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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叶，中国教育界曾经兴起一个暑期教育的热潮，持续四年多，风行十几省，有力地促进了教育推广事业。值得我们骄傲的是，南京大学的前身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是这股教育新潮的发源之地；当时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笔者注：以下简称“南高师”)教育科主任的陶行知先生，正是暑期教育的主要倡导者和直接组织者。本文试就南高师暑期学校的史实及其在当时的影响、作用，陶行知先生兴办暑期教育的指导思想等等，作一些探究，以有益于中国现代教育史的研究。
开全国暑校之先河
利用暑假进行补习教育，在民国初年不乏先例。例如，民国五年(１９１６年)江苏省教育会在上海办有小学教员暑期补习学校，(注１)南高师也曾办过暑假国语讲习科等等。但是，这些暑期补习学校或讲习科，大都规模小，人数少，科目单一，影响有限，终究未能成大气候。
民国九年(１９２０年)夏，担任南高师教务长兼教育科主任的陶行知先生积极倡导举办暑期学校，利用南高师师资及设备的优越条件，为学生补习，对教师和其它教育行政人员进行培训，并亲自主持了南高师第一届暑期学校。根据朱君毅教授(东南大学第四届暑期学校委员会主任)１９２３年所撰序文，暑校的办学宗旨是：“……为教师者思，乘此机遇，增加新识，交换见闻；为学生者思，亦藉此长期补习旧课，或图上进。此暑期学校之所由滥觞也。”(注２)南高师暑期学校“甫经创办，而四方来学者即踊跃异常”，(注３)学员多达１，０４１人，历时一月有余。除普通课程外，开设教育课程即有１９种，但仍显得供不应求。
南高师暑校的出现，如空谷足音，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它以空前的规模和成功的实践使教育界和其他社会人士“觉悟暑期教育的价值”，(注４)看到“我国暑期学校之前途含有无限之希望”(注５)，从而纷纷风从效行。因此，我国著名的教育理论家杨贤江曾撰文明确指出：“我国有暑期学校，始自民国九年南京高等师范。”(注６)
暑校在全国勃兴
南高师的首届暑校，在全国引起了连锁反应，自民国十年至十二年(１９２１年至１９２３年)，暑期学校得到蓬勃发展。据统计，民国十一年，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江苏、安徽、浙江、湖北、广东、吉林、奉天等十多个省都兴办了暑期教育。其他省份，或因战争影响，或因饥荒波及而未能举办，或虽办但规模甚小未统计入内。总之，从交通便捷的上海至消息闭塞的陕西、从“京都”北京到江南的小县城，都设有暑期教育的机构。可以说，暑期教育的价值已得到社会广泛的承认。
兴办暑期教育的机构大致可分为四类：
第一，高等学校及专门学校：如南高师、北高师，南开大学、武昌中华大学等著名高校，以及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山西农业专科学校等专门学校。有些教会大学如金陵大学等也开设了暑期学校。
第二，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教育行政部门。如教育部举办了教育行政讲习会，山东、陕西、奉天等省的教育厅也办有“教育讲习会”。
第三，中小学校：一般是为在校学生补习各科知识，也有象江苏溧阳小学教员暑期讲习班这样旨在培训、提高教员的。
第四，群众社会团体。如开封、太原、杭州等地的青年会，出面举办暑期学校或讲习班，上海的中华武术会开办暑期体育学校等等。
各地的暑期学校按其教育性质，也可大致分为四类：
其一，专门知识、技艺的肄习。如上海美专、济南美专等开办的暑校，专门讲授美术；金陵大学农科举办了棉业讲习会，旨在推广科学植棉的知识和技术。
其二，帮助中、小学生补习功课。南高师、南开大学等还为高中生开设三角、几何、代数、物理、化学、英语等课，帮助他们复习迎接高校招考。
