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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关于“以人为本”的争论日增。有将它无限引申而滥造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民本思想”一类指称的，也有因其含义不清而建议国家决策层慎用以致于禁用的。这种在核心理念上的混乱，对于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局十分有害，必须予以澄清。
“以人为本”和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话语权“以人为本”作为治国执政新理念，是中国共产党回应发展与和平两大时代主题，在领导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所形成的“科学发展观”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内核。因此,它决不是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和西方人本主义的当代回声,而是对于当代走势和中国道路的科学把握，是长期执政经验的理论升华。就理论而言，儒家的“民”是政治治理的对象，是无个性的客体性存在，而马克思主义的“人”则是作为历史主体（创造者）和新中国主人的人民群众；西方人本主义的“人”是抽象的个体（就其自身的“纯粹性”而言），而马克思主义的人则是“现实的个人”（就其总是一定社会关系的载体而言）。因此，虽然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也包含中国儒家传统的“亲民”、“德政”的某些合理成分，但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 的政治理念却完全突破了传统的“民本”思想；虽然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也包含西方人本主义的对于个体生命及其价值（集中表现为人权、公民权）的尊重，并把它作为当今需注重加以解决的课题之一，但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即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和“人类解放”（即在阶级消灭前提下的国家权力向社会的回归）的政治信念，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对于西方人学思潮（含人本主义）的革命性突破。
弄清这点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虽然已经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但是在这一过程中的每一关口，却依然存在着道路选择的考验。归根到底，在当代西方强势话语的逼迫下，简单地回归传统是无力的，片面的“大拒绝”更是无济于事，必须在对话中获得话语权。作为弱势话语进行对话的方式之一，就是“借鸡下蛋”、“同中述异”，即在具有广泛认同度的价值理念（如人权、民主、自由等）上，发掘不同的思想内涵以保持思想独立性。“以人为本”既反映了当代历史人性化的潮流，又表达了当代人类最一般意义上的价值共识，更为重要的是它也完全可以作马克思主义式的诠释，因而我们不能弃之不用。但是，这一共同性下又包含着国情、文化及意识形态的差异，不仅有价值观冲突，更有发展道路之辨。以共性否认差异性，不仅是西方文化霸权的表现，更是“全盘西化”主张的依据；而过分强调差异性或特殊性，则不仅易置身于世界潮流之外，更是全面复古论的偏狭性所在。因此，同中述异，或合而不同，不仅是当今弱小者奋起的必由之路，也是当代世界文明的大势所趋。但是，唯有能从世界文明潮流和民族历史起点的结合点上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才能真正走出文明多样性的道路。就此而言，坚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是我们讨论一切问题的前提。
“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观 对于“以人为本”进行准确的理论定位，必须首先厘清科学发展观内在规定各要素（即全面、协调、可持续和以人为本）间的相互关系。“全面”是科学发展观的价值目标，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性构想和人的全面发展指导思想的价值基础。“全面”的基本含义有二：其一，价值指标的复合性。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虽然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决不是以经济价值为最高价值，而是以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为最终目的。人的需要的全面性，决定了其价值体系的复合性。就社会发展而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四大价值指标（即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的统一，而不是某个单一的指标（例如GDP一类）；就个人发展而言，是个性化和社会化、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身心及德智体美的和谐发展，而不是畸形发展的“单面人”。其二，价值实现过程的全面性。虽然在发展过程中各种价值目标不可能齐头并进，某一时段、某一范围会突出这一或那一价值，但绝不能顾此失彼、搞“单打一”。就总体而言，价值目标的实现必须是大体上同步。因此，我们决不做所谓的“先污染再治理”、“先扭曲人性再呼唤人性”、“先制造对立再缔造和谐”一类价值失衡的蠢事。总之，坚持价值目标的复合性以及各类价值目标在发展过程中的平衡实现，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基本价值取向。
