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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23年至1935年，甚至更晚，至1982年王力《同源字典》公布上古音《韵表》和《纽表》，现代学术史上经历了三次关于古音学的大讨论，重点是上古音音值的构拟。
古音学，广义的说法包括上古音和中古音的研究，狭义的说法专指上古音研究，因中古音研究又被习惯地称为“《广韵》学”或“今音学”。本文取狭义的说法。上古语音，似乎既不可望，又不可及，研究它有何用？恰恰相反，上古音研究有很强的人文性和实用性。例如，王力将两千多年前的上古音构拟成六个主元音，而今天的普通话仍然是六个主元音，且至少有四个相同（见后）。又如，研究汉藏语，特别是社会语言学课题中的抢救濒危语言，少不了上古音这个武器。再如，近年来大量出土的简帛文字的解读，很需要借助上古音。如此等等。
一、第一次大讨论
第一次大讨论（1923―1925）是关于研究材料的争辩。代表人物是汪荣宝（1878―1933）和章炳麟等。事情最早是由北京大学国学门导师，俄国男爵钢和泰博士（A.Vonstael-Holwtein，Ph.D）引起的。1923年钢和泰在北大发表《音译梵书与中国古音》一文[1]，针对前人根据《诗经》用韵、汉字的谐声偏旁、《广韵》韵字等研究古韵的做法，主张再开辟一个语料领地，提出用音译梵文来来研究古音，这当然是件好事。当时，学术界利用新材料作研究蔚成风气。特别是随着1898年甲骨文、敦煌藏经洞和皇家内库档案的发现，加之五四运动新潮流带来的思想活力，学术面貌为之焕然一新。钢氏的新开拓可谓乘势而上，弄潮之助，引起反响是必然的。钢氏特别指出，要注意梵文密咒（mantras）的音译资料。梵咒因其据说是关及人的生死存亡的宗教性质，历史上译经僧翻译时格外小心谨慎，只要找到梵咒的原文，再把它和音译对照，便可知道译经时代的实际读音。今天学术界常用的所谓“梵汉对照”研究法，即缘于此。从学理上说，这也没有什么惊人之举，但用起来并不那么容易，做多了会创获富赡，逐步形成一个个小系统，乃至大的语音史系统。钢氏还特别提醒人们，宋代初年（宋太宗、真宗年间，约公元1000年左右），有个印度和尚名叫法天译出的《犍椎梵赞》等三篇宗教颂诗中有若干佛陀名号，很有考订中国古音的价值。如果把法天的音译与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的相关构拟作对照，甚至可发现法天的音译更准确，更合乎中古音的实际读音。如继续上溯，钢氏说：“此外，还有许多梵文的音译也许比法天还有更大的用处，因为有些译本是三国时吴国的，有些或真是后汉的。如果有人把那些译音也都像法天的梵咒那样研究分析出来，我们定可得出很重要的结果。”可直接更古的古音。他“盼望中国学者将来能注重这一类的古音材料，把这些古译音研究出来，不但中国音韵沿革史可以得到许多旁证，欧洲研究印度史和中亚史的学者，也可以得益不少”。诚然，钢氏还有更高的人类学期待。因当时国际学术界提出中国人种与印度人、欧州人同源说，最早都住在今天的俄属突厥斯坦和我国的新疆一带，史称图兰（Turan）平原。这有点像今天国际学术界利用遗传基因DNA研究古人类最早的发祥地，提出非洲以外的所有人都起源于非洲。约十万年以前现代智人走出非洲，第四纪冰期来到东亚，再由东亚走向亚洲、欧洲和北美洲。紧接着钢和泰的文章，汪荣宝发表了《歌戈鱼虞**读考》一文。[2]文章在钢和泰的影响下，用梵汉对音，日译吴音，日译汉音等材料研究汉语音韵，汪荣宝（1878―1933），江苏吴县人，光绪丁酉（1897）拔贡，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是一位很有新思想，很有学术眼光的人，其治学理路就是中西结合，用新方法新思路看待传统学问。有一件事很有代表性，1903年他和叶澜编写了一部收罗和介绍新名词的词典《新尔雅》。[3]《尔雅》是先秦的一部经典，十三经之一，专门收罗上古词语，分19类编排。《新尔雅》分14类：释政、释法、释计（经济）、释教育、释群（社会）、释名（逻辑学）、释几何、释天、释地、释格致（物理学）、释化（化学）、释生理、释动物、释植物。