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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是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研究孙中山不仅有其历史意义，而且有其现实意义。今年是孙中山逝世80周年，也是同盟会成立100周年，李良玉教授撰写《孙中山的优秀品质和历史地位》一文（载《南京大学报》2005年6月10日第7版）表示纪念，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但是，读了该文，感到所论多有不确，特撰此文，提出质疑如下：
一、关于孙中山的宗教信仰
李文说，孙中山“有基督教信仰。他16岁在檀香山读的学校就是教会学校，1883年17岁就受了基督教教会的洗礼。”李文此说是经不起推敲的。
我们知道，孙中山13岁随母去檀香山，同年（即13岁，而不是16岁）进檀香山英国圣公会办的意奥兰尼学校读书，三年后又转入美国公理会办的奥阿厚学校读书。李文以孙“读的学校就是教会学校”来说明他“有基督教信仰”是不正确的。教会学校不是神学院，它并不要求学生是信徒，也不设置圣经课。当然，孙中山后来在香港“受了基督教的洗礼”，但这也并不表明他一直都“有基督教信仰”。事实上，孙受“洗礼”后不久就读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其信仰也很快由“耶稣之道”转向了“达文之道”。他后来在一次演讲中曾将两者作了对比：“就人类的来源说，基督教说世界人类是由上帝六日造成的。近来科学的进化论家说，人类是由极单简的动物，慢慢变成复杂的动物，以至于猩猩，更进而成人。……科学和宗教冲突之点，就在所见人类来源不同。由这一点所见之不同，便生出科学和宗教之争，至今还没有止境。……科学的知识，不服从迷信，对于一件事，须用观察和实验的方法，过细去研究，研究屡次不错，始认定为知识。宗教的感觉，专是服从古人的经传。古人所说的话，不管他是对不对，总是服从，所以说是迷信。就宗教和科学比较起来，科学自然较优。”（《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316页）在这里，孙中山是科学而非宗教的态度是极其鲜明的。
后来，他在一次演说里还以三民主义和宗教的主义进行比较，指出：“我们的这种主义，比宗教的主义还要切实。因为宗教的主义，是讲将来的事和世界以外的事，我们的政治主义，是讲现在的事和人类有切肤之痛的事。宗教是为将来的灵魂谋幸福的事，政治是为眼前的肉体谋幸福的。说到将来的灵魂，自然是近于空虚；说到眼前的肉体，自然有凭有据。”（同上，第567页）在这里，孙中山是政治的主义而非宗教的主义，态度也是极其鲜明的。
孙中山对宗教的否定，在行动上也有鲜明的表现。据14岁即参加兴中会被称为“革命童子”的冯自由回忆说，“余在日本与美洲和总理相处多年，见其除假座基督教堂讲演革命外，足迹从未履礼拜堂一步。”（《革命逸史》第2集，第12页）人们还知道，孙中山与宋庆龄的婚礼是在日本友人梅屋庄吉家里举行的，而不是在教堂里举行的。宋庆龄后来在一封信里说，孙中山步入壮年以后，“从来不信什么上帝，他也不相信传教士……我曾告诉他，在美国上学时，一到星期天学校就把我们这些学生赶到教堂里去，我总是躲进衣橱里，等舍监带着姑娘们走了之后才出来给家里写信。他听了开心地大笑着说，‘所以我们两个都该进地狱啦！’”（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宋庆龄》，第50页）
从以上事实看，孙中山显然是一个无神论者，而决不是一个基督教信徒。
二、关于孙中山的政治倾向
李文一再说，孙中山是“一个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政治家”。但是，对于什么是自由主义，李文却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说明。一般来说，自由主义是一种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它还具有反对封建专制的积极意义，但是到了无产阶级成为一股政治势力以后，特别是在世界上出现了社会主义国家以后，它就明显地成为资产阶级反对社会主义的反动的思想工具了。这一点，只要看一看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哈耶克的“名著”――《通往奴役之路》就可以了然。马克思曾说，“人民，尤其是其中主张共产主义的人，知道得很清楚，自由派资产阶级只关心他们本身的利益，很难指望他们会对人民表示同情。”（《马恩全集》第4卷，第210页）
