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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的力量就是如此强大，它甚至能够在潜移默化中扭曲你对于亲身所经历的事实的独立判断。比如，最近经常听说的一句强势话语是：自从今年年初中央颁发一号文件以来，农民税负大幅下降，收入显著提高……
从我们在安徽八县的调查来看，这些基本上都是事实。
但是，它们之间有多大的关联呢？或者说，减负政策是否能够保证农民收入的持续提高？
农民今年收入提高，最大的原因是风调雨顺，其次才是税负减免政策的执行。考虑到农民收入基数过低，因此，国家统计局不久前所发布的、农民增收12％的数字，即使不考虑基层上报数字的“含水量”，也并不能全面说明问题。同时，在收入统计中不应该被忽视的还有农资价格的大幅度上涨，以及今年生活的必要支出的不断提高。这些，在很大程度上抵冲了农民的收入上涨。因此，对农民今年的收入，以及未来的收入预期，不能持有过于乐观的态度。也许是农民收入长期以来一直呈现“负增长态势”（顺便说一句，这个名词的发明者真是个天才），也许我们太期望农民的收入有所改善以保持社会的稳定，也许农民们对于自己的期望实在很低很低……总之，今年的传媒所反映出的，是极其一致的乐观态度：收入增加了，农民很满意。
这是今年的强势话语。
当强势话语只强调事实的一方面时，另一方面的声音就往往容易被忽略甚至完全淹没。
事实上，我们已经察觉到了这样的苗头。例如，我们在街头的农贸市场走访城市居民时，听到的多半是抱怨之声：粮价涨了，肉价也涨了……
但实际上，一年秋收之后，农民的净收入究竟如何？多年来拉下的欠帐还清了吗？能不能买得起药，看得起病？交的起孩子的学杂费？
我们应该关心的，不仅仅是12％的抽象数字，或者某个老百姓领取粮食直补的欢乐场面，更应该关心：他们――日子过的究竟怎么样？
无论是政府，学界还是普通的市民，对过于乐观的估计保持戒惕之心，是应该而且极其必要的。一味沉溺于乐观的预期之中，可能导致未来中央政策制定的偏向和基层政府执行的走样，导致农民税负的反弹，导致他们在多年的失望之后又重新燃起的期望再次落空。
编者的话：
2004年冬初，我校新闻传播学院几位老师带领70余名大学生到安徽9县数十个村庄进行了为期6天的采访，最后形成23000多字的《安徽农民秋收报告》。
据笔者所知，去年“五?一”节期间，新闻学院几个老师曾分组带领100多名学生，到河南艾滋病村等地进行过实地采访，《南方周末》曾用一个半版的篇幅对此作了重点报道。时隔半年，又组织这样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写出沉甸甸的《秋收报告》。《秋收报告》对农民生存状态调查的深度如何，代表性如何，参考价值有多大，笔者不便枉议，但作为当代中国大学生，他们结合实习，能将视野投放农村，关注农村，关注农民的命运，并为此而付出艰辛努力，这无疑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如果他们今后作记者，我想一定会是人民满意的记者。
我们的教育，从小学到中学，从中学到大学，较多关注的，一直是书本，判定优劣的则是分数；即使到了大学，培养人才的模式，更多侧重的，还是课堂灌输。正因为这一原因，我们从用人单位那里，经常能听到这样的议论：毕业生综合素质欠佳，适应社会能力差，缺乏诚信和社会责任感，等等。某公司老总在某高校演讲时说：“如果你在昨天毕业，今天停止学习，那么明天你将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又说：“在大学里所学的知识能用于工作的只有2％－3％，如果能用到10％就算荣幸了。” 这一观点的代表性如何，我们无法判定，但它至少能使我们产生这样的困惑：要么是知识更新太快，要么是我们教给学生的东西，跟不上时代的发展，离社会需求距离太远。
