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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3月4日至6日，由南京大学历史系、英国考文垂大学宽恕与和解研究中心、澳门基金会、爱德基金会与英国驻沪总领事馆文化教育处共同主办的和平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来自包括英国、挪威、南非、墨西哥、澳大利亚、日本、美国以及中国大陆和澳门在内的5大洲9个国家或地区、33所大学、科研院所以及非政府组织的50多名学者在这梅花飘香、春意渐浓的时节齐聚古城南京，探讨当前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一个严肃而又重大的课题――“人类历史上的对抗、冲突与化解”。
曾几何时，人们已经习惯了每天收到发动战争或恐怖袭击的威胁与警告，暴力冲突和人质事件占据着头条新闻和主要时段的电视报道，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们听到有关和平的讯息却越来越少，和平似乎正一天天离我们远去。然而不应忘记，就在战火蔓延冲突不断的时刻，有无数善良的人正在为实现和平操劳奔忙：他们或是在各国、各地区之间来回奔波斡旋，极力想把冲突各方拉回到谈判桌前；或是在他们的心中祈祷、反思、哀伤。在这场和平与暴力的较量中，有良知和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决不会置身事外。此时，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代表不同价值理念的学者不远万里来到古都南京，就是为了共同寻找求得宽恕与和解的艺术，为抚慰曾经受到战争摧残的心灵、避免战争悲剧的重演、将过去的不幸转化为促进人类和谐共存与创造性发展的动力献计献策，为缔造一个和平的世界做出贡献。
这次国际会议探讨的内容是和平学。和平学，又称和平研究，是一门以和平及其对立面战争与冲突为研究对象的新兴学科，其内部一般分为和平理论、和平问题与和平战略三大部分。和平学的建立一般以挪威人约翰・加尔通教授1959年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创办“国际和平研究所”为标志。近年来，这一学科在国外发展很快，已建立了许多和平研究机构，比如仅美国就有100多所大学设置了和平学专业，日本建立了10多座和平博物馆。而国内这方面研究尚较薄弱，所做工作大多集中在揭露战争罪行方面，尚未有大学创建和平学研究的院系，这与国际上的相关发展有相当距离，也与我国历来注重“和而不同”的深厚文化传统以及近年关注“和平崛起”、创建“和谐社会”的趋势不相适应。
南京大学作为国内开展和平学研究起步最早的大学，主动承办了这一首次在中国召开的和平学国际学术会议，而会议自然也引起了各方面的高度重视。南京市副市长许慧玲女士、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总领事毕肖普女士和文化教育处领事师杰先生、南京大学副校长张异宾教授、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委员吴志良先生、爱德基金会副秘书长张利伟先生、英国考文垂大学宽恕与和解研究中心主任安德鲁・瑞格比教授都在开幕式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辞，并对本次会议的成功召开及其对中国乃至国际和平学研究领域的发展将要产生的推动作用充满了信心和期待。正如张异宾校长在致辞中所说的那样，这次国际会议既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又有深远的社会意义。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和平学的奠基者、国际知名学者约翰・加尔通教授以75岁高龄莅临本次盛会并发表开场的主题报告，成为这次会议的一大亮点。
约翰・加尔通是国际和平学研究的泰斗。他1930年出生于挪威首都奥斯陆，50年代就读于奥斯陆大学，获数学和社会学博士学位。1959年，他创立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并长期担任该所所长。四十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推动国际和平运动，曾因成功地调解了厄瓜多尔和秘鲁在安第斯山区的领土纠纷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被广泛地公认为国际“和平学之父”。他对和平研究最重要的贡献莫过于提出了“结构暴力”的概念。他认为，由社会结构造成的没有具体“犯罪者”的暴力，包括疾病、饥饿、贫穷等灾难，也是对世界和平的潜在威胁。只有消除了社会的各种不平等关系，摒除“结构暴力”，才能获得积极和平，而积极和平就是以平等、协调、合作、一体化为基础的。他的理论大大扩展了和平研究的范畴，将国内冲突也纳入和平研究的领域之内。
