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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地球科学系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1919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文史地部。大半个世纪以来，老一辈地质学家为中华民族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科学精英，据不完全统计，曾在该系任教或毕业的中科院院士就达十六位。1993年该系被国家教委确定为“地质学”国家理科基础科学研究和教学人才培养基地，是我国目前规模最大的地球科学系之一。
创办新学开基业
竺可桢是我国气象、地理学界的一代宗师。1918年秋，竺可桢在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国。1920年，南高师校长、留美博士郭秉文力邀竺可桢加盟。就在这一年的夏季，竺可桢调进了南高师，在文史地部教授气象学，同时教授理化部的微积分和农科的地质学。当时的南高师文史地部分文学、哲学、历史、地理四系。地理系虽称作是系，专门化课程却不多，与传统意义上的“舆地科”殊无二致。竺可桢认为，清政府将台湾割让给日本，沙皇俄国以720万美元将阿拉斯加贱卖给美国，都是决策者因缺乏地理知识而铸成的大错。他还向人们举例说，日本人对于中国地理甚是熟稔，出版的中国地理书“指不胜数”，远胜于中国人自己的研究；当时的美国已有头等测候所200多个，而中国只有上海、香港等两三处外国人办的测候所。对此，他深感耻辱，并大声疾呼要“组织机关，捐募巨款，调查全国之地形、气候、人种（类）及动植物、矿产”。而要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就要创办新型的地学系，培养相当数量的为振兴中国服务的、不受外国人控制的地学家。
1920年底，我国第二所国立大学――东南大学以南高师为基础宣告成立。以此为契机，竺可桢主张突破地理系专业过于狭窄的樊篱，成立一个新型的大地学系。校长郭秉文、教务主任陶行知等人采纳了这一颇有创意和远见的建议，于是我国第一个地学系在东南大学文理科下正式成立，竺可桢被聘为系主任。新地学系和旧地理系相比，所涵盖的领域要宽广得多。它包括地理、气象、地质、矿物四个专业，开设有地学通论、气象学、地质学、古生物学、中国地理、世界地理、世界气候、矿物学、地形测量、地图学、历史地质学、地质考察等新式课程。竺可桢亲自讲授地学通论、气象学、世界地理、世界气候四门课程。
新地学系所以新，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重视自然科学的学习和实验实习的训练。为了让学生能够进行气象实习，地学系在校内建立了测候所，让学生轮流观察、记录和分析。为了增强实践环节，竺可桢规定野外实习为地学系各科的必修课程。郑鹤声在《汤山、燕子矶、紫金山之地形考察》一文中说：“本校地理教授藕舫（即竺可桢）……于课暇常率诸同学考察，本学期为汤山、紫金山、栖霞山诸处。”结合野外考察，竺可桢十分注意采集岩石矿物和古生物标本，并向国外购买和交换标本，几年间便建成了岩石矿物标本室和矿物实验室。
竺可桢异常重视学生自学习惯和研究能力的培养。他和著名历史学家柳诒徵教授合作，指导学生成立“史地研究会”，在校内创办《史地学报》，刊登师生的著译作品。他鼓励学生从中外报刊中摘录地理学最新动态，经他审校，编成《地理新资料》，在《史地学报》中连续刊出，既充实了教学内容，又扩大了师生视野。学生著译文章，凡经他手的，他都认真校核，细心润饰修改。他自己的名字却是从来不署的，开始有的学生还把老师的名字写上――写在最前面，可他从不应允，又怕学生过意不去，便加上一句“托辞”：“老师怎么能与学生处在同一个水平上呢？”
竺可桢在东南大学时有两个得意门生：一位是中国地理学的开山大师、后来创办了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的张其昀，另一位便是后来做过中央大学教务长的中国人口地理学的奠基人胡焕庸。胡焕庸1919年考入南高师文史地部第三班。次年，竺可桢来校任教，对胡焕庸很是赏识。胡焕庸毕业后，又在竺可桢的帮助下，去法、德留学，攻读自然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1928年胡焕庸学成归国。此时的竺可桢，既是中央大学地学系的主任，又是筹建中的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竺可桢认为大学和研究所都急需胡焕庸这样的俊彦英才，如何发挥胡焕庸的作用，一下子倒成了竺可桢无法解答的难题。他只好叫胡焕庸自己做主：“你喜欢在哪边工作就到哪边去吧。”而此时，胡焕庸也正在左右为难：“一切遵从老师安排就是。”这样一来，竺可桢就更犯难了：“鱼我所欲，熊掌亦我所欲也，两者必须兼得！”竺可桢一遍又一遍地念叨着“两者必须兼得”，最后，竺可桢双手一抬，笑着说道：“关键是要两全齐美，这样吧，你在两边工作，半天在系里，半天在所里，工资各领一半，不偏不倚，你就做第一个合聘者吧。”一年以后，竺可桢辞去了系主任的职务而专任气象研究所所长，胡焕庸接替了系主任一职，并将“重心”逐渐过渡到了系里。
