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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到上海出版的《报刊文摘》(2004年10月14日)第二版第一篇“文摘”，标题赫然是《杨振宁向〈易经〉“开火”》，引起我的注意。杨先生的演讲启示我想到几个问题：(一)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二)人类的归纳与演绎思维；(三)亚里士多德与欧几里德；(四)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
一、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
中华民族自从走出人类的野蛮社会，在人群的劳动实践基础上，从形象思维演进到抽象思维，从抽象同一性思维上升到具体同一性辩证思维。
从古代历史来看，“―”表示阳，“－－”表示阴，一个阳电子和一个阴电子，构成一个最简单的原子；三个“―”或“－－”表示为“众”。
《易传・说卦》对八卦体现的社会，曾作如下解说：
乾，天地，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谓之长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谓之长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谓之中男。离再索而得女，故谓之中女。兑三索而得女，故谓之少女。
《易传・系辞上传》将这个辩证思想，总结为：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这一个断定，体现着归纳演绎辩证推理思维形式。
二、人类的归纳与演绎思维
八卦的辩证思维，到了殷周之际有跃进的发展，体现于相传由姬昌(周文王)主编的《易》，后人尊为《易经》，体现出当时对世界的认识，将其组成六十四卦，每一卦由八卦的三个爻，发展为每卦由六个爻组成。卦与卦之间，都有归纳与演绎的推理关系。春秋时期的《左传》、《国语》记载着战乱中诸侯、王公、士大夫应用《易经》卦与卦间归纳演绎推理思维。
《易传・系辞上》对于《易》由爻组成“八卦”、“六十四卦”的思维过程，有一段论述：
“……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八卦小成。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
孔子称这样从爻到卦，从“八卦”到“六十四卦”的演变之道是：“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
这个“变化之道”，也是归纳演绎之道。将四十九根策，按阴阳(或天地、奇偶)排列，经三爻为其数，组成“八卦”，以“八卦”的“小成”，“引伸”出“六十四卦”，形成《易》，形成“八卦”的过程，是归纳思维，“引伸”《易》的思维，是演绎思维，两者结合，就体现出归纳演绎结合的思维形式。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的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过：
“归纳和演绎，正如分析和综合一样，是必然相互联系着的。不应当牺牲一个而把另一个捧到天上去，应当把每一个都用到该用的地方，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注意它们的相互联系，它们的相互补充。”
三、亚里士多德与欧几里德
杨振宁先生演讲中，提到欧几里德，使我想起“古代极伟大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他在欧几里德八岁以前，就在他的形式逻辑学中运用了演绎法，创立了三段式。杨先生说：“第一次把推演法变成规律化”。可是就我所知，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包括四个“格”及其“规则”，特别说明：“三段 论是一种演绎推理。演绎推理的正确形式必须在前提真的条件下保证结论真。为了保证这一点，一个正确的三段论的形式必须遵守一些规则。”
西方传来形式逻辑学，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就将归纳法与演绎法彼此孤立分章分节安排，所以，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针对这种人工地割断归纳演绎思维的理论和作法，提出批评，指出“不应当牺牲一个而把另一个捧到天上去。”我国的文学大师鲁迅先生也曾经讲过：
偏于培庚(今译“培根”)之内籀(zhou)(今译“归纳”)者固非，而笃于特嘉尔(今译“笛卡尔”)之外籀(今译“演绎”)，亦不云是。二术俱用，真理始昭，而科学之有今日，亦实以有会二术而为之者故。
我们迄今使用的逻辑学教科书，仍然是将归纳法与演绎法孤立地、分散地应用，所以，他教育出来的学生，不是偏重于归纳法，就是偏重于演绎法。
四、“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
杨振宁先生演讲中评述“在中华文化中，很早就有‘天人合一’的观念，《易经》中每一卦都包含天道、地道和人道，也就是说，天的规律跟人世的规律是一回事，所以受早年易经思维方式的影响，把自然跟人归纳成一理。而近代科学的一个特点就是要摆脱‘天人合一’这个观念，承认人世间有人世间的规律，有人世间复杂的现象，自然有自然界的复杂现象，这两者是两回事。”
“天人合一”是战国时期儒家的子思(孔� )、孟子(柯)，提出的理论。汉代的董仲舒即强调“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可见，“天人合一”的理论不是《易经》提出，而是在《易经》成书的千年之后。
“天道、地道与人道”是战国时期《易传・说卦》作者对《易经》解说提出：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
可见圣人作《易》是“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而不是依“天的规律”，也不是将“天的规律跟人世的规律是一回事”，以上引文分明是“天之道”(天的规律)与“人之道”有明显的区别。
杨先生说：“近代科学的一个特点就是要摆脱掉‘天人合一’这个观念”，然而，近代科学，特别是现代科学恰恰相反，现代的环境学、生态学，不正是符合“‘天人合一”的这个观念吗?请看近日《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发表的青连斌 教授的文章，第一个小标题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及社会各子系之间以及各子系统内部的和谐”，“自然”当然包括天与地。与天地和谐不就是“天人合一”吗?再看，今年9月16日，北京大学景观设计研究院院长俞孔坚先生在“中国城市论坛北京峰会”上讲演的题目：《呼唤和谐的人地关系》，“和谐”“人地关系”不正是要“天人合一”吗?当然，天地，自然与“人道”各有其道，正是自然与人世的对立统一。当然，在哲学史上，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以前，古代哲学家大都是将自然界(包括天地)规律等同于社会规律，东方有孔子、老子、墨子、董仲舒等，西方有泰勒、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不过，在中国古代也有《易传・说卦》的作者，肯定《易经》的“天之道”(阴阳)与“人之道”(仁义)不是“是一回事”!
《易经》、“归纳法”、“推演法”、“近代科学”都是“上层建筑”，都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序言中所说：
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法律的政治的上层建筑所藉以建立起来，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所以，中国近代科学的建立与发展，不是由《易经》决定的，而由它建立以前的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的，致于都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可以由大家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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