其三，大、中、小学教员及教育行政人员的进修与培训。这类性质的暑期教育最为发展，而其中又以中、小学教员及教育行政人员为学员主流。
其四，名流学者的报告、讲演。如江苏松江县的暑期讲习会，不设课程，而专门邀请黎锦熙、范云六，陈望道、沈雁冰、周建人等国内知名学者作学术讲演。嘉定、安庆等地也有类似的讲习会。梁启超在１９２２年夏自济南到南京，赴上海，又溯江而上至武昌，转长沙，至开封，巡回演讲，教授作文之法，更是别开生面。
南高师暑校之特色
在全国所有的暑期学校中，南高师的暑校办得最出色。不仅开办最早，庚续最久，而且在办学规模、师资配备、课程开设及组织领导等方面，都堪称全国之冠。
(一)学员多，分布广。
１９２０年南高师第一届暑期学校开办时，因属国内第一家，所以应者云集，规模达１，０４１人。次年各地暑校应运而生，南高师第二期暑校又因校舍不足，限制名额，但仍然有９５０名学员前来注册。１９２２年南开大学暑校办得相当热火，学员达７０５人，北高师夏令学校则受种种影响，报名入学者仅６０余人。(注７)相比之下，南高师第三届暑校依然兴旺，学员９３１人，仍居国内首位。１９２３年东南大学（南高师１９２３年１月与东南大学合并)第四届暑校报名者９３１人，实到８９３人。这些学员来自全国十八个省，甚至有４位朝鲜人远道来学，足见其名声在外，影响深远。学员的地区分布如下：
江苏 ２６６ 浙江 １０２
安徽 ９４ 奉天 ７４
湖南 ７４ 福建 ６８
江西 ４７ 四川 ４０
山东 ２４ 广东 ２４
湖北 ２２ 河南 １７
云南 １５ 贵州 ９
山西 ４ 直隶 ２
广西 ２ 陕西 １
朝鲜 ４
此外，未详者４人。
这些学员的职业、身份如下：
小学教员３４７人，中学、大学教职员１３３人，地方办学行政人员３７人，三项合计５１７人，约占总人数的五分之三；另有中学毕业生１３４人，大学肄业生１６９人，大学毕业生３７人，其他３６人。
(二)开设课程多、新、实。
第三届暑校开设的课程最多，达９０余种，分为七组，即小学教员组，童子军及体育专修组，中学毕业生组、中学文史地教员组、国语组、图书馆管理法组，高等教育组等等。其中高等教育类课程即有２６种之多。此外，还组织了１８场专题演讲。
第四届暑校开设课程５０余种，仍旧分为七组，但内容稍有变化，计有：小学教员组，中学毕业生组、高等组、国语组。体育组、职业教育组、特殊学程组。各组授课时间自四周至六周不等。
南高师暑校的课程不但丰富，而且注意学科发展趋势，体现革新精神。如首届暑校正值新文化运动迅猛发展之时，暑校开设了许多新课，其中，“白话文法”一课，选修者竟达５１７人，堂堂爆满。第二届暑校选修人数最多的课程是“注音国语”。而“标准国语”和“教育心理”等课程，则是第三届暑校最受欢迎的课程。１９２３年开设更多新课，如孟宪承教授的“现代教育思潮”，选读者１９６人；舒新城教授的“道尔顿制”，有１４２人听讲；刘伯明教授的”欧洲思想沿革之线索”一课，也有９０人选修。这些课程及时介绍国内外哲学、教育、文化研究的新动向和新思潮，对学员有相当大的吸引力。
除丰富、新颖而外，南高师暑校课程设置的另一特点是“实在”。如为中小学教员开设的课程，既有一些理论性课程如“教育心理学”，“儿童心理”、“心理测验”、“中等教育”等等，又有各科教学法讲授(包括“体操教学法”)，还有诸如“学务调查”、“学校园”这样一些实用性很强的课程，使中小学教员从多方面得到提高，能在日后的教学中实实在在派用场。据《新教育》第五卷第一、二期合刊“要闻”报道，１９２２年３月，陶行知以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身份至济南，在他的鼓励下成立了山东教育调查会，其中的骨干是“曾在东南大学暑期学校肄习教育调查的人员共四十余人。”暑校教育的实际效果，于此可见一斑。
(三)组织有方，师资优良。
以第四届暑期学校为例。学校设暑期学校委员会，主任是东南大学教育科教授朱君毅。委员七人，其中有化学系主任王季梁教授、心理学系教授陈鹤琴、地学系主任竺可桢教授、教育系教授郑宗海等。暑校委员会下设四部，即：事务部、女生指导部、图书部、讲义部，另特设游艺、运动两股。此外，还设有暑校办公室。