实际上，孙中山对自由主义也是持否定态度的。1924年11月3日，他在一篇演说中说：“欧洲的革命思想是什么呢？这就是大家所知道的自由、平等。……中国近来也感受了自由、平等的思想，所以也起了革命；革命成了事实之后，又被这种思想打破，故革命常常失败。……中国现在革命，都是争个人的平等、自由，不是争团体的平等、自由。所以，每次革命总是失败。……俄国七年前的革命，便彻底成功，这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由于打消无政府主义的主张，把极端平等、自由的学说完全消灭。（《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267、270页）说孙是“一个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政治家”，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
应该说，在孙中山的政治倾向里，很突出的一个倾向是社会主义倾向。孙中山长期流亡国外，多次游历欧美，他一方面看到欧美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主张学习西方，实行民主革命，另一方面又看到这些国家贫富悬殊，劳资矛盾突出，因此主张“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89页）他一再说，他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他的社会主义有几个思想来源：一是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大同”说；二是太平天国的“贫富均等”思想；三是美国激进派经济学家亨利・乔治在《进步与贫困》一书中提出的“地价税”说；四是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所主张的国家社会主义思想；五是俄国民粹派的主观社会主义思想。至于孙中山对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态度，虽然他对马克思很崇拜，称马克思为“圣人”，称马克思的经济学为“新经济学”，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为“科学的社会主义”，但是从他对剩余价值理论和阶级斗争学说所作的批评来看，他显然没有系统地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也没有掌握历史唯物主义的真髓。这是孙中山未能领会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因所在，也是他的历史局限性所在。
三、关于孙中山和毛泽东的比较
李文在论述孙中山时处处把孙中山和毛泽东加以比较，表现出一种强烈的褒孙贬毛的情绪，甚至是一种敌忾。这种敌忾是客观地研究历史的大忌。这里不妨指出以下几点：
⒈所谓“毛泽东对宗教毫无兴趣，文革时期所有宗教都受到迫害，他身上也有一股农民习气和油气”。李文为了突出孙中山有基督教精神的高尚，说毛泽东对宗教毫无兴趣等等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毛泽东由于受母亲的影响，自幼就信仰佛教，9岁以后还多次和其母一道劝其不信佛的父亲信佛。只是后来由于学到了新的知识，对信佛之事才逐渐淡漠。但是他对宗教也并不如李文所说的那样“毫无兴趣”，我们从他1917年写给著名语言学家黎锦熙的一封信中可以知道宗教对他曾有积极的影响。他说，“自己的社会理想就是怀慈悲之心以救苦海的众生，共同走向大同圣域。”在1920年给黎锦熙的一封信里，毛还谈到他想研究佛学的计划。甚至在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对待宗教的态度，也不是简单地否定。在1961年的一次谈话中他说了这样的话：“我赞成有些共产主义者研究各种教的经典，研究佛教、伊斯兰教、耶稣教等等的经典”，“因为这是个群众问题，群众有那么多人信教，我们要做群众工作，我们却不懂得宗教，只红不专”。至于说文革期间，当时提出了“破四旧”的口号，红卫兵运动起来之后，很多事情实际上失去了控制，冲击宗教也属于这种情况。事实上后来也纠正了。显然不能说这是毛泽东“迫害宗教”，当然，毛是有领导责任的，但不能说毛有“农民习气和油气”。