在这次会议的主题报告中，加尔通教授用约50分钟时间谈了他心目中的和平学，对和平学的核心概念、学科性质、主要研究课题以及当今所面临的挑战做了十点提纲挈领式的分析，实际上是对欧洲和平研究四十年进行了一个整体性的回顾。在演讲中，加尔通教授时常运用形象生动的比喻来加深听众对原本枯燥的术语或概念的理解。在陈述和平学同医学一样、也是一门实用科学这一重要观点的时候，他举了一个例子。通常医生总想用实际行动来帮助病人。而如果当你走到医生面前，告诉他你的病痛，他稍微思考一下后就给你开了诊断书，然后说：“谢谢！我将在我的文章里用到这些资料。”你可能就会战战兢兢地问：“我是不是有哪个部位要切除啊？”“不，不，不，我是价值中立的，我是客观的科学家。”这个带有善意嘲讽的故事引起了台下众多学者一片会心的笑声。在加尔通教授的发言当中，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这位学术大师内心里对人性的那份挚爱与关怀。他告诉我们，和平不仅仅意味着战争和身体暴力的消除，而是一个我们身在其间、与他人和谐共处的同时也能实现自身作为人类所有创造性潜能的状态。他的这番话不由地让人想起，在20世纪80年代位于英国格林厄姆的美国巡航导弹基地的围墙上曾镌刻有这么一首诗：
对和平说不
如果他们所谓的和平是
悄无声息的饥饿之苦
冰冷僵硬的恐惧之感
破碎心灵的沉寂萧瑟
被压迫者的未知期望。
告诉他们和平是
孩童玩耍时的喧嚷
口舌自由的畅所欲言
舞步的雷鸣声响
以及一位父亲的歌唱
的确，和平与人类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种有助于实现自身价值的积极和平。此外，加尔通教授还在演讲中表现出了一种包容性的多元理念。他认为和平学是跨学科的、而不仅仅是学科间的研究，跨国的、而不仅仅是国家间的研究。他提到，在世界上的各种文化中都可以找到对和平学有益的理念。他本人就非常欣赏中医理论中深层次的文化和思想，即阴阳平衡和阴阳失调的思想，因为其在化解冲突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本次会议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对话与交流。成功的国际学术会议，不仅需要相互的了解，更需要来自于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思想之间的交锋，只有交锋才能碰撞出火花。正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通过这次会议，不仅中国学者接触到了西方和平学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西方学者也从中国学者的演讲中得到了很多启发。南京大学历史系专门从事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的颜世安教授继加尔通先生之后发言，使3月4号上午的两场主题报告看上去更像是东西方和平理念之间的一场对话。
颜教授凭借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与感悟，揭示了先秦诸子学说中所蕴藏的博大精深的和平思想与理论资源。在他长达50分钟的发言过程中，台下听众无不屏息以听，深为颜教授的激情所打动，也可以说是被中国传统思想本身所散发出的强大生命力和道德感召力所震撼。在以道家为主的妥协主义和平理想同以儒家为主的道德主义和平理想之间，颜教授重点探讨了后者。作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精英阶层的主流观念，儒家基于一元主义政治观的道德主义和平理想不赞成冲突双方妥协共存，而主张道义上正确的一方征服对方，即以德服人。以德服人的理想起源于西周初年的“天命论”，在孔子的思想中正式形成，孟子进一步使其系统化，并为儒家道德主义的和平理想奠定了基础。儒家道德主义的和平理想看上去非常浪漫，但其中有一点要求却是可以付诸实践并对今天的冲突化解有着启迪意义，那就是冲突双方的首领在决定战争之前是否已经充分检讨和反省了自己的立场即在道义上的正当性。他还提出了一种设想，假如统治者无法做到这一点，知识分子精英集团能否团结起来形成一种群体的压力，甚至变成一种全民的压力。可以说，颜教授的这篇体大思精、气象恢弘的报告在与会的中国学者中间产生了最多的共鸣，也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广泛兴趣与好评。这充分说明中国的和平学研究是大有可为的，而且必将在国际和平学研究领域展现出自己鲜明的特色。