民国九年，南高师和北京大学相约招收女生，率先向封建礼教、世俗发起冲击，打破了高等教育中对男女同校的禁条。反映在暑期学校中，也有相当数量的女学员前来就学。如１９２２年有女学员８９人，１９２３年有女学员８８人，约占总数十分之一。暑校委员会设立女生指导部，同时还单独举行一些活动。如在梅庵召开女生茶话会，请女学者名流作演讲并举行同乐会等等。
南高师(１９２３年改称东南大学)的暑校一向选派最好的师资，另从各地延聘知名学者前来任教。首届暑校开办时，陶行知先生就曾邀请胡适、任鸿隽，陈衡哲、梅光迪诸先生讲演或授课。南高师教育科教授王伯秋还专程向江苏督军署商借玄武湖中陶然亭，作为暑校教员课余休憩之所。(注８)
１９２２年暑校有教员３６人，其中外聘教员１４人。１９２３年有教员４４人，其中外聘１１人。本校教员中有化学系主任王季梁教授，国文系主任陈钟凡教授，心理学系主任陆志韦教授，英语系主任张士一教授，文理科主任兼哲学系主任刘伯明教授，地质系主任竺可桢教授，历史系主任徐养秋教授，以及心理学系教授陈鹤琴，教育科教授孟宪承、郑宗海、朱君毅等。毕业不久留作助教的孙光远(�)、严济慈等也在暑校任教，分别讲授“高等数学”与“几何”。校外应聘执教人员中有北京大学教授朱经农、张鑫海，著名教育家舒新城，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理科教授推士等等，当时任中华职业教育社主任、江苏教育会副会长、东南大学董事会成员的黄炎培先生也为暑校开设“职业教育概论”一课。
除了专设课程之外，暑校的专题演讲也是精彩纷呈。如第四届暑校就有晏阳初的“平民教育”、袁观澜的“义务教育”、杨杏佛的“科学与社会改造”，以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麦柯(Ｍｅｃａｌｌ)博士的“智力与学力测验”等等。陶行知先生尽管已辞去东南大学教育科主任兼教育系主任之职，赴北京就任中华教育改进社总干事，仍然趁南下之时到东南大学暑校作演讲。
陶行知的暑校教育理论
二十年代初叶中国暑校教育的勃兴，同杨贤江、陶行知等教育家的积极倡导、热心宣传分不开。正如夏承枫先生在《新教育》第六卷第四期专稿《民国十一年之暑期教育》中所指出：“……(暑假)少则四十日，多至八九十天，往往因天气太热，使教育完全停顿，而不谋弥补之方，这实在是一件减少教育效能的事。”“几位具有开创精神的教育家，看到这一点，于是拼命的在那里提倡暑期教育。果然一年，两年，三年，影响所及，几于全国皆闻风而起，总算是近今教育界一件极可庆幸的事。”
杨贤江早在１９１６年即参加了江苏教育会举办的小学教员暑期补习学校学习，次年暑假，他又应聘回故乡浙江余姚任暑假教育研究会讲师。(注９)后来他到南高师图书馆工作，积极参与了暑期教育活动。他先后在《教育杂志》撰写《美国暑期学校的发达》，《日本今年之暑期讲习会》等文章，系统地介绍美国、日本的暑期教育，同时呼吁中国教育界奋起努力。他说：“……我们读了上述的几段事实，可以看出美国暑期学校的数目是每年增加……因此推测美国的教育，实在日新月异的过程中；若我中国教育之本不发达者，岂不当愈加努力么�”(注１０)南高师暑校引起各地连锁反应，杨贤江由衷地欢呼：“不到一年，各地都起而效行，诚可视为教育推广之好现象。”(注１１)
毫无疑问，这些介绍、宣传和鼓动，对我国暑期教育的发生和发展都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然而，对暑期教育倡导最力，实践最勤奋的，应当首推陶行知。他有一套较为系统的暑期教育理论，其中最主要的有三点：
首先，创办暑期教育，是陶行知通过改造教育来改造社会的宏图大计中一个方面。１９２３年１１月１２日，陶行知在写给文氵美的信中说：
“民国九年南京高师办第一次暑期学校的时候，胡适之、王伯秋、任鸿隽、陈衡哲、梅光迪诸先生和我几个人在地方公园里月亮地上彼此谈论志愿，我说，我要用四通八达的教育来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我这几年的事业如开办暑期学校，提倡教职员学生之互助，提倡男女同学，服务中华教育改进社，都是实行这个目的……”(注１２)
“用四通八达的教育来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这是二十年代陶行知所言所行的“总题目”，暑期教育是这一“总题目”下的一个“副题”。通过开办暑期学校，沟通高等教育与中等教育初等教育的联系，沟通大学与社会的联系，使大学走出象牙之塔，更好地服务社会，推广教育，从而提高民族素质，创造新的“四通八达的社会”。