20年代末的中央大学时期，地学系的地质、气象、地理三门学科发展迅速，事实上已形成“一系难容三科”的局面。于是1929年秋冬之际,便有了分系之议.1930年1月，中央大学校务会议议决：“地学系改称地质学系，地理气象部门独立建成地理学系。”地质系遂正式成立。
人才辈出领风骚
从独立建系，历经西迁和东还，到1949年南京解放，中央大学地质系艰难而顽强地走过一条曲折发展的道路。这20年间，地质系先后四代名师治系，形成了自己鲜明的学术特色，为地质界人士所称道。
李学清，字宇洁，江苏吴县人，生于1892年。他是由我国地质学先驱章鸿刊、丁文江、翁文灏等人于1913年创建的第一所地质培训学校暨中国最早的科研机构――地质研究所培养的首届22位地质专才之一。1923年获得美国密西根大学矿物学、岩石学硕士学位。1929年来中央大学地学系执教。
地质系独立建系后，首任系主任由留美归来的李学清担任。1937年抗战开始后，中央大学西迁四川，他率领大家将所有仪器标本都装进特制木箱，完好无损地运抵重庆，使地质系的教学未曾有任何中断。李学清治学格外严谨，授课引经据典，从不发表无科学支撑之议论；板书工整，一丝不苟；对学生要求之严格几近苛刻，譬如对一二百种矿物的分子量一定要背到小数点后两位，绝无通融的余地。李学清担任系主任长达11年，还曾兼任中央大学理学院院长1年，为地质系的建设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所以上世纪40年代全系师生都尊称他为地质系的“开国功臣”。
朱森，字子元，湖南彬县人，1902年出生。他是一位著名古生物学家，先后参加了鄂西北、南岭和广西及江苏宁镇山脉的地质考察和地层古生物研究，发现并命名了“柳江运动”，建立了宁镇山脉地层划分的标准。
为了专事教学和研究，年届半百的李学清于1941年辞去系主任，主任一职由朱森接任。朱森的学问和人品有口皆碑，当大家准备在这位正值盛年的系主任带领下一展宏图时，不幸的事发生了。那时中央大学西迁至重庆，借重庆大学一角开办，两校相处甚洽，教师往往是彼此兼课，朱森也兼任重大地质系教授。在他带中央大学地质系学生进行野外实习期间，重庆大学方面派人将其兼职工资和米贴补助送到家中。不料此事不久即被人告发成“朱森领了双份专职米贴”，因为按照规定，只有担任专职教师者才能享受米贴。教育部在部长陈立夫授意下专门向各大学发函，宣称朱森违犯部规。其时，学校工作人员为养家糊口到处兼职，拿两份甚至更多的工资和补贴都已司空见惯。可朱森为人正派，很为此事烦恼，急火攻心，胃病复发，终因穿孔不治而于1942年10月去世。在朱森的追悼会上，翁文灏大声痛斥教育部诬陷英才，部长应引咎辞职。朱家骅在悼词中惋惜地说道：“他的专长，未尽其能；他今之死，不能瞑目。”朱森的老师，中国现代地质学的开拓者和新中国地质事业的主要奠基人之一的李四光，得知消息后悲痛不已，赋诗曰：“崎岖五岭路，嗟君从我游。峰峦隐复见，环绕湘水头。风云忽变色，瘴疠蒙金瓯。山兮复何在，石迹耿千秋。”堪为朱森一生的写照。
张更，号演珍，浙江瑞安人，生于1896年。1924年－1928年就读于中央大学地学系，是地质组的首届毕业生。1934年赴美国哈佛大学深造。1940年来系任教，教授“矿床学”和“高等矿床学”。
朱森的含冤去世，在中央大学地质系引起强烈震撼，但不可无人主持大局，最后大家公推张更为系主任。张更主事后，先后请古生物学家、地质所研究员陈旭，中大老校友、构造地质学家姚文光来系执教。他鼓励中大、重大两系教师互相兼课，野外实习互相配合，实行办学资源共享。为解决毕业生就业问题，他主动约见新出任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的李春昱，商谈毕业分配问题，旨在打破原地质调查所只向北京大学敞开大门、几乎不录用中央大学毕业生的僵局。张更思考缜密，办事周全，在上任伊始便确定下中央大学地质系的“徽章”图案――以锡石双晶为标识。因为这位著名的矿床专家认为“锡石乃吾国最丰富矿产之一，分布既广，应用又宏，其形全、色丽、质重而体坚，光彩辉煌，品格高贵，用以表示吾系之精神与期望，岂不懿欤？双日则冀其平均发展、左右咸宜之意”。“平均发展、左右咸宜”之论尤其言简意赅，内涵丰富，这里面既寄托着他的希冀，就是要学生在德与才、文与理、中与西、知与能、（课）内与（野）外、手与脑、身与心等诸多方面均衡发展，也集中代表了他的办学思想，就是师资与设备、教学与研究、学术与事功要相得益彰。
徐克勤，安徽巢县人，1907年出生。1934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地质学系，后在中央地质调查所工作。1939年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留学，获博士学位。长期从事矿床和岩石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尤以花岗岩及白钨矿等金属矿床的研究见长。1947年他在湖南瑶岗仙发现我国第一个矽卡岩型白钨矿床，为我国寻找同类矿床提供了范例。
