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沙颍河是淮河的最大支流，因沙河和颍河在周口交汇而得名。沈丘是沙颍河在河南境内流经的最后一个县，上与项城接壤，下与安徽省界首市相邻。该河因多次遭到污染，成了淮河治污的"难点"之一。近年来，在沈丘出现了多个“癌症高发村”。今年“十一”期间，我校社会学系教授张玉林率学生6人赴沈丘，在“淮河卫士”霍贷珊的帮助下，利用长假对沙颍河沿岸群众健康状况进行普查，同时对“癌症村”的形成、现状以及治理工作一探究竟。本报学生记者团的靳菊春同学参加了此次活动，文章节选自她的调查报告。
10月1日，张玉林老师带领刘宝军、张涛、徐超、邵燕、王欣和我，师生一行7人从南京出发，大约下午3点到了沈丘。我们先拜访了霍贷珊老师，他以前是《周口日报》的摄影记者，曾经多次报道过淮河污染的情况，目前辞职在家，带着两个儿子继续为淮河治理而呼吁，有“淮河卫士”之称，刚刚被评为“2005年度公益之星”。
我们本来计划对纸店镇王营村进行调查，因为可以利用霍老师收集的疾病方面的资料。但是见了霍老师以后，他建议我们去与界首交界的孙营，因为那里情况更典型，而且以前对这村的报道较少，当地民众会比较配合。
10月2日，在霍老师的陪同下，我们到了孙营。第一站是村委书记家。我们的思路是先请领导介绍一下基本情况，然后再做一个自然村的入户普查。
村委书记杜卫明，从1995年就一直在书记任上。他介绍了孙营的一些基本情况：“孙营是杜营行政村的一个自然村，杜营行政村下面有两个自然村：杜营和孙营（村名都以村中人的主要姓氏命名）。孙营有280多户,1600多人，分为7个村民小组。在统计上有土地1207亩，目前实际上有土地800多亩，修公路占用了130多亩，修建高速公路又占用了140多亩。有40多户以收破烂、搞塑料回收谋生。另外有21家用塑料机对回收的塑料进行加工，一年能赚1―2万元。外出打工的有356人，主要是青少年，一般都是初中毕业就外出打工。一般到陕西、广州、深圳，他们一年回家一次，长年在外。”
他还说：“沙河污染是从1985年开始的，在干旱季节，100米开外就能闻到沙河里飘来的恶臭。从1985年以后，很多人相继死于癌症，据1996年的统计数字，总死亡人数187人，其中癌症死亡者有100多。今年以来，已经有11个人去世，其中年龄最小的才17岁。”
让我们没想到的是，杜书记的父母均死于癌症。母亲，1988年66岁死于淋巴癌，做了三次手术，总共花了11万多，也没能挽回母亲的生命。父亲，1998年64岁（父亲比母亲小12岁）死于胃癌，住了6次院，郑州2回、沈丘1回、界首3回，总共花了7万，当时的确没有办法，还借了2万多的外债.。现在孙营得癌症的有5―6人，死亡的4人。另外有3个小孩痴呆，其中有一个只有5岁，生下来就是痴呆，到现在还不会走路。”
访谈完杜书记，接着我们去了妇女主任王翠英的家，为了了解孙营户口的基本概况，我们转抄了一份孙营的计划生育户口册。计划生育户口册记录了村民每户人口的基本状况，包括如下几项内容：户主、家庭人口数、出生年月、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是否去世、备注等。
下午我们开始入户普查，考虑到村民的文化程度不一，有些还不识字，我们采用了访谈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一般两人一组，一人提问，另一人记录。问卷是以疾病状况为中心设计的，包括家庭的人口结构，以及经济状况，用水设备等等。