其中有不少是日译西学新概念名词，例如“释群”中收了“共产主义”一词，比陈望道1920年在浙江义乌翻译《共产党宣言》要早17年，比刘师培、何震夫妇1908年在日本翻译《共产党宣言》还早5年。可见汪荣宝学路之新颖奇崛。汪文的题名就很古怪。汪说，人生下后的第一声就是“啊”[a],世界各国文字的第一个字母也都是[a]，中古韵书《广韵》206韵，只有麻韵有[a]，而在上古，麻韵半属鱼部，半属歌部，这样一来，乍一看上古没有“啊”这个音，岂非滑稽。汪文说，中古的歌韵戈韵，中古的鱼韵虞韵模韵，分别在唐宋前，魏晋前读“啊”音。故有此怪题名。汪文的主旨基本可取：中古的歌韵戈韵在上古（西汉或东汉中期以前）合并为歌部，中古的鱼韵虞韵模韵在上古合并为鱼部，王力先生构拟上古歌部、鱼部的主元音均为[a]。[4]汪文的论证方法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取外语为旁证的方法。他说：“夫古之声音既不可得而闻，而文字又不足以相印证，则欲解此疑问者，惟有从他国之记音文字中求其与中国古音有关者而取为旁证而已。”汪的取证范围比钢和泰更宽，且注重历史的分类，而非钢氏的同一平面上的笼统的分类。汪氏把这种旁证分两类，一类是“外国古来传述之中国语而观其切音之如何”，一类是“中国古来音译之外国语而反求原语之发音”比照之。于前者，汪氏举出日语汉音和阿拉伯人记音4例。于后者，和钢和泰一样，取梵汉对音为证，共举了66例。此外又举出汉译阿拉伯语、波斯语、土耳其语等29例。汪把这99例作为六朝唐宋之音歌韵读“阿”的证据。汪又举梵汉对音7例，作为汉魏以前歌韵读“阿”的证据。汪氏经过上述“两类、三种（梵汉、日汉、其他）、两时段（唐宋前、魏晋前）”的研究，得出结论说：“读歌戈收者，唐宋以上之音，读鱼虞模收者，魏晋以上之音。”并说：“南山可移，此案必不可改。”王力在三十年代中期和五十年代中期，曾针对汪氏将歌戈韵和鱼虞模韵在上古的并同和混淆批评说：“关于歌戈，汪氏之说大约可成定论；鱼虞模在魏晋以上与歌戈分得很清楚，未可混为一韵。”这主要是说上古歌部和鱼部是不同的，汪氏有混淆。但如前所说，上古这两部音值虽不同，主元音都是[a]。针对汪氏将译音材料证上古，王力批评说：“中古的外国译音不适宜于做上古音值的证据，所以汪氏所谓魏晋以上只能直溯到汉音，先秦的音值是不能单靠外国译音来推断的。”[5]王力的这两点批评，特别是后者，是很中肯的。事实上，后来研究梵汉对音的人，都是与研究中古音相结合的。汪荣宝的文章发表后，反映强烈，赞成的有钱玄同、林语堂和唐钺，反对的有章炳麟、徐震，形成了以前者为革新派，以后者为守旧派的“五四”以后古音学史上第一场大讨论。钱玄同当即表示“证据确凿，我极相信”，并举出《吕氏春秋・重言》“齐桓公与管仲谋罚吕，谋未发而闻于国”的著名故事佐证汪说上古鱼部字读[a]。林语堂1923年则由汪氏进一步“断言”：“此后三十年中将为‘西法古音学’第一昌明时期。”而章炳麟则认为汪氏的做法是“以不甚剀切之译音，倒论此土古音声势”，主张从各地方音推寻[a]的来源，且以为戴震、王念孙早已“得其事”，章本人也不过是“�其声势”而已[6]，更用不到汪氏扰烦。
二、第二次大讨论
第二大讨论（1923…1928―1933…1938）是围绕尾辅音的构拟展开的。利用现代语言学理论知识作工具，对上古汉语的韵母的构拟作系统研究，是从瑞典汉家高本汉（1889―1978）开始的，与著述研究中古音的音韵学名著《中国音韵学研究》（1915―1926）同时，又出版了《汉字与汉日分析字典》（1923，1928年译成汉语发表），该书《叙论》系统阐述了以中古音为标准，由中古溯上古，根据汉字谐声来构拟上古音读。[7]高本汉从1.2万个汉字的分析中，归纳出一条利用谐声字构拟上古音的原则，即：在造字时代的上古语音中，主谐字（偏旁字）和被谐字的声母、韵母主元音、韵尾辅音三者大致相同或相近。这是一条著名的“高本汉古音构拟原则”，它与清儒段玉裁提出的以谐声偏旁作古韵分部依据，“谐声偏旁相同，上古韵部相同或相近”十分相像，两者都是洞察汉字秘密的结果，但有着本质的不同，高氏原则用于古音构拟（包括声母），段氏原则用于古韵分部（不包括声母）。很显然，古音构拟与古音分部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高本汉大大推进了段玉裁。高氏本人对自己的构拟原则又作过三点解释：