其次，充分利用高校的师资与设备条件，经济办学，扩大教育效能。民国七年(１９１８年陶行知先生在南高师教育研究会演讲，其中有一段话十分精彩：
“……今更谈教育制度之发明，若加雷(Ｇａｒｙ)之学校，以善利用校舍著称于世。价微耳之创此制也，盖观诸市廛商贾支配店伙，彼此错综，不费时地，乃照用此法于学校，以一室而为二校之用。使校内各地，无时无学生之踪迹。此上课而彼自修，甲参考而乙操练。是故他人岁需万金者，如此八千金而已足。办学而最合于经济学理者也。”(注１３)
南高师暑期学校的诞生，可以说完全贯彻了他“办学而最合于经济学理者也”的精神，实现了“以一室而为二校之用”之设想。
第三，着眼于社会的实际需要，尤其是中等、初等教育对合格师资和合格教育行政人员的需要，把暑期教育的重点放在中、小学师资和教育行政人员的再教育上。
陶行知先生通过大量的调查，发现中国教育存在许多弊病。其一是从事教育的人程度等等不一，“大学里的毕业生，高等师范的毕业生，专门学校的毕业生；中等学校的毕业生，初等师范的毕业生，实业学校的毕业生，甚至从高等小学出来的，科举出身的先生，都是实际上在那里操教育权。……他们既在那里实施教育，自有受训练的必要。”据他的调查，“科举出身的教师现在还很多，恐怕十年之内他们的数目不能大减。”例如南京有私塾５６０余所，广东有近千所，私塾教师大多是科举出身。“我以为既有(下转四、五版中缝)(上接第四版)这许多科举出身之人实际上在那里操纵儿童的教育，我们决不能不设法使他们得些相当的训练。”(注１４)
陶行知先生认为“中国学务不发达的原因很多，但是教育行政办学指导人员未得相当培养也是个很重要的原因。”“大家都以为这种种职务可以不学而能，人人会干，无须特别的训练更无需科学的研究。结果只好把他们交付给绅士，和小政客去办理……”(注１５)
正是为了补救这些时弊，陶行知先生主持的南高师暑校特别着重于补充学校出身的教师的学识技能，训练非学校毕业的办学人员，以提高教育队伍的整个素质。这里已经包含着“更新知识”，“回归教育”思想的萌芽。１９２４年由于陶行知先生的积极倡导和多方奔走，中华教育改进社与清华学校合办科学教员暑期研究会，陶行知担任副会长。“研究会”的招生说明书中就正式明确提出了“教师须再受教育”的口号。
１９２４年以后，由于政局动荡，战乱频起，全国的暑期教育走向低潮，南高师的暑期学校也未续办，陶行知先生则以更大的热情投入了平民教育事业。六十多个春秋过去，在我们雄心勃勃地推进九年义务制教育和高等教育改革的今天，在这“终身教育”，“回归教育”呼声盈耳的今天，重温一下南高师创办暑期学校的史实，回味一下我们的前辈先贤创新，开拓的魄力和精神，肯定会有所启迪，有所收益的。
１９８７年４月１５日
〔注释〕：
(１)、(９)见《杨贤江教育文集》第６５０页“杨贤江生平年表”，教育科学出版社。
(２)《东南大学第四届暑期学校》
(３)、(５)道之：《我所望于暑期学校者》，１９２２年《教育杂志》第十四卷第六期。按，“道之”为常道直笔名。常道直和王卓然，陈兆蘅等同为北高师首届教育学士。朱泽甫的《陶行知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２６页将“道之”之文误为杨贤江所作。查《扬贤江教育文集》所附“杨贤江著作一览表”，未录此文，杨也未用过“道之”笔名。
(４)、(７)夏承枫：《民国十一年元暑期教育》，１９２３年《新教育》第六卷第四期。
(６)、(１０)、(１１)杨贤江�《美国暑期学校的发达》，１９２２年《教育杂志》第十四卷第五期。
(８)沈子善：《东南大学教育科附设昆明学校概况》，《新教育》第九卷第四期，１９２４年１１月。
(１２)《陶行知文集》第６５页，江苏人民出版社。
(１３)《南高师教育研究会会刊》第四期。
(１４)、(１５)陶行知《新学制与师范教育》。１９２２年《新教育》第四卷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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