“协调”揭示了我国发展过程中必须特别关注和致力于解决的主要矛盾关系，这就是“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区域、人和自然以及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的协调发展）。上述五大关系的统筹思想，既是当前我国发展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又是我们已有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统筹城乡发展思想是在既充分认识到我国现存的城乡二元结构对于现代化建设的严重障碍（不利于市场拓展、资源集约化和社会稳定等），又充分借鉴外国城市化过程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以符合中国国情的新型城市化道路的提出为背景形成的；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思想是在经历了若干经济波动、社会矛盾异动后，克服片面经济增长观（GDP崇拜）的基础上，形成经济社会发展综合指标及相应的体制支撑为背景提出的；统筹区域发展的思想是在一方面区域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其恶果日益显现，另一方面国力有了长足增长、区域均衡发展已具备客观可能的基础上，以“开发西部”和“振兴东北”的大战略的形成为背景提出的；统筹人和自然发展思想是在自然资源日渐枯竭、生态承受力抵达极限、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成为共识的基础上，以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基本成型为背景提出的；统筹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进度的思想是在改革开放既要与国际接轨、推动国内的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又要抵制西方“西化”、“分化”图谋、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认知下，以将开放的程度、改革的力度和社会可能承受的程度“三统一”为背景提出的。由此可见，“协调”是个分析矛盾、解决问题的动态过程，是抓方向、抓全局、抓成效的基本思路，是实施科学发展观的方法论原则。
“可持续”实际上就是发展的基本方式和必由之路，就是从根本上拒斥“一次性”。由生产生活构成的历史本质上是不可终止、不可割断的连续过程，正如马克思所断言的那样，“不管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怎样，它必须是连续不断的，或者说，必须周而复始地经过同样一些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21页）“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都知道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41页）只是由于环境、资源等全球性问题的压力，使得当代不能不把这种认识更为自觉、更为强烈地加以表达而已。追求发展的理性与节制，主张需要和限制的平衡，兼济代内和代际的公平，集中体现在“循环经济”和生产生态化的新思路上。因此，“可持续”不仅是生态平衡，也是人自身需要和发展的平衡。通过可持续的方式，人和自然、人自身的生产和物质资料的生产、个性发展和社会进步等的统一将成为现实。
上述分析表明，科学发展观的提出确实表明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维护、发展和实现人民利益的重大思想成果，因而作为贯穿其中基本精神的“以人为本”，就是以人民利益为本、以服务大众为大。它既是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传承，又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实施，是作为长期执政的共产党对于自身的要求和对于人民的承诺。由此观之，对“以人为本”作抽象化的争论没有意义，作“全盘西化”或“全面复古”的解释没有根据。“以人为本”作为执政治国的一个根本理念，有着极其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即针对执政党在体制、作风和思想状态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而对症下药，用改革的精神加强党的建设，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提高自身执政能力的自觉追求。
“以人为本”和共产党的执政理念 “以人为本”的理念既然主要是对执政党和政府行为的约束，那么它目前所要解决的主要倾向就是：其一、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理性发展意识。我们今天讲“以人为本”，首先是针对市场经济下由利益驱动所催生的经济人倾向。之所以用“以人为本”而不是别的什么治国的理念，说到底是因为今天一部分领导干部和共产党员背离党的宗旨，接受各种错误观念的侵蚀，究其原因就在于迷失于马克思所揭示的市场经济下的物化现象。神化经济价值（GDP崇拜）而见物不见人，迷恋利益驱动而鄙视精神价值，欲望恶性膨胀而疏远群众和党，热衷追名逐利而背弃理想信念，盖源于此。清除物化的扭曲，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虽然不能抛弃，但要真正具有针对性、有效性，就需要进行创造性的转换。说到底，在政治利益高于经济利益、整体（阶级）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组织性自觉性高于自发性的历史背景下的思想政治教育，与情况相反的历史条件下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差异之大，可想而知。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市场经济为基本制度架构的条件下，简单地灌输政治意识以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无济于事，必须寻找传统和现代的新结合点。“以人为本”的独特意义就在于，它既可针对群体价值，又可针对个体价值；既包含利益要素，又渗透情感和精神要素；既可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单一价值及其相互关系上，更集中体现在人的全面发展的综合价值上，是对“物化”有效的解毒剂。
其二，以关心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为突破口的公平意识。从抽象的意义上，“以人为本”强调尊重和关心所有的人，即每一个体生命的价值都具有不可替代性。但是，由于社会不平等的存在，以往社会无一例外地都成为强者的社会，弱势群体最多成为慈善业关注的对象。迷信机会平等和形式平等的现代商业社会，把贫困归咎于个人的不努力（甚至是懒惰），使得贫困人群不仅遭受着物质上的困苦，而且遭受着精神上的折磨，成为边缘化的群体。此风也在浸润着我国社会，造成了一些党员干部价值观的扭曲，成为他们嫌贫爱富、公然疏远下层劳动群众的借口。实际上，一般地说，在我国社会发生重大转型的时期，贫富的分化不仅取决于大量客观因素，而且取决于政府的公共政策，将其简单地归咎于个人的主观努力，显然是偏颇的，更是不负责任的。特殊地说，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政党，以“人类解放”（核心是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实现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为己任，下层群众从总体上说是党的重要社会基础。因此，对待解决困难群众生产生活问题的态度，就不仅仅是关怀弱势群体的问题，而是对待人民群众的根本态度问题，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根本立场问题。贯彻“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就是要彻底纠正部分党员干部十分突出的浮夸、奢靡之风和对待群众冷暖漠不关心的麻木心态。
