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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百年前的郑和七下西洋，是中华民族史上的伟大创举，也是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盛事，构成了中华民族对外关系史的重要篇章。郑和从1405―1433年的28年间，率领庞大的船队，前后七下西洋，远航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开展中外文化交流，促进睦邻友好，发展航海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一、郑和为何下西洋
所谓“西洋”，明后期和清初人都以文莱为东西洋的分界处，实际上在明初大体上指北印度洋及其沿岸地区，今人概指南海以西地区。是什么原因驱使着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前后七次到达如此遥远的印度洋以远地区?六百年来说法不一，清初官修《明史》认为是为了“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和寻找下落不明的建文皇帝。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除了接受这种看法的以外，提出了不少新看法。或认为郑和下西洋主要是经济上的原因，是要以经营国际贸易的收入来解决国内经济困难。或认为郑和下西洋主要还是出自政治目的。或认为郑和下西洋是为了帮助以满剌加为首的南洋一带的回教国同盟来反抗爪哇帝国的统治。还有人认为，郑和出使西洋是为了联络印度等国，共御企图援助残元势力的中亚强国帖木儿帝国。
上世纪五十年代，台湾有人认为郑和航海原因，应解作“‘纵迹惠帝为名，贯彻国防政策为实’，方可与事实相符”，又说“此种大规模之军事行动，岂仅寻访一失踪已久之惠帝而已哉”，而“所欲寻访于外者，实为一切足以危害明代国防之势力也”。这种势力就是故元后裔的帖木儿帝国、东南沿海的倭寇和南洋亡命。郑和航海的真实原因，“为欲贯彻明初皇室之国防政策也”。
进入八十年代以来，郑和下西洋目的的探讨一度更加热闹。对于原来的郑和下西洋是为了纵迹建文帝的说法，有人肯定，有人不以为然。对于原来的郑和下西洋是为了耀兵异域的殖民看法，很多人也持异议。有人指出，郑和使团虽拥有精兵，但不是用以征服他邦、掠夺别国领土财富，仅用以自卫。耀兵说所谓的“臣服”或藩属关系，并非强迫建立，而是宗主国以“宣德化而招徕之”的方式与藩属国保持一种政治关系，是以中国在经济上吃亏，政治上得虚名来实现的，有别于近代的殖民政策。持此论者更进而提出分阶段的说法，认为郑和前三次下西洋的主要任务，是要在东南亚沿海诸国之间，建立一种国际和平的局势，并为下一步向东南亚及南亚以西的远航建立中转站；后四次则是在此基础上着重发展中国和亚非国家的友谊，相互促进经济文化交流，都是为了稳定局势、发展对外友好。洪焕椿更从明初内外政策等角度，论证了这一目的。在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过程中，有人指出，朱棣派遣“郑和出使西洋，主要是为造成万国来朝的盛世，以利瓦解政敌朱允?残余势力，稳固他的皇位和他的子孙的长远统治”，“实现其至高无上的权力”，“与明朝初年社会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因果联系”。有人认为郑和下西洋具有政治和经济双重任务。台湾有学者指出，郑和下西洋的目的，“重在宣扬中国的文化，维持并保障东南亚的和平秩序”，郑和出使旨在加强文化交流。
《明史》之所以说郑和下西洋是为了寻找建文帝，是基于这样的说法，即明成祖以举兵反叛的手段夺得帝位后，惟恐建文帝尚活在人世，有朝一日会东山再起，于是派胡?以寻访仙人张三丰为名，在国内各地暗中访查建文帝，同时派郑和在西洋各地寻访建文帝。这种说法多少带有推测和想像的成份。事实上，有材料表明，胡?私访只是为了核实外界对太子监国的传言。即使建文帝真的未死于宫火逃了出来，郑和出访也是为了寻找他，当不至于如此大张旗鼓地寻找，也不至于要寻访到印度洋、波斯湾乃至东非沿岸一带，更不至于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前后七次历经近30年苦苦追寻。至于说耀兵异域，郑和船队的27800余人，其实绝大部分是航海劳作人手，武装力量仅在自卫，下西洋期间未曾侵略他国，下西洋后未曾占领别国尺寸之地，其实际行为与殖民性质的耀兵异域不相符合。说是为了发展对外贸易更加难以令人信服，明初朝廷的对外政策从未将发展贸易列为内容，而是尽力控制民间与海外往来，将贸易限制得越少越好，并不想通过对外贸易发展经济。如果深入分析朱元璋、朱棣和朱瞻基几代人对外关系的指导思想和方针策略，详细考察郑和下西洋使团的所作所为，结合当时的国内形势和周边国际环境，我们便会发现，防范人民外出，招抚海岛流民，袭剿海中寇盗，维持该地安定，加强对外联系，确立宗主国地位，增进对外交流，发展与西洋各国的友好关系，以使明廷将主要精力对付北元势力而无后顾之忧，当是郑和下西洋的基本使命和重要内容。
