踏上了返程。在大别山的日子里，天断断续续飘着阴冷的小雨，我们的心时而沉重，时而温暖。采访很顺利，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回报这些村民的热情，当我们出现在他们面前时，他们总像落水的人看到哪怕只是一片漂浮的树叶一样把我们当作救星，但实际上呢，我们就只能是一片树叶，这仅仅是我们的一次采访实习，我们只是为了比较自私的锻炼自己的目的来的，写出的东西还不知道命运如何。不过，我们看见他们眼中还闪烁着希望，这是最重要的，只要希望在，只要还有盼头，就有勇气去面对生活。同样，这次采访留给大家一份珍贵的经历，以后如果我们真的走上新闻岗位，当我们面对红包、面对威胁、面对可能的平淡，开始动摇、畏缩并且自甘堕落时，想到他们――大别山下的那些用期待的眼光看着我们的人们，我们就会重新燃起一份激情，重新明白什么叫“铁肩担道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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