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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台湾历史的错综复杂，台湾文学尤其是二十世纪台湾文学的发展也因之与祖国大陆文学的发展不尽相同，并呈现出特异的文学形态和文学风貌。
受祖国大陆1919年前后爆发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爱国运动的影响，台湾也出现了“提倡新文学运动与促进妇女之自觉运动”――台湾的现代文学由此诞生。
与祖国大陆新文学出现的情形相似，台湾现代文学的产生也是从提倡白话文和反对旧文学开始的。1920年，《台湾青年》相继发表《文学与职务》、《实社会与文学》、《日用文鼓吹论》三篇文章，倡导改革台湾文学、取用白话文。1923年，黄呈聪和黄朝琴分别发表《论普及白话文的新使命》和《汉文改革论》这两篇文章，可以说是台湾文学的转折点。其后两年，台湾文学界又发生了新旧文学论争，以张我军为代表的新文学号召者和以连横为代表的传统文学坚持者就台湾文学的未来走向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有着北京就学经历的张我军将“五四”时期陈独秀的文风带入台湾，用斩截的语言对旧文学进行了猛烈的轰击，连横则站在传统文化的立场，对旧文学的巨大成就以及在异族统治下具有保存国粹的功能进行了辩护。
几乎在新旧文学论争的同时，新文学提倡者就已经开始着手新文学的建设工作。他们以《台湾民报》为阵地，从祖国大陆引来“文学革命军”。在1924至1926年间，《台湾民报》出现了介绍中国大陆新文学的理论主张和作家作品的盛况，先后发表了胡适、陈独秀的新文学主张，鲁迅、冰心、郭沫若的小说，徐志摩、梁宗岱的散文等。在此基础上，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们提出了依傍中国白话、改造台湾方言、建设台湾新文学语言、“发挥台湾特性”的主张。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有张我军、赖和、杨云萍、虚谷等。赖和的《一杆称仔》、《不如意的过年》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是这一时期台湾文学的代表。
到了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受大陆左翼文学的影响，台湾新文学出现了追求文艺大众化的倾向。当时不少文化、文学刊物如《伍人报》、《台湾战线》、《台湾文学》等均带有左翼色彩。与此同时，台湾文学中还出现了乡土文学的主张――意在通过对台湾“乡土性”的强调对抗日本殖民者的“同化”。许多文学刊物如《南音》、《福尔摩沙》、《先发部队》（《第一线》）、《台湾文艺》和《台湾新文学》等也在这一时期涌现。众多的文学杂志为作家提供了施展身手的广阔天地，杨逵、朱点人、王诗琅、愁洞是这一时期活跃于文坛的重要作家。杨逵的《送报夫》表现了自觉的阶级意识，是这一时期台湾文学的巨大收获。
进入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后期和四十年代，日本相继发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加紧了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在台湾推行皇民化运动，用种种手段要把台湾人改造成“皇民”（日本人），在文学领域则发起“皇民文学”运动，逼迫台湾作家用日文进行创作。在这样严峻的环境下，吕赫若、张文环、龙瑛宗、吴浊流等台湾作家用自己的方式对“皇民”文学进行了抵制，他们虽然用日文进行创作，但作品或表现台湾的风土人情（如吕赫若的《山川草木》、张文环的《艺旦之家》），或表现台湾人的被殖民处境（如龙瑛宗的《植有木瓜树的小镇》、吴浊流的《亚细亚的孤儿》），均表现出曲折但却坚定的不合作精神和民族意识――他们在被迫用殖民者语言进行书写的同时，“艺术地”实现着对殖民者的抵制和反抗。