二、郑和船队发现美洲了吗
郑和船队最远到达非洲东岸，这是学界长期以来的共识。然而2002年3月，英国退役军官加文・孟席斯(Gavin Menzies)提出，1421年也即郑和第六次下西洋发现了美洲。此论一出，如石破天惊，震动了全世界。当年10月，孟席斯在美国出版了其著作《1421中国发现美洲》(1421 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the World)。2003年11月，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了由鲍家庆翻译的中文本。
在书中，孟席斯列举了1421年洪保航线、周满航线、周闻航线和杨庆航线，并加以详细叙述。
孟席斯称，郑和第六次下西洋，在满剌加补充物资后，北上航行5日，到达位于印度洋入口的苏门答剌外海。“在这第六次航海，洪保、周满、周闻与杨庆在海上航行了两年半”。“郑和的舰队有没有造访过三千多个国家?如果有，世界的探勘史就要改写了”，“从天妃宫的碑文，我知道第六次航海，他们大约走过六万公里，将近绕地球两圈”。“让我断定中国舰队随着洋流分道扬镳。周闻往西北方向航行，经由加勒比海往北美洲走；洪保与周满沿着赤道洋流的西南支到达美洲。”“我已经知道洪保与周满最后返航的日期，以及两个舰队带回的使臣数目”。“周满的舰队西行测绘太平洋，经由香料群岛回家。洪保的舰队南行至南极洲，继续测量南十字星座，之后由南半球的海洋向东，经过满剌加与古里回到中国”。
在结语中，孟席斯信心十足地宣称：“我发现了由郑和、杨庆、周满、洪保与周闻率领的中国舰队，在传奇性的第六次探险中曾勘查世界每一块大陆的许多证据。他们航行经过六十二个群岛，共有一万七千多个岛屿，并且测绘了数万公里的海岸线。郑和自称造访过‘大小凡三千余国’似乎是对的。”
孟席斯如此信心十足，斩钉截铁，并且形象生动而又具体翔实地描写郑和船队的第六次远航世界的活动，按理说，总要有一定的史实根据或史料依据。遗憾的是，他的一切结论不是从材料、证据或事实出发，而是先有结论，先入为主，先认定郑和船队肯定到达了美洲等世界各地，然后依照世界大航海时代的几张海图，将那些海图所绘视为郑和船队的实际航线，差不多将沿途出现的一切遗迹遗物、动物植物和不明真相不知年代的沉船等均作为郑和船队活动的证据，并且展开想象的翅膀，随心所欲地给郑和船队分配舰队，分配指挥官，乱定身份，乱定船队规模和人数，乱定受损船数人数，乱定航行日期，乱定船队回国时间和船数人数。在孟席斯那里，没有时代概念，没有地理概念，没有史学规范这一说。只要他的设计需要，郑和船队就可以按照他的设计驰骋到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孟氏采用倒因为果、无视历史时代的做法，任意想像的描述和凭空推论，曲解或根本没有理解中国古籍，无助于问题的说明，孟氏关于中国式帆船“不使用指南针”的说法与郑和宝船的实际情况不符，孟氏提供的所谓郑和宝船横剖面图没有中国帆船的特征，孟氏作为证据的加勒比海沉船不能证明是郑和宝船，孟氏所举证的美洲动物、植物的事例根本不能说明与郑和船队有任何联系。
郑和七下西洋，次数上学界已无异议，可孟席斯弄不清楚。他不但弄不清楚郑和七次远航的具体次数，而且似乎根本不知道在永乐十九年的第六次后还有宣德五年的第七次远航!一个连郑和几次下西洋都吃不准的人，却能详尽勾勒出郑和第六次下西洋的具体航线，实在匪夷所思。
有关永乐十九年郑和第六次下西洋的直接或较原始的材料，大体包括如下六类：一是郑和亲手竖立的两块碑石记文；二是郑和的随员的相关记载；三是《明太宗实录》中的相关记载；四是明后期人的记载；五是《明史》与《国榷》等史书的记载；六是其它记载。检核这些材料，可知洪保曾于永乐十九年十月领敕出访忽鲁谟斯等十六国或十六国中之部分国家，周满曾经在抵达苏门答剌后到过阿丹国，杨庆曾于永乐十八年十二月十日领敕前往忽鲁谟斯等国。有关他们的记载都很简单，根本没有抵达何处、何时抵达，何时返回以及船队损耗的确切记录。而至于周闻，根据其墓志铭，可知其为合肥人，从军太仓，曾参加了后五次的郑和下西洋远航以及永乐二十二年的航海活动。关于他参加的第六次下西洋，墓志铭更明载，“辛丑继往，而中道取回”。周闻参加了郑和第六次下西洋，但中途提前返回。按照明朝出使情形，郑和下西洋的带队使者都是太监，而不是武官，周闻作为千户所副千户的下级军官，更不可能率领分船队出使。孟席斯将周闻误成为太监，连周闻的身份都未搞清楚，更不知周闻有墓志铭存世。因此，孟席斯提到的这四个人，虽都曾参加了永乐十九年的第六次郑和下西洋，但都未曾到达澳洲，都未曾绕过非洲南端，更不可能抵达美洲，而且或先或后都回到了国内，所谓下落不明的船只似乎与他们的这一次航行无关。孟席斯所谓洪保、周满、周闻到达美洲的航线，看来只是他凭空虚构出来的航线，而并未真实存在过，迄今为止，也未发现任何可以支持孟席斯“新论”的文献或其它有用记载，孟席斯的“惊世之作”也没有提供任何有说服力的新证据，其新论对于郑和研究没有任何学术价值，根本不可能因此而改写郑和下西洋的历史。
三、郑和下西洋在世界航海史上的地位
