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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意识形态面临着严峻挑战。一方面，适应世界现代化的潮流而必然实行的市场化改革，以及在经济等方面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传统意识形态的地位及其话语方式都难免被弱化；另一方面，在当代西方强势文化的包围中，缺乏有力的意识形态守护的国家，独立自主和本国特色就无从谈起。从现实看，当代中国思想界很容易走两个极端：要么抓住前一方面淡化意识形态，要么抓住后一方面重新意识形态化。然而事实上，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某些弱化是必然的、合理的，但有些方面则不仅不应弱化、反而应当强化。如何把握当代意识形态弱化与强化的态势，避免在章识形态问题上的重大失误，这是当代中国面临的一大课题。
一、不能有“两个邓小平”的误读 从“非意识形态化’或重新意识形态化视角解读当代中国历史，必然导致“两个邓小平”的误读。邓小平关于“白猫黑猫论”、“摸着石头过河”论以及“不争论”都曾被一些人视为非意识形态化的“经典”之论，甚至一些明显具有意识形态意味的观点，也被作了类似的解读。例如，在关于香港政制改革这一事关国家主权的政治较量中，人们在重温邓小平关于“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的谈话时，仍然有人认为“从国际政治学角度看，爱国者的核心内容在于是否忠于国家利益，是否忠于祖国，而不含意识形态的因素”。由此推开，长期以来，国内外对于邓小平理论的一个最大误读，就是似乎存在着“两个邓小平”：一个是所谓传统的共产主义“解构者”的形象，即努力回归西方文明，淡化革命历史和传统，坚持市场化改革和与国际接轨、极力回避意识形态争论的“非毛化”的邓小平；另一个便是所谓“刻板的”共产主义斗士的形象，他明确地提出“四项基本原则”为立国之本，坚定不移地主张“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毫不含糊地要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百年不动摇”，并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自豪的“毛派”邓小平。在不少人看采，邓小平的这两个方面是无法统一的，因而片面地肯定其一个方面而否定其另一个方面的情况则屡见不鲜。
对于邓小平形象的这种割裂表明，我们对于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神实质和创新性的把握上还存在着重大的欠缺，其所在恰恰在于对当代意识形态的新走向和新特点缺乏认识，对新的历史条件下意识形态的冲突还存在着很大的认识误区。因此，不从根本上扭转这种误读，贯彻十六大精神，加强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任务便是一纸空文。
必须这样提出问题，尽管“冷战”之后传统意识形态的某种弱化有其历史必然性，最为突出的标志是“冷战思维”的过时，全球性对话格局的基本形成，因而我们应当顺势应变，但在西方意积形态这一当代强势话语的逼迫下，一味淡化意识形态有没有出路?没有意识形态的话语权能否守护国家安全?为了确保当代中国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我们在意识形态方面能有什么作为?实际上，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代表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从这个方面看，都可以视为重建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努力，而且取得了相当突出的成就，对此显然应当加强研究和发掘。
二、“非意识形态化”的由来及其挑战 “非意识形态化”是一种国际思潮，出现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盛行于八十年代以后。虽然这种思潮代表人物的观点不尽相同，例如最早(1946年)提出“意识形态已经走向了自我毁灭”的加缪，以及稍后的丹尼尔．贝尔，其主导思想是对于人道主义及其革命后果的失望，认为意识形态这种欺骗性的虚假观念不可能再成为激发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热情和创造力的精神源泉，而阿隆、布热津斯基、亨廷顿以及福山等则以社会主义的失败证明西方政治价值及其制度不可超越为内涵，但是，苏东剧变、“冷战”以社会主义阵营解体的方式终结，注定了这种思潮的扩展必然伴随着对于社会主义怀疑的悲观情绪。
当代中国在全面遭遇“非意识形态化”思潮时面临着十分复杂的局面。一方面，“文革”及其灾难性后果确实印证了意识形态的过度膨胀所导致的泛政治化社会的虚假性、颠倒性，这是经济和政治关系、生产和革命关系、生活和观念关系、实践和理论关系的根本颠倒。因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本身就包含着破除意识形态的迷乱而真正面对变化了的现实，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本身就包含着意识形态的收缩(弱化)、自省(变革)和重新定位，与“非意识形态化”似乎是不谋而合。这就使我们处在一种困难境地，意识形态上的拨乱反正和防止“非意识形态化”、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指导地位和防止马克思主义的僵化似乎不可得兼，当我们强调一个侧面的时候，无形中就助长了另一种倾向。改革开放以来思想理论领域的曲折反复无不与此相关。“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就是邓小平为解决上述矛盾所制定的基本策略。
另一方面，从“文革”恶梦中惊醒的中国，面对的是一个正处在急剧变化中的时代；无论是时代的演进还是中国实践发展的要求，都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到了突出的位置上。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的突显，使得以经济发展为内核的综合国力的竞争，上升为首要的政治；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中心，是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发展的根本。从革命转向建设，从拼政治转向拼发展，虽是大势所趋，对于中国共产党却也是较之肃清“文革”遗祸更为严峻的挑战。就意识形态而言，它意味着我们原先的话语权削弱，而停留在默认这点，则意味着思想领导权的削弱乃至丧失。为什么在时代的转换、社会的转型关口，马克思主义无疑地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危险?究其原因，源自革命和批判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原先的许多优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却正在成为劣势。例如，革命年代以阶级斗争为背景强调分清敌我，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而建设年代则以民族国家为背景强调利益整合，这是财富创造的基础。正因为如此，以阶级分析见长的马克思主义，在以抽象的人性诉求为特征的西方思潮面前，正逐步丧失着话语权。马克思主义无疑面临着适应时代变化而重建话语权的任务。“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解决这一难题的基调。
