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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细说南大哲学系的历史，追寻到的是一群探索者的足迹。它们或许并非总是连贯的，或许各自的方向迥异，然而却都深深地印在追寻真理的道路上。这里我们择其断片一二，并非仅是一种怀念：它们并非真正“过去”了的历史，而是当下正在延续着的现实。
在南京大学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两个哲学系。以1952年为界，在此之前的哲学系是南大历史上第一个哲学专业的直接延续，始于1920年；1952院系调整时全国的哲学系都并入北大，此后八九年时间里南大无哲学系，直到1960年政治系哲学专业恢复，这是今天南大哲学系的直接源头，而它与1952年之前的那个哲学系在师资人员上并无直接的传承关系。
如果从1920年算起，那么哲学在南大的发展到今天已经有80多年了。80年的历史展示给我们的是一代又一代思想者艰难跋涉、上下求索的生动画面，而这或许可以说是整个南京大学的历史和精神传统的一个缩影。
还是让我们追随逝去的岁月，从中央大学时期的哲学系说起罢。
方东美：“当代黑格尔”
今天方东美的名字是和港台新儒家联系在一起的，很少还会有人知道他曾是中央大学哲学系的教授，并曾担任过系主任，更是中大时期哲学系学术成就的杰出代表。在四十年代的中大哲学系，资格最老、最受学生尊敬的教授只有两位：一位是宗白华，另一位就是方东美。
方东美先生的学术，尽管其旨归于新儒家，但他本人的西学功底是极其深厚的。方本人是留美出身，在西方学界的规范训练塑造了他严格推理的治学风格。在当时的哲学系，方东美治学之严谨是很出名的。他为学生开两门课：“人生哲学”和“西洋哲学史”，上课既无讲稿又无提纲，只全凭讲到的内容板书，然而每次讲完都是一篇逻辑严密的文章。对学生来说，上方老师的课一点也不轻松，因为他从来都不苟言笑，不讲半句题外话，因而课上也无什么幽默笑话可以放松，但每堂课上下来都让人感到受益匪浅。解放后整理原中大藏书的时候，还发现哲学系资料室所藏的英文版柏拉图全集、亚里士多德全集的空白处都有方东美留下的铅笔眉批，可见其治学之严谨。
方东美的严谨并不仅表现在做学问上，他本身就是一个严谨的人。据说，方东美穿衣服从不随便搭配。比如冬天大都是皮领大衣，打着领带；夏天则多是纺绸大褂或夏布大褂。总的给人的感觉仿佛是衣服事先早就配好套了，只虽季节更换而已，而不同套的衣服是不会搞乱的。当时的学生还戏称方老师有“洁癖”，因为他从不吃市面上做的水果糖，一定要自己做的才吃。当然，方东美也并非是一个了无情趣的人，他喜作旧体诗，常和当时中大文科的其它名教授们以诗唱和调侃。后来台湾出版了一本方东美诗集大都收录进了这些作品。后面还会提到他题给宗白华的一首诗，这里暂先不表。
所谓名师出高徒，方东美先生的高徒就是著名哲学史家陈康教授。方东美和陈康的师生关系很好，二人都是当时国内哲学界严谨治学的典范。陈康是国际知名的希腊哲学史专家，今天国内西方哲学研究领域的很多老一辈学者都出自陈康门下。但原来陈康是在西南联大任教，当时的中大校长吴有训为了把他聘到中大，把自己的一栋洋房让给陈康，一时传为佳话。
四十年代的哲学系，尽管是在中央大学，物质条件依然很简陋，只有一间小办公室和一间地板经常晃的教室，另外还有一个长廊用来摆放各种藏书，算是资料室。但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方东美、陈康等人的学术成就得到了国际学界的承认，方还被国外学者称为“当代黑格尔”，不能不说是勤奋治学的结晶。
宗白华：从南大到北大
提起中大哲学系，不能不说的另一个人就是宗白华。实际上当很多“老南大”回忆起中大以及解放初期南大的哲学系时，首先想到的就是他。这不仅是因为，宗白华作为一代美学大家，是很多人心目中中大哲学系学术成就的代表；更是由于，他是五二年南大哲学系最终归并到北大这一历史的见证。从某种意义上说，宗白华既代表了一个时代的辉煌，也意味着这个时代的结束。
如果说方东美的语言是严谨的、逻辑的，那么宗白华的语言则是潇洒浪漫的，更具诗人气质的。他给哲学系的学生主讲美学和形而上学，课堂上每一措词都显得很富有诗意，学生们都评价他是以文学的形式讲哲学的内容。宗白华在德国留学多年，但他的美学课却抛弃德国哲学的体系化传统，而是从中国的魏晋玄学、古代书画的径路讲起，言语投足间透着一股魏晋名士的飘逸洒脱。
课上的宗白华是超凡脱俗的，所以他的课才那么有吸引力；课下的宗白华却又是极其平易近人的，和学生们的交往从来都无拘无束，谈笑自如，因而学生也多愿意和他交流。周末常有三五同学结伴去他家拜访，宗白华就和他们聊人生、聊治学，还开些书目勉励他们用功。一次，宗白华颇有几分神秘地请大家鉴赏一下他的“宝贝”，大家好奇地围上去一看，原来是一尊很别致的“佛头”，以花岗石雕塑而成，佛头上打着发髻，线条非常地生动有力，令人印象深刻。待学生们交口称赞时，宗白华才告诉大家，这是他闲时逛夫子庙旧货市场购得的，是隋唐时期的作品。宗白华非常喜欢这尊佛头，一直将它摆在案头。抗战的时候中大转移，很多东西都来不及带走，宗白华又舍不得他的佛头，就把它埋到地下，所幸一直未被人发现。抗战胜利后返校，宗白华又把它挖了出来。