其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坚持以工人阶级为内核的“大多数”观念。以广大人民利益为重的“大多数”观念，是中国共产党人最根本的价值取向。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大多数”的具体内容会发生变化，但其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劳动者为主体、占人口比重的多数这一基本内涵不变。市场经济条件下容易形成的一个价值错位，就是在突出资本运作和个体价值的同时，以精英意识模糊甚至取代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大多数”观念。时下部分党员干部不仅关注的是所谓“中产阶级”、“企业家群体”和“富豪榜”的动向，认为这些人在引领着历史潮流，甚至其本身就以精英自居而与广大人民群众格格不入。这样，对于工人阶级的归属感就模糊以致消失了，大多数人的需要和利益就也就从这些人的视野中消失了，而“共同富裕”和相应的社会责任感自然也随之消失。我们今天讲“以人为本”，从理论源头上，就是要坚持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物化现象的批判，在市场经济的诸多假象遮蔽下，认清历史的趋势，理直气壮地坚持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为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懈奋斗，这也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必须指出，对于工人阶级历史作用的深刻阐发，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的基础，而且是其世界历史眼光的经典之作。针对鲍威尔等关于无产阶级从其“现状”看是毫无创造性的、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群氓”的指责时强调指出：“问题不在于某个无产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把什么看做自己的目的，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由于其本身的存在必然在历史上有些什么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5页）正是他从无产阶级身上“读出了”没有历史眼光的人所不可能读出的内容，即只有无产阶级才是超越资本主义历史界限的社会引导力量。因此，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对于共产党来说，工人阶级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扶贫”、“救济”的对象，而是全心全意依靠的社会进步力量。放弃了这一立场，就会从根本上迷失政治方向。
其四，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改革取向的社会服务意识。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对于国家这种特殊的公共权力来说，其必然的历史趋势是经由社会主义而向社会普通的公共权力回归，此即所谓的“国家消亡”。因此，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不仅要通过法治去制约国家权力，还要促进国家职能的转变以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而这一切的关键，是建设一支高素质（有觉悟有本领）的干部队伍。强调“以人为本”，就是针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国家的时候，极易出现的照搬西方的政治理念和制度架构的倾向。当代西方民主政治理念的局限性主要在否认实质民主之可能，因而它一方面把民主局限于“投票的民主”（即形式和程序的民主）、局限于权力制衡（把追求自利最大化作为制度架构的价值根据），另一方面，把权力仅视为与公民个人的一种契约、即一种等价交换的利益关系，因而其所讲的“为纳税人服务”，并不包含任何超越自我的价值理性的成分，而只是一种履行公务的工具理性。由此观之，照搬西方的民主政治架构，起码意味着放弃对于干部队伍的理想信念的要求、放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核心价值观。
人既是物质性的存在又是精神性的存在，因此人不仅需要面包（物欲），也需要信仰。很显然，“没有物欲，只有信仰”的宗教社会和“没有理想，只有利益”的功利社会并不是现代和谐社会的发展趋势。协调利益与信仰的关系，首先要从党员领导干部做起。贯彻“以人为本”，就是要使我们的党员干部时刻牢记，权力来自人民，努力使其回归人民，这是我们肩负的使命；防止权力异化，防止干部特殊化，这是我们面对的挑战。我们不仅需要权力制衡，更需要通过不懈的努力，逐步把各种权力部门变成普通的社会分工，把各级领导职务变成普通的社会职业，才能从根本上清除权力腐败，实现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从这个意义上说，党能否以改革的精神加强自身建设，党员领导干部能否带头廉洁自律，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能否健康发展的前提。因此，增强忧患意识和自觉改革意识，是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基础。
重实质而不是词句、重精神而不是条文，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如果我们放眼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大背景，依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致力于回答当代实践的课题和挑战，可能就会获得更多的共识，减少以致避免不必要的文字官司，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相信这是广大理论工作者的共同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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