⒉所谓“从13岁到26岁的14年中，他（孙中山）接受了长期的境外正规教育，近代中国所有的领袖，没有人这么系统地读过西方学校，他是绝无仅有”，“他对西方社会科学的了解程度，至今没有领导人高过”。事实上，孙中山在境外接受正规教育的时间并没有14年。他曾于17岁（1883年）被其兄孙眉赶回家乡，在家呆了几个月，因和陆皓东毁坏神像而被迫出走香港。在香港读了大约一年书（主要是学英语），18岁（1884年）时又奉父母之命再度回到家乡，一方面是为了与卢氏完婚，同时也是为了“复治中国经史之学”。后又去了一次夏威夷，并在广州找了一份工作，并开始学习医学。直到21岁（1887年），他才进香港刚刚成立的西医书院读书，五年后毕业。这样算来，孙中山在境外接受正规教育的时间应该是10年，至多是11年，而不是李文所夸大的14年。而且，所谓“境外”，也是19世纪80年代前后尚欠发达的夏威夷和香港，这和内地稍后建立的新式学堂相比，恐怕也说不上什么先进。毛泽东以及其他的中国领袖人物虽然没有孙中山这样长的“境外”学习经历，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他们对西方社会科学的了解都低于孙中山。毛泽东对西方社会科学也是下过工夫的。早在读湘乡东山小学时，毛就对梁启超办的《新民丛报》很感兴趣，里面的文章“读了又读”。后来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省立第一中学，因嫌学校课程有限，于是决定自修。这期间，他读了许多书，包括世界历史和世界地理，严复翻译的许多西方学术名著，像《原富》、《天演论》、《名学》、《群学肄言》、《法意》、《民约论》等，他都读过。当然，孙长期在境外学习生活，学习西方社会科学有其有利条件，但是，他学的专业毕竟是医，而流亡国外主要是为革命进行宣传组织和筹集经费，读书的时间是有限的。他曾鼓励留学生读《资本论》，但他自己却没有系统地读过《资本论》，就是证明。
⒊所谓“他（孙中山）凡事都以设计制度为先，以遵守法纪为重，以维护法纪为本。……这在中国领导人中很少见。”在这方面，李文以孙中山与宋庆龄结婚之前先与卢夫人办理离婚手续为例来做说明。其实，早在孙宋结婚之前，孙曾与和他一道革命的陈粹芬共同生活过，人称“陈夫人”，也有称“国妪”的，但孙并未办理与卢夫人的离婚手续。在陈之后，孙还曾和一位日本少女大月薰结过婚，人称“樱花夫人”。但是这一次他也没有与卢夫人办理离婚手续。这些，治孙中山史者当不会不知也。
4.所谓“列宁说革命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就是镇压和杀人，这是暴力革命造成社会恐怖的理论上的根源。”其实，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列宁而是马克思首先提出的，这一点，马克思1852年致魏德迈的信说得很清楚。在这方面，孙中山对阶级斗争是持批评态度的，当然他对无产阶级专政也是不赞成的。但是，既然要搞社会主义，不建立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统治，不镇压那些已被打倒的阶级的反抗，社会主义能够巩固并且向前发展吗？问题还在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并不限于镇压，更不是如李文所说的只是杀人，它还有组织经济和文化的职能。应该说，无产阶级专政乃是由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过渡所不可缺少的政治上的保证。至于李说“无产阶级专政是暴力革命造成社会恐怖的理论上的根源”，更是倒果为因的说法。事实是先有革命而后才有专政，后者显然不是前者的根源。社会恐怖也不是暴力革命造成的，而是反革命逆时代潮流而动的结果。苏联十月革命后14国进行武装干涉，国内白卫分子进行武装叛乱，造成了白色恐怖，难道应归之于暴力革命？上个世纪70年代，智利社会党人阿连德当选为总统，并未经过暴力革命，但是反动势力却用暴力将其击毙于总统府。这种恐怖事件难道是暴力革命造成的？需要指出的是，孙中山虽然在理论上并不接受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但是，现实生活却使他懂得，没有军队和武器，革命是不能成功的。他开始依靠军阀，后来终于觉悟到要有自己的军队，并且在苏联帮助下建立了革命的军队。后来，当商团持反革命态度时，他更认识到，完成革命要有专政手段。他在给蒋介石的手令中写道：“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现在局面由汉民、精卫维持调护之。若至维持不住，一旦至于崩溃，出快刀斩乱麻，成败有所不计。今之革命委员会，则为筹备以出此种手段，此固非汉民、精卫之所宜也。故当分途.以做事，不宜拖泥带水以敷衍也。”（《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145页）这是孙中山晚年思想的又一重要进步。李文对此不察，竟然大反革命专政，实是对孙中山思想的极大误解。