一是从中古音看相谐，主谐字与被谐字的声母发音部位上古即相同。例：古[kuo]/苦[k‘uo]，干[k�n]/罕[x�n]，干[k�n]/旱[?掮�n]，都是舌根音。般[pu�n]/盘[b‘u�n]，半[pu�n]/判[p‘u�n]。都是唇音。有时候舌尖前音与舌尖后音，舌尖前音与舌面前音，因为发音部位相近，而不是相同，也可以互谐。例如：才[dz‘�i]/豺[d?拮‘�i]，尚[?捺■ang]/堂[d‘�ng]。将此规则用于构拟，见到谐声字，即可构拟出相近、相邻、相对（如清浊）之声纽。高氏表达此思想时是从构拟到谐声的，而我们在运用这一原则时是从谐声到构拟的。该原则是声母构拟。
二是主谐字与被谐字的韵母主元音不同，可能是受介音[i]跟[u]的影响。例如：�[ku�n]/�[g■w?着n]，�[l■?着p]/�[l�p]，�[ts‘�ng]/�[ts‘■ang]。该条是从否定的方面讲的，即主谐字与被谐字的韵母主元音一般是应该相同，因为是主元音，尤该相同，不同（多半是略有差异）的原因是介音造成的。主元音相差很远的，如�[k■■u]/叫[kieu]，那是前元音[a][?着][e]与央元音[?藜]互换，是很少见的。
三是尾辅音问题。因为口音和鼻音的互换，所以有些主谐字与被谐字的韵母尾辅音不同。例如：占[tsi?着m]/帖[t‘iep]。这一条也是从否定的方面讲的，即一般说主谐字与被谐字的尾辅音应该相同，至于不同的原因，高氏的说法还只是描写性的，有的还近于同义反复，没有对尾辅音不同的原因作出明确交代，显然包含着继续探讨的种子。此外，高本汉还有两条“尾辅音脱落条例”（见下文）。
高本汉上述原则实际上可综合成一条，即：在上古音中，谐声字的声母、主元音和尾辅音大致与被谐字相同或相近。将这一原则用于上古音构拟，有效率达80%，只有两类字无效。一类是原来的声母失去，转变成新的声母，包括原来的声母是喻母字而转变成新的声母的。例如：甬[■wong]/通[t‘ung]，匀[■‘uěn]/钧[k■uěn]；炎[ji?着m]/谈[d�m]，于[j■u]/�[x■u]。一类是尾辅音脱落的字。例如：乍[d?拮‘a]/昨[dz‘�k]，敝[b‘iei]/瞥[p‘iet]，卜[puk]/赴[p‘■u]。理论原则的正确与否往往取决于实际运用中的验证，从主流方面看，高氏是正确的，但还有若干可商之处。十分重要的是，高氏三原则提出了问题，是引起争论的铺垫，它涉及上古声母、主元音、尾辅音三大构拟，古音学史上的第二、第三次大辩论正是围绕后两大构拟展开的。
关于尾辅音脱落问题，高本汉总的思路是认为与上古声调有关，认为清声使全字声调高，浊声使全字声调低，声调低的尾辅音易脱落。上古去声字的尾辅音是浊声母-g、-d，易脱落。高还举出瑞典方言bed读be，而bet始终读bet不变，可见浊声音尾易脱落是一条普遍语音规则。根据这一原理，高本汉（1923）提出上古汉语去声尾辅音脱落条例：
一条是上古舌根音尾-g的脱落。例如：阴声字乍（去声）→作（入声）；阴声字亚（去声）→恶（入声）；阴声字夜（去声）→液、腋（入声）。
一条是上古舌尖韵尾-d的脱落。例如：阴声字至（去声）→侄、蛭、窒、室（入声）；阴声字曳（去声）→�、�（入声）；阴声字内（去声）→讷（入声）。
至于上古阳声韵（清儒叫作近入之韵）、入声韵始终都有韵尾，不存在韵尾脱落问题。
1928年，高本汉在《上古中国音当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对上述看法有所修正，认为上古去声和入声的韵尾都是清声，但去声是降调，入声是平调，故从上古到中古，去声失落韵尾，入声仍保留韵尾。从1923到1928，高的主旨未变，都认为声调性质影响尾辅音的去留。过程如下：[8]
列（入）lǐ?着t→例（去）lǐ?着t←lǐ?着i。白（入）b�k→怕（去）p‘ak←p’a
