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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是老子及后世道家的核心概念，这里主要以老子为纲，梳理先秦道家自然之“道”的概念，及其在以后道家发展的脉络。
一、 老子其人
老子是公元前６世纪的人，略早于孔子。据《史记・老子传》记载，老子是楚国苦县人，他也是西周的一名史官，这就意味着他身兼两个文化背景，即出身于江淮流域，而主要活动于北方的黄河流域。江淮流域和黄河流域文化是不同的，老子兼而有之的文化背景对他提出“自然之道”有很重要的影响。《史记》中提到孔子问学于老子，也提到老子在做史官时觉得天下大乱，没有拯救的希望，于是辞官归退，经过函谷关时留下《道德经》五千言，此后“世莫知其所终”。史学界并不怀疑历史上孔子曾向老子请教，但对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老子》是否是春秋时老子所写没有定论。自从上个世纪梁启超最早提出质疑，到３０、４０年代后学术界主流倾向认为我们现在所见的《老子》一定不是《史记》中的老子所写。７０年代长沙马王堆帛书本《老子》及１９９３年郭店竹简本《老子》相继出土，前者是西汉时期的墓葬，后者是公元前３００年左右的墓,可见公元前３００年前后，《老子》已经得到一定流行，这样《老子》的时代又可以向前推算。
公元前６世纪被称为世界文明的“轴心时代”，古代各种重要文明都在这时出现了划时代的思想领袖，同时也出现了重大的思想转变。中国此时出现了老子、孔子，他们对后世思想发展影响之深毋庸置疑。而古印度释迦牟尼此时开始传道；古希腊出现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等古希腊早期哲学家；古代波斯的索罗亚斯德在这时创立了“拜火教”；古代犹太此时则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先知运动”，这一运动的直接结果便是耶稣的降临。因此,公元前６世纪是整个世界文明史上思想巨变的年代，是世界文明的“轴心时代”。“轴心”也就意味着提供思想原始动力，文明发展到今天，这一阶段形成的基本概念仍然很大程度上支配着人类生活。老子思想属于“轴心时代”，对今天亦颇多启示。
二、自然之“道”
老子之所以能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享有如此崇高的地位，就在于他提出的“道”这一概念。“道”作为指导社会、人生行为的最高准则，并非由老子首先提出。西周初年，原来位于陕西的周部落入主中原，带来了思想界很大变革，西周经文中已有“道”这个词，不过尚用于指称“路”，大约在公元前８世纪－７世纪之间，“道”的概念开始变化。从殷商至西周延续很长时期的宗教信仰，到东周初年开始变迁，人们思想上经历着极大的变化，原来的信仰正逐渐丧失，要求重新制定指导性原则。“道”的概念在这种思想转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孔、老之前，黄河流域的主流文化已开始讨论“道”，开始思考以“道”作为社会、政治、人生的指导原则，标志着中国古代思想由宗教走向人文，人们希望找到文化的指引力量。黄河流域对“道”的这种探讨后来凝聚于孔子思想中，他们认识到重新找到指导现实政治、生活的原则的迫切性，在他们看来，古代历史文化的厚重力量是后人重建政治和人生的根本原则，因此他们的思路是到历史文化中去寻找，到古代圣贤传说中去寻找。这是古代黄河流域也就是后来孔子之“道”的主要含义。
老子对“道”则有其独特的界说。其独特性在于不是在古代历史文化中寻找社会人生的指导原则，而找到了自然。他认为自然之“道”才是不同时代的人们可以重建政治人生的共同指导，而相信文化、相信历史上建立起来的制度将不利于人类的发展。老子的自然之道之所以吸引后世继续求索，是因为它不仅要求以自然为指导，而且对自然有其特殊的理解，是在自然里建立的信仰。老子的自然世界就是文化规范、人类社会习俗以外的世界，这就引出了老子及后来所有道家思想家的一个重要信念，即人要信任自然的指示和指引，而不能信任文化的规范，特别不能信任自己的智力。人在自然面前要谦卑，这是道家最重要的原则，因为自然是伟大的示范，自然深奥不可测度，通过种种迹象表现出来，给人以深刻的启示。天地万物、日月山河都没有任何有意识的安排，却又成就了如此的和谐完美，这不是人们渺小的智慧、计划能力、预测能力所能达到的。在这样伟大的智慧面前，人只能谦卑地信任自然。如果道家的思想止于信任自然，没有对自然的特殊理解，其理论是不会形成独特文化特征的。