5．所谓“他（孙中山）的现代化方案有西方经济学的内容，……比较毛泽东几十年之后还用乌托邦的办法，吹牛撒谎的办法，用搜刮老百姓的办法来搞大跃进，结果饿死了几千万人，孙中山确实是很了不起的。”在现代化方面，孙中山确实倾注了大量心血。早在1912年他辞去临时大总统后就搞了一个用十年时间修建10万公里铁路的庞大计划。1919年，孙又制定了一个更为庞大的实业计划，企图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之国际资本实现这一计划，即所谓“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398页）李文说孙中山的方案“有西方经济学的内容”，“很了不起”，实际上，在孙中山的计划里并没有什么“西方经济学的内容”，李文这样说除了说明他对西方经济学的盲目崇拜外什么也不能说明。孙中山的计划对后人应该说是有参考价值的，但是在当时却没有实现的可能，不仅社会政治条件不允许，就是从经济上来说，资金问题也无法解决。美国商务部长刘飞尔在其给孙中山的的复函里对此说得很中肯。他说：“阁下亦明知案中一小部分尚需数十万万金元，而其中多数在初期若干年间，不能偿其所投之利息和经费。是故，其必要之债务所需利息如何清付，实为第一须解决之问题。以中华民国收入负担现在国债，利息太重，难保新增之息必能清付。则今日似必要将此计划限制，以期显有利益足引至私人资本者为度。”（见《孙中山全集》第407-408页）毛的“大跃进”计划比之孙的实业计划，其实是“小巫见大巫”。如果说毛的“大跃进”是“乌托邦”，那么孙的“实业计划”又是什么呢？因为从结果来说，孙的实业计划长期只停留在纸上，而毛的“大跃进”计划虽然造成了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和很多损失，但还是取得了许多重要的实际成果的。事实上，我国的一些高新技术（如研制原子弹等）就是那时起步的，一些工业空白（如万吨水压机、车轮轮箍等）就是那时填补的，而全国的地方工业（包括钢铁、煤炭、机械、化肥等）和和集体企业也大都是那时发展起来的。李文认为毛是用“搜括老百姓的办法”来搞大跃进的，人们要问：当时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能够引进外资吗？不实行自力更生的政策能行吗？难道这就是“搜括老百姓”吗？李文说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也是没有根据的。
李文还评价了宋庆龄和江青，说“宋庆龄具有宽厚、仁慈、温柔、贤惠的品质，她这个国母的形象很符合中国人的传统心理。这一点和江青不同，江是泼妇”。李文说这些话的用意是很清楚的，但这样做是完全不适合的。在这里，李文把宋庆龄简单归结为一个贤妻良母式的传统女性也是很不恰当的。应该说，宋庆龄首先是一个革命者。早在美国读书时，她就在校刊上发表文章欢呼辛亥革命的胜利。1914年起她担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1915年她冲破家庭和社会的重重阻力和孙中山结婚。这些，都表现了她是一个革命的新女性。在孙中山去世后，她继承孙的遗志，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在白色恐怖下与蒋介石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更表现了一个革命家的大无畏的气概。她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而她本人，也由一个爱国者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由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应该说，她的思想已经超越了孙中山的历史局限。实际上，她和毛泽东一样，不仅是孙中山思想和事业的继承者，而且是他的思想和事业的发扬光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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