以上是说去声字韵尾的演变，反推之则上古阴声韵去声字韵尾收-t、收-k，阴声韵平声字呢？虽然它们一般不跟入声字相谐，但高仍认为要收-t、收-g。总之，上古阴声韵是带韵尾的，并拟出了音值。这一结论是极富挑战性的，高自己说：“这是一个大胆的声调论。”应该说，高本汉关于阴声韵带韵尾说，是一重要发现。董同�是接受的，李方桂事实上也是接受的。王力后来由考古派转为审音派，才批判了高本汉尾辅音说，但王力批判的是高本汉从入声韵尾入手来论证的方法和结论，至于一般意义上的上古阴声韵尾辅音说，如西门氏说，王力在理论上不持全盘否定的态度。
1927年，德国汉学家西门华德发表了题为《古汉语韵尾辅音之构拟》，西门氏与高氏的见解有以下不同：
一是西门氏对《切韵》时代仍保留韵尾的入声，参照藏语构拟成-b、-d、-g，高本汉入声韵尾构拟成-p、-t、-k；对《切韵》时代已失去韵尾的阴声韵，西门构拟成-β（双唇擦音）、-?兹（舌尖/齿间擦音）、-?掮（舌根擦音），高本汉阴声韵收-g、-d，-t、-k。
二是西门氏对《切韵》时代已失去韵尾的阴声韵一律构拟成-β、-?兹、-?掮有自己独到的解释。这一解释的优点是将古韵构拟与古韵分部结合起来：
西门氏的依据之一：从上古韵阴声韵之部诸韵来推证。之部含《切韵》音系中的之（止）、�（海）、灰（贿），还有少量的脂（旨）、尤（有宥）、侯（厚候）等。这可以从谐声字、《诗经》用韵举出很多例证来说明（例略）。于是，西门氏假定中古阴声韵收-?藜u的韵（如尤、侯韵）在上古收-?藜?掮，则“之、�、灰、脂”亦应收-?藜?掮，与-?藜u韵相通，且有谐声字、《诗经》用韵为证者，皆应收-?藜?掮，收-?掮。
证据之二是，中古虞韵上古既属鱼部，又属侯部，可转尤部，这正是顾炎武《唐韵正》所说的“该分的分，该合的合”的“某韵半”之类。西门氏证明此虞韵半阴声韵尾应收-iu?掮，收-?掮。证明过程同上。
证据之三是，除上述情况外，即《切韵》音系中不表现为上古收尾辅音的字，可用古韵分部时常用的方法：丝绳贯穿法，即归纳法，西门氏新创“韵索”(rimechains)说明之，认为这些字在上古谐声系统中与尾辅音丝绳贯穿，形成“韵索”，证其尾辅音收-θ。证明过程大体与前两种一致。
从方法上看，以上三条的共性是，不从入声韵，而从有代表性的阴声韵尤、侯、虞及其他阴声韵字来推证阴声韵辅音尾；与古韵分部常用的归纳法很相像，一定程度上保持了从古韵分部到古韵构拟的连续性。王力曾评价说：“西门的学说基本上是自成体系的，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9]
高本汉1928年的《上古中国音当中的几个问题》写有“Simon的韵尾说”专章，对西门氏展开批评，更全面地批评西门氏的文章是1930年发表的《藏语与汉语》一文。针对西门氏据藏语构拟有如“答、割、木”类入声字韵尾-b、-d、-g，高以为非是，高据日语的音读，无论是五、六世纪的吴音，还是七世纪的汉音，都只能构拟为-p、-t、-k。针对西门氏构拟有如“例、裕”之类的阴声韵尾-β、-θ、-?掮，高氏从方法上加以否定。[10]高氏认为要确定上古哪些韵有辅音韵尾，须以入声韵为参照，看其是否与入声韵相通为条件，而西门氏就阴声韵系统的内部比照论构拟，在方法上与高的入声韵参照法有很大距离。针对西门氏的三大证据，高本汉认为，其一，尤、侯韵上古与之、�、灰、脂相押，可证这些韵有舌根音，但又说尤、侯韵与萧、宵、肴、豪相通，阴声韵尤、侯含舌根音就缺乏普遍性了，可见西门氏的论证有问题。其二，高氏以入声韵为参照，认为虞韵连及鱼、模、麻韵在《诗经》中很少与入声韵相押，西门氏证其韵尾为舌根音的论证缺乏说服力。其三，认为西门氏以所谓“韵索”辗转相牵来推证精确的音值构拟，殊不伦类。令人惊讶的是，到1933年著《汉语词类》时，高氏悄悄地收起了所作批评的大部，即理论上不再坚持以入声韵为参照，对西门氏构拟的舌尖韵尾-d、-θ，高氏全部接受。高氏本人补拟的-r尾，在立论和取材的方法上皆模仿西门氏的构拟法，尽管西门氏本人并未承认脂、微两部收音于-r尾，西门氏按照藏语中-r与-d在一起拼读例很多，确认上古汉语既收-d，就没有必要再收-r了。只有几个具体的韵虞、歌、鱼、模韵及尤、侯的一部分，西门氏认为收舌根音，高氏保留自己不收舌根音的看法。王力曾认为，就中国学术界的情况而言，西门的影响比高本汉大，至少是一样大。[11]