郑和率领的七下西洋壮举，拉开了15世纪世界大航海活动的序幕，为世界航海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中华民族面向海洋，探索海洋，不断谱写了海洋文化的新篇章。郑和下西洋这一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既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海洋活动的巍巍丰碑，又是15世纪世界大航海活动的肇始，就其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而言，实质上是15世纪中华民族向海洋的一次大进军。
郑和七次下西洋，历时近30年，时在永乐三年至宣德八年(1405―1433)的公元15世纪初叶。而在稍后时代的西方世界，葡萄牙国王若奥一世的小儿子亨利(Henrique)thd 1415年起至1432年，多次派人从事海上探险和考察，发现了大西洋东部边缘的加那利群岛和马德拉群岛和亚速尔群岛及其周围海域。1487―1488年间，葡萄牙航海者迪亚士(Bartolomeu Dias)绕过非洲最南端，进入印度洋，返航时发现了凸出于大西洋中的一个大海角，后被国王若奥二世命名为好望角。稍后几年的1492年的10月，意大利航海冒险家哥伦布(Cristoforo Colombo)率领的西班牙探险船队抵达和登上了西半球的第一块陆地。1497年，葡萄牙贵族达・伽马(Vasco da Gama)率领的船队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1519―1522年，葡萄牙航海者麦哲伦(Fernao de Magalhaes)率领西班牙船队，到达巴西海岸，在南美洲南部发现了海峡口，驶出海峡(后来被命名为麦哲伦海峡)，进入大南海，回到西班牙，第一次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的环球航行。随着美洲的“发现”和世界新航路的贯通，美洲黄金的大规模开采，奴隶贩运制度和殖民制度的迅速确立，地理概念的不断扩大，美洲、欧洲和亚洲东西方之间的往来迅猛发展，世界历史进入了东西两半球联为一体的新时代。
上述自15世纪初叶至16世纪初叶的整整一个世纪中，东西方在不同的地点，怀着不同的动机，前后继起地开展着远洋航海活动，反映出无论东方世界还是西方世界，都有着强烈的发展对外交往的愿望和甚于前人的航海实践。如果将15世纪视为地理大发现和世界大航海的时代，毫无疑问，所有这一切带来历史新纪元的世界大航海活动，正是由明朝的郑和下西洋这一远洋航 行活动肇始其端的。虽然世界大航海活动最后是由西方航海家竟其绪的，但标志着中华民族面向海洋进军海洋的盛举，却是有着举世无与其匹恢宏气势的郑和下西洋拉开序幕的。郑和下西洋，在15世纪的全球化航海活动中荜路蓝缕，开世界文明全面交流之先河，从而在世界航海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诚如金叔平、吴志良所言，“郑和下西洋是世界早期全球化的尝试，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和交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郑和七次下西洋，将中华声名文物远播南亚、东非、波斯湾、太平洋、印度洋，又输入各种植物、动物、药物、生产原料等，学习到了西洋各国的舞蹈、绘画艺术和不少抵御疾病的方法，从而大大地丰富了中国人的生活内容，增加了中国的动植物种，极大地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增进了明时中国对国外的了解，促进了中外文明的交流，在中外文明交流史上谱写了崭新的篇章，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郑和下西洋对南中国海的开发和利用作出了重要贡献，消灭了东南亚地区的海盗，稳定了南中国海周边局势，保证了海上贸易和海防安全；调解与缓和了东南亚各国的冲突和矛盾，推动了这一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对南中国海及周边进行了积极的规划和开发，有效地遏制了来自海上对中国的威胁，有力地掌握着南中国海的海权，维护了中国的主权。
郑和是十五世纪的杰出外交家、著名航海家，播撒中华声名文物的和平使者，也是当之无愧的世界文化名人。郑和那种“涉波狂澜，若履通衢”的不畏艰难险阻的英雄气概，不辱使命、竭力国事的民族伟大精神，兢兢业业、恪尽职守的敬业献身精神，开拓进取、“敢为天下先”的创新创造精神，体现了人类始终不渝探索追求的坚强决心和不断实践，构成了世界文明宝库的重要内容，值得后人永远尊敬和怀念。
(作者系历史系教授、博导，全国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活动筹备领导小组办公室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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