新闻学院学生的做法，尽管只是业务实习，但他们走出校园，深入社会，使大家收获的，绝不仅仅是知识和能力，还有作为新时代大学生，身上所应当承担的沉甸甸的责任。（东山）
2004年的初冬，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学记团81余名师生，历时6天，入户调查安徽9县数十个村庄的原生数据，并写作本文。
根据今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4年全国农民的人均收入比2003年增长12％。
但在这个抽象的数字背后，去年农民的实际收入究竟是多少呢？限于时间和财力，我们的报告只是基于安徽农村八县一百余户的入户资料采集所进行的个案调查，并不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更由于篇幅所限，在这里只能选择其中的7户，制作表格来反映他们的实际收入。但我们希望，由学生们一户户入户采集而来的这些数据，能够直观地折射出当下农村、农业、农民真实的生活状态。
之所以选择安徽作为我们的调查地点，是基于以下三个原因：1、安徽是全国首个试点实行农村“费改税”政策的省份；2、20多年前，正是在安徽凤阳的小岗村，中国农民自发进行了“大包干”的尝试；3、安徽是农业大省，也是农民“上访大省”。4、安徽盛产稻米、小麦、棉花、油料、蔬菜和各种水果，在一定程度上是我国农业生产的一个缩影。
我们期望，这份《2004：安徽农民秋收报告》能够为中国大众，尤其是已经习于优越城市生活的人们，精确记录和还原那些在安徽农村的广袤田野里，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真实生活。
【注】：关于政府粮食补贴，尽管来自中央政府和安徽省有关部门的说法都表明，政府对农民进行了大量的粮食补贴，但我们基本未能采集到相应的数据。农民们普遍反映，听说过给了补贴，但被“抵冲”了，是在什么项目中抵冲的，不得而知。一些农民甚至认为，没有收到什么“补贴”。他们从这一点看，虽然抵冲的方式减少了政府部门的工作量，但却没有让农民实实在在感受到政府给的好处。我们认为，与其将补贴抵冲在某项税费中，不如直接发给农户来得直观，同时，也有利于减少误解。
＊案例1
采集地点：安徽省无为县六店乡尚礼村
数据提供：丁加玉 家庭人口数：4人
土地数量：16亩（其中12亩租用）
【记者手记】农资上涨高于税费减免
丁加玉是我们在尚礼村看到的为数不多的青壮年劳动力之一。据当地村民介绍，不少人都举家外出打工，大批田地抛荒，丁加玉以一亩地100元/年的价格承租了12亩田，承包田地的农业税及其它费用则由原户主负担。
丁加玉告诉我们，自己家承包的四亩地无法养活全家，所以没有出去打工则是因为孩子还小。他给我们算了一笔帐：
今年稻谷的毛收入为11328元；四亩棉花，毛收入共计2600元。农资成本包括农药化肥，播种收割等费用约为5600元。在税费支出上，包括农业税187元，一事一议费为60元，以资代劳费141元，共同性生产费214元，其中预排电费147元，水费67元。防汛经费和防汛器材费34元。今年实际交纳的还不止这些：上年尾欠的249元也是今年补交的。
＊案例2
采集地点：安徽省固镇县濠城镇邢圩村
数据提供：陈取学 家庭人口数：6人
土地数量：18.1亩