直到1938年，西门氏又撰著了《中国上古音的构拟》，坚持并继续阐述若干重要理论问题。指出：上古入声韵尾是浊塞音，而阴声韵韵尾是浊擦音，这一重大分野的导出，等于重申了上古尾辅音构拟的根本指导思想。书中对高氏不再强调入声对构拟阴声韵尾的作用表示欢迎，并说高氏1933年《汉语词类》里构拟的舌尖韵尾大部分都与入声无关。既然入声对构拟阴声韵尾作用不大，那就要另觅途径。西门氏总结以往的研究和举例，指出：只须在阴声韵内部的谐声字、被谐字及其相关连结的入声作比较，定然会求出阴声韵韵尾的。在理论上的升华，堪称阴声韵内部系统求构拟，因多同源字，亦可称阴声韵同源字构拟法则。例如：后、�、�、媾、句（古候切）诟、�（《广韵》骂也）、够等字，都是阴声韵侯部去声候韵字；从谐声关系看，也很明显，�、诟从后得声，媾从�得声，�、够从句得声；从意义上看，�，《广韵》释为“偶也”，媾，《广韵》释为“重婚”，同源字，诟，《广韵》释为“骂”，与�同源。相关连接：够，《广韵・平侯》释为“多”，《集韵・去候》释为“聚”。彀，古候切，够也。彀从吉殳得声，与入声字�[kok]为一组。以上由谐声和语源关系获知“后、�、句”类阴去字带舌根韵尾，尽管最后找到入声字�[kok]才定论，但只是演绎同源关系中的一个环节，不同于高本汉直接寻找“后、�、句”旁入声字之法而断之。
关于上古唇音韵尾的脱落，西门氏赞同高氏的音理分析，且有所推广。即声母是唇音，韵母有介音[u]的字，韵尾无论是唇音，还是舌尖音、舌根音，都有可能因避开[u]介音而异化，最终造成韵尾脱落而成为开音节。国内学者介入第二次大讨论者，有魏建功《古阴阳入三声考》。[12]文中将尾韵辅音分成五大类，阳声类、入声甲、乙类、阴声类、纯韵类，后者也是阴声类，如歌部。魏以阴声韵尾收喉部、唇部间的摩擦音-?�、-j、-w，犹影、喻、于的声母变成了韵，魏称此为“声随”，并说方音中有此声随韵。魏著将尾辅音构拟与日语、韩语和宇内方音对照，思致十分广阔深邃，很能代表第二次大讨论中的学术水平。
由以上可知，古音学史上的第二次大讨论始于高本汉谐声偏旁构拟古音而至于构拟尾辅音说，终于西门氏与高本汉之间的融合和吸收。它是西方汉学在高难度学术点上显其身手的一次演习，国内学者也显示出很高的水平。主要成就是推进了上古阴声韵尾的性质、音值、构拟途径、方法等的研究。
三、第三次大讨论
第三次大讨论（1930―1935）是围绕上古阴声韵的主元音的构拟问题进行的，争论双方是林语堂、李方桂对高本汉。
前述高本汉利用汉字谐声构拟主元音的主要之点是：受介音（即韵头）的影响，被谐字的主元音可能与主谐字有所不同，且举的例证主要是入声字和阳声字。阴声字的主元音却被忽视了，而段玉裁早在嘉庆十七年（1812）向晚辈江有诰提出上古“之、脂、支”何以三分的原因，正此题旨。但限于时代条件，清儒只讲古音分部，不讲古音构拟，是无法回答这个问题的。今天看这个问题很简单，按王力的构拟，之部主元音是[?藜]，支部主元音是[e]，脂部是复元音[ei]，故三者不同。
正当高氏与西门氏就阴声韵尾展开争辩时，有的学者就认识到主元音不仅对押韵、谐声，而且对音变，包括脱落，都是有关系的。对此，西门氏明显地忽视了，在他1927年的那篇名文《古汉语韵尾辅音的构拟》中，未涉及主元音，似乎只要尾辅音相同的韵就可相押，构成合韵或谐声。高本汉则一直将声调和尾辅音捆在一起考虑，从上古到中古，入声是平调故韵尾不脱落，去声是降调，只要是浊声韵尾（1923），后来又包括清声韵尾（1928），到中古皆脱落了。高本汉和西门氏都以尾辅音的变化与主元音无关，后来李方桂对此作了纠正。（见下文）高本汉区分元音的前、后、长、短、松、紧，这是好的，但构拟主元音时并未用上。例如，高构拟之部的之、�的主元音为后元音[?�]（李方桂、王力后来纠正为[?藜]），之部的入声韵的主元音构拟成[?藜]或[u]，而不是[a]的前、长、短、松、紧音，之部里的极少量脂韵三等字，则又将主元音构拟成[i]，同一个上古之部，却构拟成三个不同的主元音，根本不考虑相押是否相谐。此外，高还将中古歌韵、祭韵、宵韵也构成后元音[?�]，这些韵不与之部的之、�韵通押是明显的。同样是不考虑相押、相谐问题，完全脱离汉语实际。