但老子的“道”也不能简单理解为人要谦虚、人不要自大，提倡人学习自然、顺应自然并不意味着放弃人的主动性。老子固然要求人在自然面前要谦卑，但这并非贬低人，相反这是对人怀有极大的理想。他认为人应当担当起伟大的使命，生命的伟大潜力恰在于人的自然禀赋，而现实生活中，人的自然禀赋被抑制了，老子反对人的自高自大，从表面看人形成组织社会的一套能力，但文化规范恰是人没有真正掌握深奥自然的体现。信任自然是打破文化习俗蔽障的必然途径，从而回归到人原始、伟大的状态，这是老子思想中最具有原创价值的部分，对后世影响也最大。老子的“道”，要求回到人类初始的立足之处，退回到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老子对“道”有很多阐述。“道”是宇宙万物的根源，万事万物均由“道”中产生。《老子》中形容道时说：“谷神不死，是谓玄牝”。“道”就象偌大的生殖之门，宇宙万物在原古时从中产生，这体现了老子江淮流域的文化特征。老子思想中有很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质，他以自然之“道”反对黄河流域的文化之“道”，很大程度上依靠江淮流域文化背景的支持。但现在有人简单地将老子的“道”视为“雌性生殖器”，没有理解到老子思想的实质。老子确实受到江淮流域民间文化的启示，但又在民俗启示下引出一种新的文化概念。一般学者都认识到“道”作为万物之源的特点，但这并非是老子自然之“道”的主流方向。“道生万物”的思想早在关于宇宙起源的创世神话中已有体现，并不能完全概括“道”的自然属性，事实上也不是庄子、管子等后世道家讨论的核心。老子描述自然之“道”作为万物起始，仅仅要说明道是非常玄奥的，他使用了很多模糊的词汇，如恍惚、希夷、窈冥等，这些都是黄河流域所不熟悉的词汇，老子是有意识的表明“道”不可用常规思维捕捉。老子
强调宇宙万物之“道”并非常规的文化手段所能描述，也就是人类智力所不能理解的，它高于人的智慧。这个思想对后世道家有很大的启示。
《庄子》中论道明确地把宇宙生成的问题和“道”区分开来。《则阳》中，少知与大公调谈论宇宙起源，大公调运用当时流行的阴阳、气化等概念谈论宇宙生成，但他明确说这个生成过程并不是道，道是超越、不可言的，这就强调老子提出的“道”是要提醒人的智力在伟大的自然面前是渺小的。人要学会效法自然的思维方式，这才能释放出人得于自然的禀赋，使其与“道”合而为一。
后世道家思想对“道”描述实际分为两派。有一派专门谈论宇宙论问题，他们对道的玄奥不太强调，也不太关心用不可知的自然法则指引人们的社会生活。因此，这一派主要追述自然因果联系，如郭店竹简中的《太一生水》篇。另一种发展方向则以庄子为代表。不谈宇宙起源，而将“道”理解为自然的深邃性、复杂性，且通过各种生活经验表现出来。“道”不是一种东西，而是自然本身的展示，与人在文化世界形成的理解方式必然存在差异，因此人受到自己理解方式限制而看不到“道”。有一个东郭子追问庄子“道”在何处，这实际上还停留在把“道”理解为一种高级的东西，庄子说“道”在蝼蚁、屎溺等人们平常认为鄙陋的事物中，这既是强调道无处不在，也说明道展示的是自然世界的本来面貌，和我们习惯眼光看到的不同。以人类习惯眼光之所见的是有贵贱高低之分的世界，以自然本来面貌面对世界，打破贵贱高低的局限，世界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就充分展现出来。
老子提出自然之“道”的主要目的并非要谈自然哲学，其主要兴趣是以自然世界的伟大示范来纠正人类的错误。人类的错误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政治，一是人类的日常生活。《老子》五千言的主要内容都是谈政治，即“无为而治”，认为应以自然原则注入政治。人类社会特别复杂，在复杂的世界面前，过去已有的规范如仁义礼智都不能解决问题，相反还可能产生新的矛盾。天是无为的，但是万事万物却安排的井然有序。一个政治家如果无为，社会也会井然有序。老子提出的“无为之治”，只是指出自然本身的无为能够带来良好的协调，而依此类推，社会的无为也能带来协调发展。这是道家的一个基本信念，即信任自然本身的活力，包括社会生活中遵循自然无为。但老子又并非“无政府主义”，他认为政府最好少干预社会生活，老子这种信任社会生活本身内在的自然属性，少干预人民生活的思想为后来道家思想家继承，后世道家将其具体化为“因应之道”。“因”指因循，“应”即应变。《管子》的“因应之道”并非没有政府，而是强调政府的因循。因循就是尊重社会生活、民间社会习俗，顺应社会形势的发展。这在《老子》中不是很明确。慎子的《因循》也阐述了这种思想，指出要顺应社会发展内在的变化趋势，肯定了人的因素，特别提到人的智慧都有不同，君主的智慧绝对不能涵盖大众，因此统治者要尊重、因循社会生活。从一些资料看，慎到的思想体现了对世界多元性的尊重。可见，老子要尊重自然、遵循自然法则有一个重要信念，即自然有内在活力、人的狭隘规范会阻挡这种内在活力。