1945年台湾光复，掀开了台湾历史新的一页，台湾文学也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随着台湾从日本的殖民统治下摆脱出来，光复初期至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的台湾文学具有了一些新的特征：首先，台湾作家队伍的构成有了变化。日据时期“皇民化”运动导致许多台湾作家只能用日语创作而难以用汉语进行书写，这使得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光复后出现了一种群体性的沉寂，而与此同时，有不少大陆作家先后来到光复后的台湾，如台静农、黎烈文、梁实秋、杜衡、谢冰莹、胡秋原、苏雪林、钟鼎文等，加上有过大陆生活经验的张我军、王诗琅、林海音、钟理和等回到台湾，他们的到来把大陆自“五四”以来不同发展阶段的文学传统和文学精神带入台湾，使得中国现代文学与台湾文学直接地接续了起来。其次，国民党当局反思在大陆的失败，加强了对文艺的控制，提出“反共文学”的号召――思乡怀旧文学作为“反共文学”所能容忍的衍生物，在其后的台湾文学中成为一个重要母题。第三，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中现代主义文学的延续，同时也是作为“反共文学”的反动，“现代派”诗歌运动在五十年代的台湾文学中大放异彩。“现代诗”、“蓝星”、“创世纪”三大诗社相继成立，表明台湾现代主义诗歌创作的繁盛期已然到来。纪弦、余光中、钟鼎文、痖弦、洛夫、罗门、蓉子等诗人创作的颇具“现代风”的诗作，极大地丰富了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文学。
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末，台湾社会急剧转型，政治形态波谲云诡，西方文学的强势冲击，传统文学的丰厚积淀，种种因素的搅拌杂揉、刺激感应、相互作用，使得这一时期的台湾文学无论是文学观念、文学思潮，还是文学创作、文学队伍，都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并成为台湾乃至整个中国当代文学中最富实绩的部分。这种实绩主要表现在：
（１）文学观念具有前卫性。如“现代派”的六大信条（其最具震撼力者为“我们认为新诗乃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 “创世纪”的“超现实主义”观念（企图将超现实主义与中国传统的诗禅精神沟通起来，建立一种广义的超现实主义观念）、《文学杂志》的“回归文学本体”观（“我们虽然身处动乱时代，我们希望我们的文学并不动乱”）、《现代文学》的“注重艺术性和创新性”之观念（“我们决定试验，摸索和创造新的艺术形式和风格”）、《纯文学》的追求文学的“纯粹性”之文学观（“文学以外，不予考虑”）。
（２）文学社团、文学杂志数量之多，极一时之盛。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出现在文坛上的各类文学社团以及社团办的文学杂志多达四十余种，重要刊物有：《文学杂志》、《现代文学》、《纯文学》、《文季》、《文学季刊》、《笠》等，再加上在此之前创办的《现代诗》、《蓝星》（诗页）、《创世纪》等刊物，构成了这一时期极为繁盛的文学景观。
（３）文学思潮风起云涌，并形成交锋。社会、经济形态的转型以及各种文学观念的兴起，使得各种文学思潮此起彼伏，并不可避免地形成冲突和争论，其中主要的论争集中在：“蓝星”与“现代派”关于“横的移植”的争论；洛夫（创世纪）与余光中（蓝星）关于《天狼星》的争论；苏雪林、言曦、寒爵（反现代主义运动人士）与覃子豪、张健、黄用（“现代派”提倡者）关于“现代诗”的争论；关杰明、唐文标、高准（批评“现代诗”西化）与颜元叔、余光中等人（维护“现代诗”的艺术性）关于“现代诗”评价问题的争论等。当然，在这一时期的所有文学论争中，以发生在七十年代后期的“乡土文学论战”规模、影响和意义最大。
（４）文学新人不断涌现。纪弦、郑愁予、余光中、周梦蝶、杨牧、洛夫、痖弦、叶维廉、朱西宁、白先勇、王文兴、欧阳子、陈若曦、七等生、於梨华、聂华苓、丛�、张系国、钟肇政、黄春明、陈映真、王祯和、王鼎钧、张晓风等台湾当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均出现在这一时期。他们在当代台湾文坛的出现，使六、七十年代的台湾文学顿然生色。
