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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先生１９４４年至１９４５年在英国牛津大学（Ｂａｌｌｉｏ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做访问学者，并在那里讲学一年。当时在牛津的中国学子非常少，王佐良、许国璋、吴世昌、裘克安、陈家庚、程镇球等都是４５年以后才去的牛津。当时在牛津的中国学者只有两位江西籍的作家，一位是熊式一，另一位是蒋彝。熊式一先生学语言文学专业，因将传统的京剧《王宝钏》改编为英语话剧而成名，该剧曾经在英国上演９００多场。蒋彝先生学化学专业，但对中国画和中国书法有所钻研，曾经出版英文《中国画》和《中国书法》，将中国书画艺术介绍给西方，曾在许多学校成为教科书。范先生作为英国文学的教授和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的学者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三人形成了一个小圈子，经常在一起聚会。
根据熊式一先生之子、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熊德倪先生回忆，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战期间，他家原在伦敦。由于德国纳粹对伦敦的轰炸，他们家才辗转迁移到了牛津。蒋彝先生也就是这时来到牛津的。由于熊式一先生居家来到了牛津，有一个安身落脚之处，而蒋先生和范先生都是一人独居，因此，熊家成了他们经常光顾的地方。范先生比熊式一先生小一岁，对于当时就读中学的熊德倪教授来说，范先生是长辈，只是偶尔与他有所接触。范先生的温文儒雅，彬彬有礼，西装笔挺的学者风度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熊德倪教授仍然记得范先生在牛津的“中华俱乐部”作的关于中国文化的演讲，吸引了不少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学生和学者。范先生讲中文时有浓浓的江苏口音，但英语却流畅而纯正。他交流很自如，思维很敏捷，言谈举止都很有涵养。当时只有４１岁的范先生略有一点谢顶，所以在熊蒋两人的圈子里有“秃顶先生”的称号。一方面这表明三人的关系密切，相互可以外号相称；另一方面这也显示范先生有学问和有造诣。每当遇到一些难题时，熊蒋二人都会说，“秃顶先生应该知道”。
在４０年代的中国，国共两党的斗争从未停止。尤其是在４５年抗战胜利以后，国共合作破裂，两党的争斗有加剧之倾向。这样的政治斗争逐渐被留学生带到了国外，在牛津的留学生最多时人数达到２０人，其中也分为亲共和亲国的两派。亲共的学生往往不敢露出自己的身份，恐怕惹出麻烦。两派学生各自有自己的组织，各自有自己的活动。这种政治斗争在范先生访英的１９４４―１９４５一年中并未激化，所以范先生在英国的访问相对比较平静，并未受到国内的政治斗争的影响。这使他能够专心致至，从事他的研究。
从范先生这段时间发表在英国学术杂志《英语研究评论》的论文来看，他在英国访问期间特别对英国１８世纪作家托马斯・伯西和威廉・琼斯感兴趣，特别是对他们与中国的联系感兴趣。前者曾组织翻译了中国小说《好逑传》，后者也对中国进行过许多研究。范先生在英国的访问对他后来对狄更斯、雪莱、拜伦、彭斯等人的研究打下了基础，同时为他先前的《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增加了感性的认识。本人在１９８４年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到范先生的时候，他还饶有兴趣地谈起当时他乘船抵达英国南安普顿港，然后乘火车北上的情景。在言谈中，可以看出他对这次访英的印象深刻，各种细节似乎都历历在目。
范先生１９４５年离开牛津回国，回到南京的中央大学。据熊德倪教授回忆，范先生提前回国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二战结束，长途旅行较为安全，也更加顺利。二是因为他还有一个未公开的计划，那就是成家。有一位小姐在南京等待他的归来。１９４５年，范先生在南京结婚。至此，范先生的英国之行就结束了。
曾对范先生有着深刻影响的一本书叫《野草》，它的作者鲁迅先生曾经在日本留学。鲁迅先生在日本学习了科学知识和先进技术，但是这并没有改变日本人对中国的蔑视。因此，鲁迅先生依然弃医从文，回到了中国，献身于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去唤醒沉睡的中华民族。范先生在当时的历史时期身居异国，不知道是否也有鲁迅先生那种遭人歧视和白眼的亲身经历。但可以肯定，作为当时的留学生之一，作为觉醒的一代知识分子，他选择回国应该是当时留学生回归祖国、报效国家、致力于中国的崛起的行动的一部分。*9穴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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