我们了解到，今年农业税的确比去年降低了，农业税附加也取消了。在税费上，按照187元的农业税计算，丁家每亩地的农业税为46.75元，这在六店乡是比较低的。不过，诸多名目的费用则令人费解。
在税费这一块上，今年丁家负担下降了近200元，然而仅化肥一项，今年就比去年多花了近1000元。即使把租用的12亩地的税费减免都算上，税费也就减了800元左右――农资多花的钱还是大于税费减轻的负担。
【记者手记】辍学女孩只想打工
11月30日，我们根据学校提供的辍学儿童信息，来到邢圩村后陈组打听陈金平的住处，村里一位老大妈指着不远处站在一排平房中的一栋贴着白色瓷砖的二层小楼告诉我们，那就是陈金平家。
屋子很大，但只有一张堆杂物的床，还有一些还没卖的棉花，电器就只有一台黑白电视和一盏电灯。
谈到今年的收成，陈取学显得很高兴：“今年收成好啊，风调雨顺。”他说，去年闹水灾，收成普遍不好，小麦只收到300公斤一亩，而当时的小麦收购价是1.3元/斤，还得留2000～2500公斤口粮。棉花和西瓜都被冲走了，什么也没收到。”
陈取学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化肥价格涨了很多。“复合肥去年卖60多一袋，今年却要92块钱一袋。今年化肥平均要200块钱一亩，去年只要140到150块钱一亩。”
当问到税收时，陈取学一下子从屋里拿出一大把票据来，那都是他近5年来保存下来的。今年由于税费改革，一共就一张单子，共交了448.96元，还拿到了152.2元的粮食补贴。而去年光农业税和农业附加税就一共791块6毛9。还要交15块钱一个人的一事一议，10块钱一个人的水利款，和一些杂七杂八的费用，像什么维修金、挖掘费、农机监督费……算在一起就是900多，是今年的一倍。”
说到陈金平辍学，她父亲也很无奈。他说，家里倒是想让她上学，可是成绩不好，她自己怎么都不想上了，就想过两年去打工，挣钱。
案例3
采集地点：怀远县淝河区古城乡文岗村
数据提供：李兴林 家庭人口数：7人
土地数量：20亩
【记者手记】我们是“三等社员”
李兴林解释说，“一等社员”是有钱有势的，“二等社员”则是相对有钱的，又没钱又没势的就叫“三等社员”。
我们来到李兴林家的时候，地里的粮食已经收上来了。堂屋里堆着五十多袋的花生，院子里则堆着小山似的稻子，“等等再卖。”李兴林指着这些粮食对我们说，“今年农药化肥什么的都涨价了，但就是粮食价钱不好。”
“如果我们家只有这六亩地，那像我这样的人，也就只能出去打工了。”李兴林家所在的文岗村，有许多家庭因为在家做农活收入不高，纷纷出外打工。而像李兴林这样留在村里的，则需要种大面积的作物。“我们家在村里只能算一般，中等偏下吧……农民种地挣不到什么钱……”李兴林坐在院子里，抽着烟，“平时我们家也有吃肉，就是在孩子（大儿子）放学回家的时候。”
案例4
采集地点：安徽省砀山县良梨镇郭庄村
数据提供：王兰菊 家庭人口数：4人
土地数量：0.9亩
“我们这边，去年是受灾区，水都淹到家里了。地里收成不好，我三亩多地才收了三四百斤麦子。去年农业税还没改革，一亩地合着要七十多税费。去年种地亏本了。补助的话基本没拿到，我家就拿到五十块，没什么用的。”
中午，我们留在他家吃饭，但李兴林却不让小儿子上桌子。在记者的要求下，孩子坐到了我们身边。看着他吃菜时的样子，我们明白，这么丰盛的午饭，在李家也许半年都不会有一次。
【记者手记】越来越苦的砀山梨
王兰菊今年34岁，十年前从河南嫁到了郭庄村，家里四口人，丈夫在北京打工，两个孩子在村里上小学。由于郭庄1981年以后就没有再分地，王兰菊也成为无地的"黑户"，全家人就只有丈夫当年分得9分地，和郭庄其他农民一样，家里的地全部种梨树，靠卖梨过日子。但是，因为盲目扩产,现在种梨几乎已经不挣钱了。甜如蜜的砀山梨带给梨农的,不是丰收的甜蜜而是苦涩.