1930年2月，林语堂在《史语所集刊》第二本第二号发表《支、脂、之三部古读考》。文章首先批评清儒将上古之部读作[i]，更重要的是，林综观音理、《诗经》用韵、谐声，提出质疑并修正了高本汉的构拟。针对高氏将之、�，乃至本来不相干的豪韵都构拟成含后元音的[?�g]，肴构拟成[ag]，却无法解释《诗经・小雅・采薇》三章“疚、来”押韵，“来”不与豪、肴互押，而改拟之部为[y]、[ey]，豪、肴别论。针对高氏将之部极少量脂韵三等字构拟成[ig],进而错误地推广为上古脂部的构拟，林认为上古脂部“绝无与入声字通协的痕迹”，改拟脂部为[-e]、[-i]收音。针对高氏将支部构拟成-ie（开口）、-wi（合口），林认为《诗经》用韵支部多与歌、戈、麻合韵，故改拟为[-ia]、[-i?�]、[-ie]，将林的构拟对照王力构拟之[?藜]、脂[ei]、支[e]，林的构拟当有可议之处。但林氏、高氏相较，林的优点是：音理上充分考虑本韵部的特殊音值，与他韵部的区分度，入声影响的有无和大小；构拟时充分考虑《诗经》用韵的实际情况；学术史价值上林已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段玉裁当年向江有诰的提问；方法上罢斥高氏作为一名西方学者惯用的纯科学主义的分析做法，力主全面综合，强调经验事实，尊重文献载记。
继林语堂之后，1931年8月李方桂也在《史语所集刊》发表《切韵?�的来源》，进一步突出主元音这个讨论主题。1932年高本汉的《诗经研究》发表，文中反驳林、李的观点。同年10月李方桂又发表《论东冬屋沃之上古音》（英文），以回答高的质难。1933年高又著《汉语词类》，如上文所说，多与西门和解，而着重反驳李方桂。1935年李又发表《论中国上古音*-iw?藜ng，*-iw?藜k，*-iw?藜g》（英文），进一步重申自己的主张。[13]双方的争辩很激烈，使第三次大讨论达到了高潮。
《切韵?�的来源》是一篇纲领性文献。之所以选取元音[a]，人类的第一语音就是它，汪荣宝当年论及的也就是个[a]，更重要的是，高本汉1930年著《藏语与汉语》与西门氏讨论尾辅音构拟时，事及之部的主元音也是被说成了[?�]。高对《切韵》的覃、谈韵，拟作[?�m]，�、泰韵拟作[?�i]、[?�:i]，这说明《切韵》的?�有两个来源，高已提出了问题，但是否正确，需要加以证明。李的名文则从全新的视角提出了古音研究中“元音在韵尾的分配上互补”说，廓开了如何从《切韵》音系构拟上古音的一片新的天地。李文指出，按高的构拟，上古之部所含阴声韵“之、�、灰”构拟成-?�g；入声韵“职、德、屋”拟作-?藜k和-iuk。李认为，验之《切韵》音系，“之”、“幽”、“微”三个韵系只出现在三等或四等，不出现在一、二等；在研究方法上，李认为，如果假定中古的“之”、“幽”、“微”的一等韵构拟成后元音的[?�i]，[?�u]，[?�i]，三四等韵构拟成[j?藜u]，[ji?藜u]，[jei]。进而在系统中考察，联系相近的韵部，或不相近，但可能有相谐声关系的韵部，如从蒸[?藜ng]、职[?藜k]；侵[?�m]、缉[?�p]；冬[ung]、沃[uk]以及文[?藜n]、物[?藜t]来考虑，那么就会发现，“之”、“幽”、“微”这三个韵系的主元音?�和?藜在韵尾的分配上存在着相互补充的现象，即在韵尾-n、-t、-ng、-k的前面出现?藜；而在韵尾-m、-p、-i的前面出现?�。由中古音的构拟可知，主元音构拟与韵尾有密切关系。这样，就在理论上把主元音构拟和韵尾密切联系在一起，反过来说，韵尾的构拟应该与主元音密切联系在一起，而高本汉从未考虑过这一点。正是在这一点上，李方桂批评高本汉最为切中要害。由中古推上古，又可把上述分配关系放在音转关系中考察。古韵之部与蒸部对转，幽部与冬部对转，微部与文部对转。中古韵系统之、幽、微韵的主元音一等为[?�]，主元音三四等为[?藜]，它们在上古绝对不会与上古“歌、宵、祭、元、阳”部中的主元音[?�]押韵、相谐。李方桂认为，既然中古之、幽、微的主元音[?�]与[?藜]在韵尾的分配上互补，这个?�很可能是从上古有个假定的?藜变来的。因此李将上古韵系统的之部主元音构拟成?藜，而不当作?�。回到本体上，《切韵》?�的来源是什么？中古之韵、幽韵、微韵主元音[?�]来自上古的[?藜]，而歌韵、宵韵、祭韵中的[?�]或近[?�]之[?着]才来自上古的[?�]。根据相谐互补规则，李方桂更具体地指出：《切韵》中的谈、盍、泰、豪（一部分）、寒、曷、唐、铎韵中的主元音[?�]来自上古虚拟的[?