（５）诞生了一大批具经典性的台湾文学作品。白先勇、聂华苓、王文兴、七等生、於梨华、张系国、黄春明、陈映真、王祯和的小说；痖弦、杨牧、余光中、洛夫、郑愁予、叶维廉的诗；杨牧、余光中、琦君、王鼎钧、张晓风的散文，均发表（出版）在这一时期。这些作品题材不拘一格，主题丰富多样，体裁各有发展，艺术风格多样。1999年台湾文建会和《联合报》副刊联合主办“台湾文学经典”评选活动，在选出的三十本“台湾文学经典”中，白先勇的《台北人》、黄春明的《锣》、王祯和的《嫁妆一牛车》、陈映真的《将军族》、王文兴的《家变》、七等生的《我爱黑眼珠》、郑愁予的《郑愁予诗集１９５１－６８》、痖弦的《深渊》、余光中的《与永恒拔河》、周梦蝶的《孤独国》、洛夫的《魔歌》、杨牧的《传说》、商禽的《梦或者黎明》、陈之蕃的《剑河倒影》、王鼎钧的《开放的人生》、琦君的《烟愁》、姚一苇的《姚一苇戏剧六种》、张晓风的《晓风戏剧集》等，均为这一时期的作品，占了“台湾文学经典”的一大半。
此外，在通俗文学领域，这一时期的台湾文学也取得了不俗的成就，高阳的历史小说；琼瑶、三毛的言情小说与散文；古龙、卧龙生的武侠小说，为这一时期通俗文学的代表。
七十年代后期的“乡土文学论战”，对台湾的社会思想和文学生态，产生了双重影响。
台湾“乡土文学”的称谓最早出现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连横1920年在他的《雅言》中就针对日本的殖民统治提出“反对同化”，要“乡土文学”；1930年黄石辉在《怎样不提倡乡土文学》中提出台湾文学应是乡土文学，在《再谈乡土文学》中论述了乡土文学的语言文字问题。不过在那时，它不是一般地指称反映农村乡土生活的文学。在日据时期殖民统治的文化压迫中，它所提出的以民族的语言（有的主张用台湾话文）来表现台湾人民的历史遭遇和现实人生，是包含有以“刚毅坚决的反帝、反封建、反压迫的民族精神”来抗议异族入侵和保留民族文化的意义的。由于当时不能公开提民族，便只好叫“乡土”。
到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出于对台湾新文学传统中现实主义精神日渐衰微的不满，一些作家发出了文学要对现实社会和底层人生关爱和介入的呼声。而发生在七十年代的一系列国际政治事件（1971年“保钓运动”、国民党当局退出联合国，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日建交）对台湾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因钓鱼岛事件而引发的保钓运动，使台湾民众“长久在美日两国的经济侵夺下昏睡的民族意识骤然觉醒了”。这种民族意识的觉醒，在文化上的表现就是掀起了对“全盘西化”思潮的批判，提出要寻回文化和文学的民族归属。顺应着这样的社会思潮的变化，以乡土为背景，交织着民族历史和个人悲欢，被称为“乡土文学”的现实主义思潮，就逐渐地取代了在六十年代占据台湾文学主流的现代主义文学，而成为文坛的主流。
由于乡土文学论战牵涉到民族主义立场（反对美、日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政治勾结以及在经济、文化上对台湾社会的渗透）、民主诉求（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独裁）和乡土意识（关注台湾历史、社会现实和下层民众，一些潜在的分离主义者将此与民主诉求相联结，曲折地引申出“台湾意识”和日后的“本土意识”），因此这场论战并不完全是一场文学论战，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文学话题进行的一场政治论战和意识形态论战。它的正面效果是昂扬了民族意识、突破了国民党政治独裁的框架、呼唤了社会批判精神和民主精神，恢复了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但另一方面，它也为一些具有分离意识的人所利用――他们在政治上反国民党、文学上高扬乡土文学的背后，潜隐着一股偏狭的本土意识和政治情绪――为后来“本土意识”和“自主性”的恶性膨胀埋下了伏笔。