去年王兰菊家的梨丰收，共下梨1万多公斤，但梨价太低，最终以0.36元/公斤和0.32元/公斤的价钱分两批卖出，收入约3200元。据她介绍，这在她们村当时还是高价。去年因为遭水灾，每口人补贴了八斤白面。她说“自己一个人就轻轻松松把面提了回来。”
今年梨价上涨了，但由于大面积减产，王兰菊只收获了3500多公斤酥梨。王以0.9元/公斤的价格卖出去1500公斤后，其余2000公斤全部存入窖里待价而沽，因为据说到元旦时梨价会涨过1元/公斤。
＊案例5
采集地点：金寨县槐树乡响潭村 数据提供：汪德生
家庭人口数：6人 土地数量：4亩
＊＊因为只种口粮，所以基本没有农资支出。今年的3000元是买牛的钱。
【记者手记】我也用上了诺基亚
在上山路上遇到汪德生时，他正在为板栗树修剪枝条。汪德生主动而热情地邀请我们去他家看看。
＊案例6
采访地点：阜南王家坝镇邢营村 数据提供：邢庆才
家庭人口数：7人 家庭农田数：1亩
＊＊去年水灾全淹，颗粒无收。
＊＊＊去年水灾，免税费
汪家的二层楼房，无论其外形、面积还是装潢在整个村中都首屈一指，据他介绍，这座房子是在2003年新盖的，有一厅七室，
汪德生家中口粮田有2亩，主要种植水稻、小麦和玉米；山地4亩，主要种茶叶，板栗以及桑树。今年的板栗收成不错，但价格大幅度下降，最后的纯收入为2000余元，增收不多。
汪德生家的主要收入是靠外出打工的子女。两个孩子每年可以为家里带回6000至8000元的收入。总体算来，汪德生家的年收入约在万元左右，可说是“万元户”了。
汪德生认为，以前家里大的支出主要是各种税收和行政收费，农业税，林产税等费用一年达到六七百元。他还清楚地记得，2001年曾收过希望小学建设费用，30元/人，汪家一下就要拿出180元。他说，希望小学是用捐款建造的，向村民收费似乎不合政策规定。不过他反映，现在这些费用已经取消。
汪德生向我们出示了今年收费的单据：一共两项：一项为128.29元；第二项是69.41元，加起来不足200元。
我们在汪德生家中看到，他们家有两台电视机，一台为14寸黑白电视，另一台则是21寸的彩色电视机。另外，汪德生还有一部诺基亚手机。
如果说响潭村的大部分农民都达到温饱的话,那么汪德生家则已经小康了。
【记者手记】为读书欠下一屁股债
64岁的邢庆才有五个孩子，36岁的大儿子因为身体残疾不能下地干活，全靠年迈的父母养活，27岁的小儿子毕业于淮北煤炭师范学院，现在阜南二中教书。一个月工资800块钱左右，勉强只够自己的生活费，邢庆才清楚地记得，小儿子上大学总共花了3万多元，其中包括家里所有的积蓄以及卖宅基地的7000块、大女儿在苏州打工挣的钱，以及一部分借款，现在家里仍欠亲友一万多。
家里也就一亩地，种了点小麦，玉米，一般情况下只够自己吃的，更谈不上什么收入了。要不是女儿出去打工，邢庆才无法想象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孩子上学每学期要200左右，家里负担不起。看着学习成绩很好的小闺女，邢庆才心里甚是酸楚：现在学校因为邢莎莎成绩好而免了学费，可以后呢?小女儿还能像哥哥那样上大学吗?
＊案例7
采集地点：安徽省宁国县南极乡龙川村 数据提供：朱晓宣
家庭人口数：5人 土地数量：9亩
【记者手记】
今年49岁的朱晓宣是南极乡人，这里是宁国县最富的乡之一，当地盛产山核桃。据说，有山核桃树的人家和没有种植山核桃的人家贫富差距极其明显。“富的一年一辆奥迪，穷的……”
朱晓宣家里种了四亩两分地的山核桃，毛竹和杉树则是今年刚种植的，是集体共有制，种植成熟后由集体统一收，卖得的钱所有家庭平分。总的来说，全家一年的经济收入可以达到两万元左右。不过他告诉我们，全家一年的支出也差不多将近两万元。这就是说,一年下来，存不下什么钱。在急需用钱时，家里甚至还要贷款，才能确保农作物的正常生长。朱晓宣说，这是因为化肥和农药的价格不断上涨，今年的增长幅度甚至达到了30％。与此同时，山核桃却不断降价，去年的收购价是每公斤64元，今年则只有44元。
自从取消了农业特产税，这里农民的农业税负担大幅度下降，现在，一年平均为60元左右。所以，以前在宁国曾出现的因山核桃的高额农特税而导致上访的事件今年没有发生过。他们说，前几年这里确实出现过强制执行摊派现象，但这一两年中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案例8
采集地点：安徽省灵璧县冯庙乡大王村
数据提供：王万振妻子
家庭人口数：3人 土地数量：2.5亩
【记者手记】地里刨不出化肥钱
王万振一家三口，一共种着2.5亩地。说起地，王万振的妻子满肚子不满：“一共才2.5亩地，还要缴三口人的钱。去年缴税每人130多，我们家三口人就四百多块钱。”
他们家今年地里只种了小麦和玉米，小麦和玉米轮着种。一亩地的小麦和玉米都能收600－700斤，今年地里总共也就收上来1500公斤粮食,小麦一半,玉米一半。他说,大部分要留做家里口粮，余下来不过300公斤左右,也只能卖个400元左右。