必须指出，“与时俱进”并不是一个无立场的口号，其实这一口号所内涵的前提就是指导思想上的一脉相承。理论的活力源于实践，思想的力量在于指导实践。实践是不断变化发展和自我更新的，因此，任何能够长盛不衰、一脉相承的理论，必定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能够不断地捕捉并回答时代的新课题，能够不断创新和自我发展。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永葆活力的奥秘。
说到底，社会主义中国没有在全球性的“西化”(其在意识形态上的表现就是“非意识形态化”)狂潮中瓦解、崩溃，就在于我们始终抓住了理论和实践相统一、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相统一这一关键，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走出了一条既符合时代潮流，又具有民族特色的发展道路。就意识形态而言，我们坚决不搞“两个马克思”(包含“两个邓小平”)的割裂，不搞所谓“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和“建设的马克思主义”的划分，而是始终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精髓的前提下，围绕当代中国实践的重大问题，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使得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当代中国意识形态成为凝聚人心、形成共识、稳定大局的有效保障。在充满风险的社会转型、深刻变动的敏感时期我国基本保持了较为稳定的政治局面，与意识形态的有效变革与建构密不可分。这一改革式的建构大致包括：(1)努力塑造富于时代特征的“当代中国形象”；(2)以爱国主义为核心构筑国际间合作对话的平台；(3)坚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底线不动摇。
三、寻找新的结合点：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变革 意识形态问题实质上就是党和国家的“形象”问题，是其能否得到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问题。因此，适应时代的变化，正视时代的挑战，表达时代的呼声，是意识形态能够成为社会的“水泥”和“黏合剂”的先决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意识形态就是执政党的精神状态和思想路线。邓小平正是这样提出和解决问题的。他在谈及“文革”教训时，突出强调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因此，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仅是面对实际的需要，也是重塑党的形象的首要环节。在他当时看来，围绕着“形象”问题所进行的意识形态变革主要有三大课题：第一，提炼能够体现时代要求、足以打动人心、把握政治大局的核心理念，奠立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意识形态的基调。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的推动下，邓小平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为题的著名报告，可视为这一课题的重大突破。第二，解决传统和当代的平稳对接，保持意识形态的连贯性以及形象上的统一性。这里的关键在于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实事求是地看待历史，总结历史经验。第三，围绕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以四个现代化为中心进行价值重组，努力体现当代中国的创业新形象。所有以上方面，虽然随着实践的深化而不断有所拓展，却体现了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变革的基本格局。
不难发现，新时期中国意识形态有三大基本价值取向：一是世界眼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二是时代潮流(现代化建设)，三是中国特色(前两者在当代中国的结合)。
从邓小平理论看，以“中国特色”为核心理念全方位地展示当代中国新形象，主要是三大形象：第一，立足中国发展、紧跟世界潮流的改革开放形象。
第二，对外和平发展、对内安定团结的合作稳定形象。
第三，坚持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敢于负责形象。
四、铺设合作对话的平台：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主阵地 “冷战”结束后时代发生的一个新变化，就是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发展。这一时代特征造成了三大后果：一是综合国力的竞争，成为不同社会制度竞争的核心，所以，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具有首要的政治价值，实际上也成为任何执政党实现领导权的最根本根据。二是社会主义必须改革开放。三是经济依存性的加大和政治的多极化趋势使得今天的世界和平较有保障，世界大战在较长的时期内打不起来，我们可能争取一个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以加快国内建设。对抗可能让位于对话、“零和游戏”可能让位于合作共赢，这是现时代正在显现出的大趋势，因此，一方面，求同存异、不搞对抗就不仅成为不同国家间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也是意识形态调整的大方向；另一方面，历史的扁平化和世界的某种趋同(单质化)又使得坚持不同于西方价值观和话语的努力变得十分困难。