南京解放后，宗白华仍然留在了当时的国立南京大学，主讲中国哲学史课，仍然有很多外系的学生来旁听。1952年哲学系要合并到北大，搬迁前学生们一起去看望他。宗白华落泪了。1960年南大恢复哲学专业，当时曾想请宗白华回来主持，他也很愿意回来，但由于各种客观原因，最终未能成行。宗白华的“南京情结”竟就此真的成了一个难解的结，只有那尊来自夫子庙的佛头始终陪伴着他。
胡福明：永远的“老胡”
1960年9月，新成立的政治系（“文革”后改为“哲学系”）恢复了哲学专业，其实际情况用“一穷二白”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当时政治系就在房产处的那栋小楼办公，而分配给哲学组办公的仅只是它的地下室，更不会有什么独立的资料室等设施。但在接下来两年多的时间里，一批又一批来自北大、人大哲学系的年轻人给这个新成立的专业注入了新鲜血液。他们很多人后来成为南京大学哲学系各分支学科的骨干甚至是奠基人，其中就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原作者胡福明老师。
胡福明来南大教书，首先面对的是生活的困窘。当时他住集体宿舍，每月59块钱的工资还要接济父母以及岳母的生活，因此常笑称自己一开伙等于好几口人开伙。但对出身于农村的胡福明来说，简朴早已是他的生活习惯。胡福明老师和他夫人张丽华感情甚笃，他也常抽比较便宜的“丽华”牌香烟，有同事借此和他开玩笑，他也一笑了之。农村的生活经历还给了他强健的体格。“文革”中他和一些老师在灵山挖煤，几个工人师傅说他们劳动不行，胡福明生起气来，挖煤抬煤又多又快，最后工人们也不得不佩服。大家都说“老胡”是个强劳力。对于自己的研究工作，胡福明自始至终坚持了一种不懈探索的精神，他常说：“凡是有‘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他宿舍的桌上常摆着四样东西：笔、稿纸、书和烟灰缸，这样便于他随时有灵感记录下来。胡福明烟抽得很凶，“丽华”牌香烟一根快抽完时，就把烟头插在另一根香烟上，连火柴都省下了，而这常常是他思考问题的时候。
听过胡老师课的人都会觉得，他的课吸引人的地方就在于常常捕捉到思想与新现实碰撞的点点火花，这可能也与他本科是新闻专业有关。胡福明在课堂上对学生说，很多人们熟知的哲学原理和准则在现实层面常常被违背和抛弃；比如列宁在《哲学笔记》中一再讲“现实决定观念，实践决定认识”，但我们在生活中却常常以革命导师、经典作家的指示、论断决定现实。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恰恰也就是重述那些早已为经典作家所论述的原则以批评现实，它的震撼力恰恰也就在于理论与现实碰撞出的火花，由此可见它能引发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并最终直接推动了思想解放也绝非偶然。
从1972年到1982年胡福明主持哲学系的教学工作，在抓好本科教学的同时还积极支持筹建硕士点的工作，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的硕士点是在他的直接推动下建立起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后，胡福明成了“名人”，后来又去省里工作。地位虽然变了，但“老胡”仍然勤于读书思考，仍然关心着南大哲学系的发展，关心着以前的老朋友。孙伯*5教授晚年罹患癌症，他还亲自派车送孙老师去上海治病。很多当年一起奋斗过的老师说，“老胡还是老胡”。
孙叔平：雪后见红梅
对于孙叔平，南大人并不陌生。1949年9月孙叔平即以军代表的身份进入南京大学工作，后来又担任过南大副校长、党委书记。今天北园的东南楼和西南楼就是当年他主持修建的，传统的大檐屋顶和原有的金大老建筑浑然一体，十分协调。对于孙叔平，哲学系的师生们也不陌生，系里曾经常请他开中国哲学史方面的课程。但1959年后孙叔平已经不在南大工作，十年浩劫之后重回南大主持哲学系，欣喜中又透着几分难以言说的沧桑。
五十年代孙叔平除了做学校领导工作就是给全校师生上大课，主讲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他的课逻辑严密而又深入浅出，成语典故信手拈来，生动而又幽默。在哲学系尚未回复的年代，这几乎是唯一的哲学讲台。当时上千人的大礼堂常常座无虚席。孙叔平在1958年出版了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纲要》，1961年前就已三次再版，是当时影响最大的历史唯物主义教材之一。