1946年秋徐克勤调任中央大学地质系教授，次年出任系主任。在这个位置上，他从不惑到古稀，一干就是37年，为地质系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野外地质实习是地质系学生最重要的基本功训练之一，但当时教育经费奇缺，每月的行政经费只够订几份报纸，根本谈不上提供实习经费，只能望“山”兴叹。在这种情况下，徐克勤绞尽脑汁，组织教师为一些私营矿山干活，出卖“智力”，得到一点报酬和资助，又担心通货膨胀，不得已买了一桶桶汽油“囤积”起来，随着汽油价格的一路攀升，他们便陆续把多余的汽油“抛出”，以换回教学所需的各种物资。在解放战争时期，这位著名的矿床学家、岩石学家，凭着渊博的学识和骄人的业绩，把生活在风雨飘摇中的全系师生紧紧地凝聚在一起。
桃李盛时花烂漫
1950年10月，经政务院核定，老中大正式更名为南京大学。从1949年到1965年，南京大学地质系度过了蓬勃发展，桃李竞艳的17年。
1952年春，按照苏联的办学模式，我国高等院校进行全面院系调整。根据调整方案，浙江大学这所被誉为“东方剑桥”的多科性综合大学改为单科性的工科院校，原有的其他院系或独立成校，或与别的院校合并。浙大地理系由时任浙大校长的竺可桢亲手创办，下分地理、地质、气象三个组，首任系主任为著名的老一辈地质学家叶良辅。原本浙大地理系是要调入华东师范大学，但由于同学们强烈要求转往专业对口的综合性大学，最后终于决定让在读学生转入南京大学地质系继续学习。浙大地质组的并入，也使得南大地质系的师资力量得到加强。首先，岩石学家孙鼎的加盟，使李学清的沉积岩与他的火成岩相得益彰，进一步强化了“南矿”特色。其次，浙大地质组应届毕业生胡受奚，在南大地质系任青年教师，后来成为著名的矿床学家。第三，原浙大地质组的学生在南大毕业后，他们中不少人由于工作需要留校执教，如施央申、夏树芳、叶尚夫等，后都成为教师中的骨干力量。
该时期地质系所有的科研成果中，最为重大的首推“华南花岗岩研究”和“内蒙草原找水研究”，这两项与南大其他系的三项成果一起，在1965年高教部举办的全国高校科研成果展览会上展出，受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小平的充分肯定和热情赞扬，并被誉为南大科研的“五朵金花”。50年代中期，南大地质系审时度势，选定了华南花岗岩这个既有重要理论价值又能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课题作为全系研究的主攻方向。1957年，系主任徐克勤率领青年教师，不辞辛苦，行程数千里，终于在江西南部首次发现了具有确凿地质证据的加里东期花岗岩（距今约4亿年左右）。这一突破性发现，打破了地质学界几十年来认为华南只有燕山期花岗岩（距今1亿年左右）并且是“一次形成”的传统观念，拉开了大规模开展华南花岗岩研究的序幕。1963年，国家科委下达了以内蒙古锡盟中部无水草场找寻地下水为中心的任务。南大调集地质、地理、生物、气象四系70多位教师组成南京大学草原综合考察队。自1964年起，全队师生连续三年奔赴内蒙古锡盟八万平方公里的无水草原，找寻地下水，终于在锡盟玄武岩台地“无”水草场上，发现了“台边”、“洼地”和“新构造断裂带”上地下水的分布规律，布井成功率达85％以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南京大学地质系之所以有如此蓬勃发展的17年，最根本的原因是拥有一个学术造诣精深而又乐于培养人才、卓然成家而又善于合作的教授群体。在这个群体中，既有使“南矿”（南京大学地质系以矿床、岩矿著称）特色更加凸现的矿床学家、岩石学家李学清、徐克勤、张祖还、孙鼎教授，又有带来“北古”（北京大学地质系以古生物学名世）风气的古生物学家陈旭教授；既有在我国大地构造学派中占有重要席位的构造地质学家郭令智、姚文光教授，又有以新构造理论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中独树一帜的水文地质学家萧楠森教授等。
从1921年至今，南京大学地球科学系一路前行,即使在筚路蓝缕的建系之初，即使在抗日战争的炮火之下，即使在文革十年的风雨之中，这一脉薪火依旧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地质科学的根本任务在于认识地球，并利用这种认识保证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自然资源，保证和改善人类居住的环境，现在，地质科学正由“找矿型”拓宽到“社会型”，以地球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地质科学，面临着发展的新起点和新任务。“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南京大学地球科学系的传承者将开拓出一方崭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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