�]，而《切韵》中的相对待的韵覃、合、�、豪（一部分）、痕、没、登、德韵中的主元音[?�]、[?藜]来自上古的虚拟的[?藜]，并由此得出两条语音分布定律：一条是上古的虚拟的[?�]在-m、-p、-:i、-u、-n、-t、-ng、-k的前面，到了《切韵》仍然保存着[?�]；一条是上古的虚拟的[?藜]在-m、-p、-i、-u的前面到了《切韵》变成[?�]，如果有介音[u]、[w]之类，或在-n、-t、-ng、-k的前面，则到了《切韵》仍保持[?藜]不变。[14]这就可以说，李方桂已大大深化了汪荣宝《古读考》中的提问，当然两者发问的角度不完全一致。值得注意的是，李方桂（1902―1987）从研究问题的方法，批评高的视角，到语音定律的得出，都与分布密不可分。分布说是美国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1887―1949）及其后学哈里斯（1909―1992）的主要学说之一。李是布龙氏的学生，他以美国结构主义批评高本汉，获得了成功。讨论可以暂告一段落，但研究不会停止。直到1980年7月，李方桂在《上古音研究》中公布了他构拟的四个主元音[i][u][?藜][a]，王力1982年10月在《同源字典》中公布他构拟的六个主元音[?藜][e][a][o][?�][u]。周法高也曾据李方桂的构拟改拟成三个[a][?�][o]。前此主元音被构拟得很多的状况逐渐告一段落。
第三次大讨论在方法论上的最大价值，可以说是李方桂为从《切韵》音系出发，推证、构拟上古主元音提供了一个范本，为后来李、王、周简化主元音的构拟奠定了基础，乃至今天普通话的主元音仍是六个：[i][u][y][a][o][e]。古今对照，可见古音构拟有很强的人文性和现代性。
四、补白、结论和展望
声调问题，第二次大讨论中高本汉反复阐述的声调的性质影响尾辅音脱落，声调为因，脱落为果。李方桂在1931年《切韵?�的来源》中则持相反的看法：是尾辅音的脱落影响了声调性质，脱落使阴声韵变成了去声，脱落为因，声调变化为果，但高没有接受李的这一观点。不过，高在某些上古韵部的构拟上，从李的构拟中得到启发，不断修正自己，最终采纳了李的构拟。最有名的例证，高在《诗经研究》里主张上古东部和冬部不分，幽部和宵部不分，而李主张均应两分，后王力仍之，不误。后来高本汉改从李的分部，构拟的音值也因李方桂的申论随之而修正了自己。
关于介音即韵头问题，无论是第二次尾辅音的大讨论，还是第三次主元音的大讨论，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上古介音的构拟问题。例如高本汉1923年提出汉语谐声第二条规则时，就提到介音[i]和[u]（见前），1928年在介绍马伯乐《唐代长安的方音》构拟两类开口一等字存在有介音和无介音的区别。[15]但总的来说还不系统。直到1944年董同和在《中国语音史》较系统地总结高本汉和他自己对介音构拟的共同认识：一是中古开口，上古也是开口，中古合口，上古也是合口。二是变入中古一等和二等韵的字，上古原来也没有介音-i-。三是变入中古三等韵的字，上古原来也有辅音性的介音-j-。四是变入中古四等韵的字，上古原来也有元音性的介音-i-。[16]陆志韦1947年著《古音说略》，全书以批评高本汉为主线，对高的介音说也多所批评。[17]陆氏介音说以介音紧系重纽，并区分等韵图中三等字和四等字的介音，周法高也曾引用陆志韦的说法来批评高本汉。[18]学术界曾认为，介音与声纽关系密切，在上古声纽系统尚未有满意结果之前，介音问题很难解决[19]。但王力1982年已系统构拟出上古声纽表[20]，一般说已广为学界所接受，王先生本人没有来得及在此基础上研究介音问题，今人是可以循此而进的。
由以上可知，古音学史上的第一次大讨论是新材料的利用问题，第二次是阴声韵尾辅音的构拟问题，第三次是主元音的构拟问题。三次都是围绕上古音研究，且主要是上古音构拟进行的。需说及的是，学术史上一般不把介音的讨论作为一次单独的大讨论来看待，而看作第二、第三次大讨论的内容的一部分。从2001年起，学术界又以上古音研究为起点，展开了一场新的论战，权称之为第四次大讨论吧！目前，这场讨论仍在继续和深入。与前三次讨论不同，这一次围绕与上古音密切相关的汉语亲属语言，即前上古汉语语源问题，且又紧扣语源研究的方法和学风来进行。前三次不涉及学风问题，这次作为议题中心被提了出来。也可以说，前三次是上古音本体论问题的争论，这第四次已不是如前三次关及音值真、假问题争论，而是上古音应用研究中的方法论和价值观的争论。这场大讨论方兴未艾，至目前为止，已取得了若干重要成果。[21]
