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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传统社会积累了丰厚的学术文化遗产，若从性别的角度考量，无疑以男性的投入为巨。他们代代接续的精神追求史和才智表现形态等，也颇易得到彰显。而由于封建时代长期形成的传统女德观的导向，女性在治学立言方面的能量发挥，受到了极大的拘限。尽管如此，我们似乎不应淡忘女性曾经的努力，甚至不妨想象她们在指缝间抓住的学养荣耀。
说到古代的“女学士”，狭义上指宫内设制的一种女宫，广义上在权力中心地――皇宫而大显才学的女子似都可归入。历史上以“女学士”而显名或为世称赞的人，必数陈代的袁大舍和唐代的宋若莘、若昭等姐妹。据《陈书・皇后传》载，陈后主耽于游乐，“以宫人有文学者袁大舍等为女学士，后主每引宾客对贵妃等游宴，则使诸贵人及女学士与狎客共赋新诗，互相赠答，采其尤艳丽者以为曲词，被以新声”。《玉树后庭花》等曲目就是这样诞生的。不难看出，袁大舍等人颇有文学素养，对诗坛风尚也敏会于心，并能与宫廷御用文士即席赋诗酬赠。成书于此际的一部时尚的文学选本《玉台新咏》，近来有学者推测可能由某位宫中女子所编(参章培恒先生《〈玉台新咏〉为张丽华所“撰录”考》，载《文学评论》2004年第2期)，尽管到达定论尚需进一步论证，但由此揭开了当时宫廷才女与学术文学风会的关系，很可注意。正如当时才士徐陵在《玉台新咏序》中所言：“高楼红粉，仍定鲁鱼之文。”宫中才女显然至少参与了这部选本的校订事宜。但在历史长河中，这一段女性才艺生命也遭遇了另一种意味的生不逢时。后主的淫逸与亡国是史家抓住的典型的深刻教训，所以当时的男性文士被贬称为“狎客”，女学士之可讥也是溢于言表了。后世的诗人若要提起这段往事作为咏史诗的材料，也多是大加痛斥，如南宋赵汝*3称：“狎客倡酬女学士，污词媚句争新工。”(《野谷诗稿 ・三阁曲》)倒是明代中后期的几部胪列掌故的学术笔记中，淡化历史褒贬，仅把这一事件记作“女子能文”的显例之一(如徐应秋《玉芝堂谈荟》卷七“女子能文知兵”条)。
唐代的宋氏姐妹，尤其是宋若昭，则一向多受好评。据《旧唐书》为她所立专传，宋氏世传儒学，其父宋庭芬 “有词藻，生五女皆聪慧，庭芬始教以经义，既而课为诗赋，年未及笄，皆能属文”。五姐妹中，“若莘、若昭文尤淡丽，性复贞素闲雅，不尚纷华之饰。尝白父母，誓不从人，愿以艺学扬名显亲。若莘教诲四妹有如严师。”事迹记叙至此，令人感叹。“三从”观念或“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想法原本天经地义，即《春秋谷梁传》隐公二年所谓“妇人不专行，必有从也”，但这两位女子却不愿依傍夫君，只想靠自身的“艺学”来证实人生的价值。持有这样人生志趣的女子尽管少见，但也并非绝无仅有。例如辽代达官之门的女子耶律常哥，对自己的人生设计是“读书论道以终其身”。常哥的事迹还引起清代前期女子恽珠的倾慕，尽管后来恽珠在婚嫁上未能遂志，但她所编撰的《兰闺宝鉴》、《国朝闺秀正始集》中透露的重才的女性观，正是一种精神上的继承。令人惊叹的是，宋若莘模仿孔子的《论语》，撰写了《女论语》十篇，若昭又加上注解，史家评为“皆有理致”。无论所写的内容提供了怎样的女德观，这种代圣人立言的学术行为本身所反映的女性的学术心态，似乎也大堪寻味。贞元四年(公元788年)，唐德宗召两人入宫，“诗以诗赋，兼问史中大义，深加叹赏”。这样的考试内容，与当时的科举选士并无二致，说明她们的教养水准绝不边缘。史载“德宗能诗，与侍臣唱和相属，亦令若莘、若昭姐妹应制”。应制之作虽然难免应酬性，但往往需要作者的博雅之学、敏捷之才。事实上两姐妹才识充沛，至使“德宗不以宫妾遇之，呼为‘学士先生’”。宪宗、穆宗、敬宗三帝对若昭“皆呼为‘先生’”。以女子身份而获“先生”之称，这样的例子还可举到元代文臣耶律楚材的一位侄女，耶律楚材《祭侄女淑卿文》纪其生平曰：“上谓之‘女学士’，人呼之‘官相公’。”(《湛然居士集》卷十三)看上去是借助男性的标准来肯定女性，不失为男性中心社会的一种曲折反映；但也说明女性才智可与男性匹敌。
早于袁大舍与宋氏姐妹，东汉的班昭虽然未任狭义上的女学士之官，但她的才高学博以及在宫廷内外赢得的学术声望，可能堪称古来第一人。她是史学家班彪之女、班固之妹，嫁曹世叔。丈夫早卒，和帝召入宫，命皇后贵人师事之，号曹大家。她著述甚多，此处不必一一列举，这里只说她不仅把班固未及完成的《汉书》八表及天文志续成，而且据说《汉书》流布伊始，无人能通晓此书，当时的大儒马融亦伏于阁下，从她受读。这份学术的尊荣自然可想而知。清代中期文士张琦一门风雅，从妻子汤瑶卿到四个女儿都诗艺不凡，有《阳湖张氏四女集》之刻，这种女性擅长才艺的家风还传至外孙女辈，分别有《读选楼诗稿》(王采*2)、《慕伏师班之室诗集》(王采繁)、《仪宋斋诗存》(王采藻)等。采繁的诗集名称中就暗含马融受读《汉书》的典故，以示自己对班昭学养的无限倾慕；采藻以“仪宋”命名自己的闺房，想来也是表示对宋氏姐妹的心仪吧。
像这样受到前代女性精英流风余韵沾溉的例子，应当还可以举出不少。但从总体上看，传统的女性群体投身学术的可能性，因缺乏广泛的激励才智的机制，加上重德轻才的观念约束，可谓是压抑在最低点。也许正是在这样的大传统下，我们也更为感佩那些脱颖而出的古代女学士的学术业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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