说到今年的收入,王万振的妻子说：“小麦、玉米涨了，化肥也涨了，还不是一样吗？”大王村的农地都是一年种两季，一年下来用在一亩地上化肥、农药、种子等就要300来元。假如刨去口粮，挣的钱实际上还不够买化肥和农药。
2000年前后家里日子最难过的时候，靠着几亩地的收入根本无法糊口，50岁的王万振出去打工了。现在，他在南京的建筑工地给人做小工，刨去在外的生活费和来回路费，一年到头也就能往家拿回2000元左右。除了王万振，儿子也在上海打工，一个月往家寄三四百元。这是他们家最重要的经济来源。
秋收・声音
★ 农民增收12％，是真是假？
“增收12％基本可信”
――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李放教授
今年有报道称农民增收12％，超过了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基本上是可信的。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政府采取了很多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各种直接补贴，例如每亩地的补贴，购买机械的补贴等，以及农业税的减免。使得收入增加，支出减少，农民的纯收入增加。
但是，增收是受到农产品价格因素影响的。
在今年的题为“小农户、大市场、全球化”的国际学术报告会上，国际粮食研究机构的一位荷兰专家以（我们国家的）一个村为调研对象，对农民增收的因素进行定量分析，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在各类因素中，价格因素才是最重要的。今年政策取得如此好的效果，但后续效应怎样，明年能否保持这个增长势头，大多数人也许会持怀疑态度。
“增收主要是价格的因素”
――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钟甫宁院长
农民增收主要不是政策的影响，而是价格的因素。农民的收入来自农业的不到50％，真正来自政府的补贴和减免税的不到2％，如果增收12％，其余都是来自市场价格的上升，而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原因恰巧是前几年农产品减产的结果。而政府一向是鼓励增产的，所以农产品减产是和政府政策相违背的。其原因恰恰是因为农民将生产粮食的土地用来生产其他东西，造成粮食减产，价格上涨，其中包括政府批评的开发区占用农田的情况，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农产品减产。
“农民收入基数实在太小”
――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顾焕章
农民的收入分生产性收入和非生产性收入两种。生产性收入包括农业生产收入和非农业生产收入两种。农业生产收入包括种、养、副业等，只在一段时期内存在，比如秋收。非农业生产收入包括乡镇企业等，在苏南地区十分发达，甚至占到农民收入的90％强。除生产性收入外，还有借贷，投资等方面的收入。
今年农民增收12％是有可能的，因为农民收入基数实在太小，比如你收入100元，多增加10块钱，就是增收10％了，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主要的数据在国家统计局能看到，各省统计局都有农调队，他们手中的数据是准确的。
我们国家正处于一个重要时期：人均GDP在1000至3000美元，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而言，是一个道路选择的问题。一条路是欧美模式，即形成一个数量和质量都比较稳定的中产阶级，这是健康的道路；另一条路是拉美模式，即形成两极分化极为严重的情形，贫富差距极大，中间没有明显的中产阶级出现。
走哪条路必须看能否解决好城市低收入人群的问题。对于中国而言，解决现有城市低收入人群是没有问题的。但我们必须看到，由于城乡收入差距太大，农民会不断地进城寻找机会，这些新进城的农民会成为新的低收入人群。这样，问题就会长期难以解决。所以，必须将农民问题解决在农村。如果只看到城市中收入差距大，而不看到农村的问题是很危险的。
“不会感到有太大的改善”
――南大社会学系张玉林教授
农民收获的粮食并不是全部用来销售的，相当一部分是自食的，如果将这一部分也按照上涨了的粮食价格进行计算，并由此推算农民“收入”值得商榷，有夸大之嫌。
因为农民绝对收入很低，因此增加的部分也并不显见，而必要的支出又很大――如医疗费、学费，所以不会感到有太大的改善。这是一个长期的问题。
★税费减少，意味着什么？
“现在少了，三十多块钱。”
――安徽砀山县代庄农民代友恩