[主要参考书目]
陈复华、何九盈《古音通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周斌武《汉语音韵学史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周法高《论中国语言学》，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年初版。
[注释]
[1] 钢和泰《音译梵书与中国古音》，胡适译。载北大《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1923年1月出版。
[2] 汪荣宝《歌戈鱼虞模古读考》，《国学季刊》第1卷第2号，1923年4月出版。
[3] 参见冯天瑜《新语探源》，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46页。
[4] 王力《同源字典》，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3页。
[5] 王力《汉语音韵学》，中华书局1981年本，第429页。
[6] 章炳麟《与汪旭初论阿字长短音书》，《华国月刊》（1925）第五期，第6页。
[7] 高本汉《汉字与汉日分析字典》，1923。赵元任译为《高本汉的谐声论》，高著《叙论》译为《谐声原则概论》。赵的译文载《国学论丛》1928年第一卷第二号。文中有关高氏古音构拟谐声原则的资料，均见赵的译文。
[8] 参见高本汉《上古音当中的几个问题》，赵元任译，《史语所集刊》第一本第三分，第351页。
[9] 王力《龙虫并雕斋文集》第一册，第171页。中华书局1980年1月第1版。
[10] 同[8]，第371页。
[11] 同[9]。
[12] 魏建功《古阴阳入三声考》，《国学季刊》1929年2卷4期。今载《魏建功文集》第3册，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
[13] 李方桂的这三篇论文分别载《史语所集刊》第三本第一分、第三本第三分、第五本第一分，见中华书局1987年2月影印版第三册、第五册。
[14] 李方桂《切韵?�的来源》，《史语所集刊》第三本第一分，中华书局版第三册，第5页。
[15] 同[8]，第358页。
[16] 董同�《中国语音史》，1944年在台湾出版，后增补内容后改名《汉语音韵学》，中华书局2001年10月第一版。本文所引的内容据中华书局版第268页。
[17] 陆志韦《古音说略》，见《陆志韦语言学论文集》（一），1985年8月第1版。有关介音的内容见该书第6、56页等。
[18] 周法高《广韵重纽的研究》（1941―1944），《史语所集刊》第十三本，中华书局1987年1月影印版第十三册，第95页。又可参见同册内的《切韵鱼虞之音读及其流变》，文中又直接批评了高本汉的介音说。
[19] 参见陈复华、何九盈《古韵通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98页。
[20] 王力《同源字典》，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8页。
[21] 我们已读到何九盈教授《汉语和亲属语言比较研究的基本原则》一文，载《语言学论丛》第29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文中介绍了这场争论的来龙去脉，涉及争论中的许多重大问题，很值得我们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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