问题在于，既不能一成不变地按照原来的方式坚持社会主义，而必须加强包括话语转换在内的理论创新，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又要旗帜鲜明，强化而不是淡化我们的身份特征，这就需要在寻求共性话语中坚持个性。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其意识形态内涵而言，是共产党执政的核心理念的重大突破。它表明党的领导方式将越来越法治化，其执政基础将越来越转移到三个基点上(即一个是发展，一个是文化创新，一个是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其利益整合方式越来越倾向制度整合。这就不仅构建了新形势下中国同世界合作对话的平台，而且体现了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观察当代中国与世界的思想原则。
而就话语创新而言，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突出了以爱国主义为内核进行话语重组，以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高扬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旗帜。我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既不是对抗世界文明的民粹主义或狭隘民族主义，也不是淡化意识形态界限的实用主义，而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背景的新型爱国主义。它承继中华文明优秀传统和长期革命传统，立足“一国两制”以及国家主体部分实现社会主义的事实，放眼各种文明共存交融的未来，担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对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使命，因而富有时代气息和生命活力。
对话也是一种新形式的意识形态的抗争。在经济全球化(其在20世纪80年代已初露端倪)的背景下改革开放，所面临的一个主要价值观的冲突，就是人权和主权的冲突。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一方面，确实存在着西方国家利用经济全球化、利用所谓人权问题干涉他国内政、倾向，其背后的理论就是“民族国家的时代已经终结”，“人权高于主权”；另一方面，又确实存在着把经济全球化简单地归结为资本主义化、因而拒斥全球化、甚至反对改革开放的倾向，其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仍停留在“冷战思维”上。在邓小平看来，经济全球化问题很复杂，不能简单化，但是可以肯定的有两点：一是必须顺应这一趋势，因势利导，发展自己；二是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综合国力的竞争，民族国家依然是当今世界的最高利益实体。因此，必须在就人权问题的对话中坚持必要的斗争。
在以人权为内容的对话中，必然包含着意识形态的歧见，这是当代国际社会不可回避的挑战。类似这种共同话语中的意识形态斗争，还存在于民主、自由、现代化等价值领域，这是当代意识形态冲突的主战场。
五、不许触动底线：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坚定性 如前所述，国内外对于邓小平的最大的误读，就在于其无法将一个推动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民主法治的邓小平，同一个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的邓小平统一起来。究其原因，就在于他们不懂得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本质上不是“向西方文明回归”，而是社会主义的自我更新和自我发展。因此，保持意识形态的连贯性不仅是稳定大局的策略需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特征。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意识形态变革、调整，是坚持前提下的发展、继承前提下的创新，因而是一脉相承下的与时俱进。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例如剩余价值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可能会因其不处于当代实践的中心而有所忽略，然而这决不意味着要把它推倒；对于敌对意识形态间的公开较量，例如国际敌对势力(下转二、七版中缝)(上接第二版)的分化、“西化”图谋以及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虽然一般不会被提到重要的地位，然而这决不意味着我们会放松警惕、放弃斗争。
毫无疑问，新的历史条件下意识形态的冲突一般不会采取激烈的方式进行(这也是亨廷顿断言其被“文明的冲突”所取代的依据)，中国在反倾向斗争时也决不会重复过去的错误，不会再采用政治运动的方式，然而这种冲突还是客观存在的。从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看，如果触动了中国意识形态的底线，它则必须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这些底线大致有三：第一，不许干扰经济和现代化建设这个中心。
第二，不许否定四项基本原则。
第三，不要指望控制中国。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是在一个特殊的国际背景下展开的。一方面，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使得中国争取一个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世界社会主义的低潮和现行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又使得中国的改革开放面临着重大的风险。这种风险主要来自世界霸权主义。它总是力图左右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总是不断地为中国的发展设置障碍，总是企图让中国在世界格局中扮演不平等的角色。对于这种企图，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明确指出：“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现实都不允许它按照西方设计的方式实现现代化，而必须坚持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发展道路。否则，将不仅对于中国是一场大灾难，对于世界也是一幅难以想像的图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不断开拓，本身就是对于人类文明和世界和平发展的伟大贡献。
(作者为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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