老子的思想到战国后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到西汉初期甚至成为政治指导思想。秦朝的政治完全与道家相反，实行全面干预、全面控制，相信政府的绝对控制力，结果二世而亡。鉴于秦的教训，西汉初年实行“无为而治”，道家思想乘势而起。西汉的统治者如文帝、窦太后，信奉黄老之术，一些地方长官，如曹参、汲黯、郑当时等奉行“无为而治”，结果天下大治。这种“无为而治”，是放手让地方精英（包括商贾）发展，促进生产和经济的繁荣。《淮南子》中提到，各地的民俗不一样，没有理由以一个地方的民俗改正其它地方的民俗，如“礼”来自周鲁，不能要求其它地方也统一于“礼”。这就提出要尊重地方文化的多元性，而且相信这种多元性中包含着狭隘的礼义政治所不能赋予的活力。司马迁《货殖列传》开头就说，东西南北物产各不相同，都是人民生活的必需品，社会生活就会通过交换来自发调整，无需政治干预。从社会自我调节角度，司马迁认为最好的政治是“因”，其次是“教诲”，再次是“整齐”。“教诲”的政治即儒家政治，“整齐”的政治即“法家”政治，与民争利。
自然之道的思想到西汉时，对于要充分信任社会生活本身蕴藏的活力已有了系统认识。西汉社会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发展良好。这种局面被汉武帝扭转，“无为之治”被干预的政治取代。客观上，“无为之治”也有其不能解决的问题。就西汉而言，北方游牧民族如匈奴的强大而且侵入黄河文明，使汉武帝不得不改变汉初的治术而全力抵御匈奴入侵。但“无为而治”的思想终究在古代学术政治思想上留下了辉煌的一笔。
三、人生态度
老子的自然之道与人生态度是分不开的。《老子》一书的隐者倾向并不重，其核心并非谈归隐的自然生活，而是强调按自然原则修身养性，并最终落实在无为的政治上。所谓自然原则的修身养性，就是过自然的生活，按人原来的自然本性赋予的方式生活，不要受社会习俗、人造之物的诱惑，这样才能生命持久、富有智慧。老子强调一个好的政治家首先要修身养性，才能成就政治。老子思想后来成为隐者思想的指导，按自然原则生活也成为隐者的信条，并非老子的本意。
庄子是隐者思想的重要代表。庄子对自然状态生活的描述在今天看来很有启发，但当时庄子思想的影响不及杨朱。孟子曾说：“逃墨必归于杨。”杨朱也属于道家代表，他提出“为我”的原则，即人在世界上生活必须考虑何谓自己的本性。孟子则讥讽他是“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淮南子》认为杨朱讲“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他提倡按人的本性生活，而破坏人的本性生活来源于社会生活的种种诱惑，来自于人的种种欲望。人在追求外物时，总是忘记自己应该得到的东西，忘记生命原本的生活方式，因此杨朱派思想在当时影响很大。庄子某种意义上说和隐者目标一样，即抵制社会价值对人的侵袭，探讨如何正确理解理智。庄子曾拒绝楚国的劝仕，他倾心于悠闲、诗意的生活，指出人更重要的是生命的闲适，而不是地位的显赫。庄子另一个特征是不介入社会生活的上流层次，这与老子、杨朱都不同。庄子交往的朋友几乎全是社会下层，只有惠施一个上流社会的朋友。惠施死后，庄子感叹没有能和他说话的人了。庄子抱负很多，和一般隐者不一样的是他绝顶聪明，而且有一种英雄气质，庄子对杨朱派所代表的世俗化自然主义不感兴趣，现在认为道家是不追逐名利其实是杨朱一派的思想。自然之道的生活在老庄那里有更深刻的含义，即要挖掘自然赋予人的更深层次的属性。庄子惊叹“天籁之音”由各种声音组成，没有一个背后的安排，却能和谐完美，这就是发挥老子以自然之道指引人生的思路。这种自然生活是要调动生命的内在力量，人在世间为人处事，往往受到功利顾虑的阻碍，因此必须忘掉自己、忘掉功利，忘掉人在社会生活中的角色，回复到自然本来状态。自然原则不只是杨朱代表的世俗的自然主义，而更在于调动生命本身的潜能，这才是对自然本身活力的真正信任。
因此，回到自然之道最重要就是对自然的尊重；追求自然之道就要破除社会习俗的框缚，发挥自然的潜能。这就是老子自然之道的精神在社会政治、人生中的体现。(作者系历史系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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