自“大跃进”之后，孙叔平主要转向了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他认为在当时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已无可能，“左”的政治话语已经全面压倒了真理的探讨。孙叔平对“左”的东西深恶痛绝，在那群魔乱舞的年代，他还私下里对朋友说：“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尤其反对那些除了搞政治运动就无所事事的人，他则是一从“五七”干校回到家就立刻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中国哲学史稿》的写作中。书稿经一年多时间已基本完成，然而直到1980年才最终出版。孙叔平在序言中这样写道：“违心之谈，我不愿说。直抒己意，也许当时就可以罗织成罪，使我人在家里坐，祸从天上来。也许，我的稿子终于见不得天日，临死时要付之一炬。这种命运，我甘心等待，也不愿意参加什么‘评法批儒’的闹剧。”字里行间透着的是一个真正学者的良知和骨气！
然而孙叔平毕竟等到了拨乱反正的春天，年逾古稀的他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就是在他主持哲学系工作的五年间，他亲手创建了全国首批中国哲学博士点，由此推动了到今天已经享有盛誉的南京大学中国佛学研究；他关心系里学者的成长，在全国较早地派教师出国研修哲学，推动了后来西方哲学博士点的建立……到八十年代中期，南大哲学系已经由一个起步晚的小系一跃而成为全国哲学研究的重要基地。但遗憾的是，他的稿子还未改完，他的研究生还没有带完，就溘然长逝了。今天当年的学生已是著作等身的专家，哲学系的科研实力已居全国前列，这些都不能不让人想起孙叔平，不能不为他的早逝而扼腕。正像武汉大学萧*1父教授赠诗说的那样，“疾风知劲草，雪后见红梅”，这或许是孙叔平先生毕生道德文章的最好写照。
孙伯*5：无尽的探索
2003年春季的一天，一张大大的讣告贴在了浦口校区的布告栏上，来来往往的同学经过时都不由地驻足浏览。粗重的黑字寄托着深沉的哀思，而对大多数浦口同学而言，映入他们眼帘的是一个并不熟悉的名字：孙伯*5――讣告上说，一个对哲学系乃至对南大文科作出了重要贡献的人去世了；但上推二十年，他却是南大文史哲专业的学生都不会忘记的人；直到今天，哲学系的同学还会听到专业课老师满怀敬意地提起这位先生。
孙伯*5先生1975年从北大调到南大，直到他去世前一年，一直没有离开哲学讲台。对于哲学，孙伯*5先生始终如一地坚持了求真的品格。先生常说“板凳要坐十年冷”，他对马恩著作的熟稔和领悟令一般研究者都难以望其项背。“文革”结束后先生多次在不同的地方主讲“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在那个很多人仍对以言定罪的日子心有余悸的年代里，先生公开自己的讲义却毫不吝啬。有旁听者把讲课笔记整理出来向外投稿，即被杂志公开发表；但先生对待自己的学术成果则近乎苛刻，他的《探索者道路的探索》是在学生、同事们的极力催促下才付梓的，其出版时先生近百万字的讲义有相当一部分已广为流传。这本书自第一版至今已二十年，仍在被人引用、研读。毫不夸张地说，这种立足原著的踏实厚重的学风塑造了南大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特色。
课堂上，孙先生是严肃的，沉思的，甚至有时连面部表情也少有变化；但他也会感情投入地、声色俱厉地批评某些观点，这往往是他在捍卫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真诚信仰。在一次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讨会上，针对片面强调开放、宽容的观点，先生追问道：“现在还有多少人是在严肃地追寻马克思主义真精神？"言词之间已颇为激动了。在先生看来，很多怀疑、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并非出自严肃的学术研究，持这些观点的人往往既没有理解西方思潮也没有理解马克思，这时候就特别需要有人站出来捍卫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晚年病重的孙先生留给他的学生三点“嘱托”：一是研究马克思主义要“从一而终”，不仅要不懈地求真，还要有真诚的信仰。二是要关心“大政治”，胸怀全局而不盲目跟风。三是要“做一流工作”，不甘居中游。在孙先生那里，知识与信仰达到了高度的一致，在我们这个时代着实是最为可贵的。
孙先生当年调回南京主要是为了解决夫妻两地分居，来南大后住在南园一间十几平米的宿舍。由于当时家远在江宁，所以仍只能一个月回趟家，家里很多事也就常常帮不上忙。虽然嘴上不说，先生心里其实是很在意的。后来他就把二女儿接来一起住，照顾女儿上学，有时还把抄稿子的活儿分给女儿，说是让女儿也“培养点理论兴趣”……生活虽然更加忙碌了，但先生却因为尽到一份家里的责任而高兴。
追随八十年历史的足迹，哲学在南大的发展呈现出的是一幅沧桑而厚重的图景。对于说历史者，历史常给人以“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之感，虽然对那些见证了这段历史的人来说，这是平常而又平常的；而说历史者还将会是新的历史的见证者，同样是平常而又平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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