1979年爆发的“美丽岛”事件使台湾社会反国民党专制独裁的政治运动更为扩大和深入，其后续的余波导致了1986年国民党的“政治革新”、民进党的成立和1987年国民党当局解除“戒严令”――这一切都使台湾社会的政治生态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全面转型，而政治上的解禁带来文学上的“百无禁忌”，台湾文学因之产生重大变化。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台湾文学，它的主体构成是战后出生的“新生代”作家群及其作品。这一时期的台湾文学，是一个 “众声喧哗”的文学时代。首先，因着七十年代乡土文学的激荡，一些关怀现实的青年作家顺应文坛潮流，承续了乡土文学的写实基调和主题范畴，并在艺术上有所发展。这群被命名为“乡土文学新世代”的作家，代表人物有洪醒夫（《黑面庆仔》）、宋泽莱（《打牛�村》、《粜谷日记》）、曾心仪（《我爱博士》、《彩凤的心愿》）、吴锦发（《春秋茶室》）等。其次，由于政治环境的改变，政治文学在此时大行其道。这类作品常常突破国民党当局设置的种种禁忌，直接向现行政治体制挑战。批判政治弊端，表达争取民主的政治主题，特别是那些“政治犯”所写的“牢狱小说”、反映“二二八事件”的“二二八小说”、反映五十年代白色恐怖的小说成为这类作品中的“重要”部分。陈映真的《山路》、《铃铛花》、 《赵南栋》，林双不的《大学女生庄南安》），施明正的《渴死者》、《喝尿者》是其中的代表。第三，随着台湾社会都市化的逐步形成，“都市文学”在某种意义上讲“已跃居八十年代台湾文学的主流”。黄凡的《都市生活》、《东区连环泡》，林耀德的《恶地形》、《都市终端机》、《都市之薨》，王幼华的《欲与罪》、《骚动的岛》等在表现台湾都市社会的种种面相和心理方面有出色的表现。第四，女性主义文学获得长足的发展。其中，有专写现代 “红唇族”女性都市畸恋、婚变故事者（以黄子音、张曼娟为代表）；有突破女性文学的狭隘书写，大胆触及敏感的政治问题和现实社会弊端者（以平路、朱天心等为主）；有仍以爱情婚姻题材为主，但融入较多社会内容和现实关注，从而超越传统女性文学者（李昂、廖辉英、萧飒、袁琼琼、苏伟贞、朱天文等为佼佼者）。第五，以“世纪末”、“颓废主义”、”同志书写”为特征的一种“新新人类”写作――“另类”文学登场。这类创作，以大胆表现暴力、怪异之美以及乱伦、同性恋题材而成为通常主流文学之外的“另类”，代表人物有纪大伟（《感官世界》、《膜》）、邱妙津（《鳄鱼手记》、《蒙马特遗书》）、陈雪（《恶女书》、《恶魔的女儿》）等，这些作家的作品无论是文学观念、审美情趣，还是主题关注、文字表达，都对台湾文学带来了一定的冲击。第六，“后现代”文学在台湾文坛风起云涌。在众多尝试后现代写作的台湾作家中，黄凡（《你只能活两次》）、王幼华（《狂者的自白》）、张大春（《时间轴》、《公寓导游》）等为成就突出者，特别是黄凡和张大春，在艺术上沿用“后现代”理念进行了较多的技巧创新。第七，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网络文学成为台湾文学中深受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喜爱的文学样式。网络的新潮、自由和开放特性，对追求时尚拒绝束缚的“新新人类”有着不同寻常的吸引力，网络人口所特有的思想观念、认知形态、表达方式、语言（符号）系统对传统文学产生了相当的冲击力。蔡智恒（痞子蔡）的《第一次的亲密接触》影响之大甚至在大陆也引起了轰动。
综观二十世纪台湾文学发展的历史，我们的结论是：从总体上看，台湾文学是生活在台湾的中国人的精神写照和艺术结晶，在它的身上，流淌着中华文化的血脉、具有着反帝反殖反封建的传统。作为中国文学中的一种区域性文学，它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对中国文学有着独特的贡献，它永远都是中国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刘俊 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江苏省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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