在此后两天的会议时间里，大会共安排了7场、38位中外学者发言，可以说，日程安排是相当紧密的，交流也卓有成效。来参加会议的这些学者有着广泛的学术背景，既有从事历史学、社会学、国际政治、宗教学和传播学研究的，也有专门从事和平学研究的。他们在发言中，从不同角度和学科领域探讨了和平的含义，分析了冲突的内在根源，挖掘了存在于不同文化传统中的根深蒂固的和平理念，总结了各国各地区用和平手段解决冲突以及冲突之后如何进行宽恕与和解的历史经验。例如，来自英国、挪威、南非、墨西哥等国的学者分别介绍了本国和平研究、和平运动以及改革与和解的现状。悉尼大学和平与冲突研究中心主任斯图尔特・里斯教授提出了“正义和平”的概念，南京大学历史系的陈晓律教授认为现在的和平学应该把一个基本的发展问题纳入研究视野，上海大学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的朱学勤教授对于美国当前世界战略的形成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认为正是本・拉登的出现唤醒了美国，逼使美国拿出了新保守主义。来自澳门的学者将澳门作为文明交流的范例，对澳门化解冲突的经验予以了阐述。多位中国学者强调了“和而不同”理念在处理当今国际关系时可以发挥的积极作用。无论如何，这些观点被提出本身无疑就是对加尔通教授论断的最好印证，即和平学不仅是学科间的、而且是跨学科的研究，不仅是国家间的、而且是跨国的研究。同时也展现了和平学作为新兴学科的活力以及逐步成为国际学术界显学的趋势。
作为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本次会议体现出了一种形式和学术上的双重平等，这是尤为难能可贵的。每一场报告，都由中外两位专家共同主持，报告结束后还安排不同的中外学者进行点评，并进行热烈的讨论。精彩的发言、敏锐的提问、睿智的回答比比皆是，笑声与掌声不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每一位与会代表无论是在台上还是在台下都展现了思想的活跃与深度。平等为对话创造了先决条件。在三天的会议过程中，不乏相当激烈的争论，甚至是富有感情色彩的尖锐的批评，一些国内外知名学者的观点也受到了挑战，但大家自始至终都秉承了学术交流求同存异、以和平手段来解决分歧的宗旨，以自身的学者风范为“和解艺术”做了最好的注脚。
今年恰逢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而此次会议的召开地点南京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受过深重的战争灾难，并与英国的考文垂、日本的广岛以及德国的德累斯顿并称为二战中的四大“殉难城”。南京大屠杀的阴影至今还笼罩着中日两国，直接影响到两国关系的发展。此外，南京又号称“博爱之城”，其寓意也饱含着倡导和平与和解之道，因而在南京召开这样的学术会议就有着特别的纪念意义。大会不仅就南京大屠杀以及中日和解问题举行了专场讨论会，还特别安排一个下午的时间组织与会的专家学者参观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代表们在留有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足印的小道上盘桓良久，默默地念着这些他们并不熟悉但读起来沉甸甸的名字。史料陈列馆里一张张触目惊心的照片，万人坑当中的累累白骨，无不在诉说着战争的血腥与恐怖。此时，祈求和平、反对战争成了每个人的心声。来自日本的两位学者，高知大学的山根和代女士与和光大学的伊藤雄彦先生，在学术交流以及参观大屠杀纪念馆的过程中，都多次表示为日本军国主义在南京犯下的罪行感到深深的歉意，并真诚地希望日中友好，永不再战。
三天的学术活动很快就过去了，但大家都觉得受益匪浅。正如南京大学历史系钱乘旦教授在闭幕式上所总结的那样，本次会议体现出了多元性、交流与对话以及平等三大特点，它们对像这样的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成功召开都是极其重要和不可或缺的。英国考文垂大学宽恕与和解研究中心的阿兰・亨特博士是一位对中国语言、文化有着相当造诣的中国通。他在闭幕式上做了简短而不失幽默的发言，掀起了会议的又一个高潮。他以六个字来概括中国人突出的品质，即“好客”、“好奇”与“好吃”。他说，与会的所有外宾都感受到了来自主办方南京大学对他们食宿交通方面热情周到的服务。中国人接受新事物的速度惊人，他相信在中国刚刚起步的和平学研究将会同中国的经济发展一样令人期待。
总的来说，本次国际和平学会议取得了非常圆满的成功。我们可以借用加尔通教授在1996年出版的一本书的书名对它给予一个很贴切的概括，即“以和平的方式达成和平”（Peace by Peaceful Means）。我们真心地希望，本次会议不是一个句号，而是一个迈向和平希望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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