从94，95一直到99年，每年每口人要交六、七百的税，最高达七百三十元。每年每口人要交这么多，对于吃饱穿暖都成问题的农民来说，是怎样的一笔数目啊。现在少了，三十多块钱。
当初为什么要上访，就是因为种的梨，价钱一路下降。从起先卖的一块三、四毛一斤，到两、三毛一斤，饭都吃不上了，还交那么多的税。
交不起怎么办？抓你，关一屋子里打你，饿你。
“真正严重的是一些其它的收费和摊派”
――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李放教授
农业税不是农民负担中最重的负担，真正严重的是一些其它的收费和摊派。
国家的减免税使农民负担减轻，但是并没有彻底解除农民负担。在宏观环境下，减免税后政府不可能向农民收取其它费用来满足政府需要，政府为了维持其正常运转，必须从上级政府接受财政拨款，但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不可能达到原来所能收取的财政数目，因而出现了一个财政上的缺口，有缺口，便促使对农民收费的反弹――因而，农村税费改革必须有一系列的配套措施。
首先就是政府职能的转换。目前，政府的职能转换普遍滞后，政府应该由一味向农民收费转向为农民提供服务，与农民建立“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而不是纯粹的“收费与交钱”的关系。
同时，应防止市场中“一对一”对等关系的出现，政府和农民应该遵循各自的原则：政府执行其职能，规定其应该做的事情，而农民依据国家税法纳税。
“税费改革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问题”
――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钟甫宁院长
税费改革有一定作用，但据目前实际情况，它不可能成功。税费改革的本意是将费改成税，从而杜绝乱收费的现象。然而其设计里面留下了必然再收费的因素。
税收不足以支付它所核准的乡村两级政府的开支，存在一个缺口。预算中不包括各种不正规的支出以及大量的债务还本付息的费用，如果预算进去，农民所要交的费用就超过了原来的费。
首先，政府应该将收支预算搞平衡，如果不能多收，而支出又是必需的，那就通过从上至下财政转移来解决，转移一部分，但又不足以填补空缺的话，税费改革的政策是行不通的。
如果政府拿不出财力来解决这些问题，而它又能够相信乡村两级政府能够严格执行中央的政策，不胡作非为，最好不要搞税费改革。所以说，税费改革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问题，它最多只是提前二，三年实现农民收入的增加。
★农资上涨，影响有多大？
“看看农民究竟得到了多少利益”
――南大社会学系张玉林教授
建议调查一下粮价上涨后农用生产资料（成本）的涨价问题。
前者带来农民收入的增加，后者带来农民支出的增加，两方面一直是水涨船高的。看看农民究竟得到了多少利益，二者是否相互抵消，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冲账”了。
“税费改革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问题”
――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钟甫林院长
前一段时间，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严重。国家紧急干预，采取行政命令遏制农资价格的增长。其实，政府直接干预价格是弊大于利。它的短期的积极效果，可能会带来长期的更大的消极效果。
价格本身是一个市场发出的信号。农资价格上升，说明农资生产供不应求。正因价格上升，让生产者利润提高，才会扩大生产。而限制价格的上升，意味着不要扩大生产，扩大生产无利可图，其长期后果是不言而喻的。
农资价格上涨，导致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下降，并不是坏事。农业不一定要扩大生产，农业生产增加越多，农民收入会越低。这是对全国农民而言的――尽管可能会有少数农民在其中受益。农资价格上升后，农民应该减少生产，这是个理性的选择，他们的收入不一定会减少。政府对农资价格进行干预，主要是对粮食安全的考虑。去年十一、二月，粮价上涨20％～30％，所以为了维护整个社会的稳定，（政府）鼓励农民增产。然而，农民作为中国社会的弱势群体，要农民来承受维护社会稳定所要付出的代价，其实是欠合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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