我和刘宝军一组，访谈的第一家，是一位中年妇女接待我们的，可能是对外来人还心存顾忌，而且据说以前有人来调查过，那位中年妇女三缄其口，什么都说好。没想到我们访谈的第二户情况就不同了，我当时感到很是震惊，家里只有两个老人在家，大约在60来岁的样子，院子里一片荒凉，据说儿子在外打工。老爷爷偏瘫，常年吃药，老奶奶身体也不好，老奶奶一直不停地对我说，：“我整年都光吃面，都好几年没吃过菜了。”我知道她说的菜是指肉食，她说她想自杀。在10月5号我们做完村里的普查，又回来对她做了一个重点访谈。
我们很快就做完了老师划定的4户人家，还有很多时间，所以决定去看一看“声名远扬”的沙河。在村人的指点下，我们来到了沙河的岸边。沙河，作为淮河最大的支流，默默的流淌着，黄褐色的水面翻腾着白色的泡沫，听河边人讲，因为下了一个多月的雨，沙河的水要好多了，甚至还有从上游带来的鱼虾，估计这应该是沙河一年中最“干净”的时候了。河边到处都脏兮兮的，没有什么风景可看，我们又从河边沿河做了几户人家的普查，从这几户人家，我们了解到沙河除了在汛期以外的时间都是恶臭无比，沿河的7、8户人家中，几乎每户都有患呼吸道疾病或者糖尿病的，有两人已经因为气管炎去世，另外还有两户人家反映，家里有人常年腹泻有的甚至已经十几年了。有一个妇女说，她丈夫在外面打工没有肠炎，怎么一回家就有了，整天腹泻，回到他打工的地方就不治而愈。
头天下午我们访谈的所有人家都有自来水供水管道，但是他们都说，自来水不如井水好喝。有些人家甚至因为自来水不好喝，依旧饮用井水。
村子里很穷，很多人误以为我们是政府来的，把我们当救星，不停地向我们诉苦。他们反映，上面征用土地没有给予补偿，另外还有些人来村子里卖假药。有一个60多岁的老人还买了400多元的假药，他把买来的假药给我们看，但显得很平静，好像司空见惯似的。
第一天进村，给我留下的影响很深刻，村子里到处都很脏，隔这不远就有大大小小的池塘，池塘的水上飘着绿色的藻类，以及在水里堆得像小山的垃圾，很难看到水色，即使能看到的地方，水色也是黑得跟漆一样。我们遇到3个华南理工环境工程专业的大学生，他们也来社会调查。他们说这种水只能算“劣五类”，已经不能被称为水了。由于这里人口密集，加上码头、公路占用土地，很多人家都没有土地维持生计，村子里有好几户人家以收破烂为生，他们院子的里里外外都堆满了垃圾，主要是成堆的塑料，连刚收回来的玉米都晒在垃圾堆上面。
10月3日、4日两天，我们继续进行普查，10月3日我和霍老师一组，这是我们第二次进村，大家都已经知道我们的来历，也都很配合，我和霍老师一天做了26份。我们普查的那个胡同算经济条件在村子里比较好的，其中9户人家没有健康方面的问题，2户有气管炎，有5个人得过癌症，但都已经去世，其他的各种病都有一些。有两、三户条件好的人家已经搬迁，院子里空荡荡的，跟邻居谈到他们时，时常听到的话就是，“他们比较有能耐啊，早就搬出去了。”看得出来，很多人都想搬出去，但现实中又有种种因素的限制使他们不能如愿。
从10月2日到10月4日下午，村里260多户，除搬迁的20多户以外，我们共普查了220多户（有些人家几次都见不到人），基本上完成了计划。在我所作的调查中发现，得癌症去世的一般来说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差，年龄大多在60多岁左右，死亡时间主要集中在1994、1995年，差不多也就是淮河污染最严重的时候。
10月4日下午还剩下一点时间，我们分组去做了一次重点访谈。我和刘宝军以及徐超一起去访谈一个村卫生所的医生。在村中一个孩子的带领下，我们找到了孙营村卫生所，卫生所的主人是孙志廷，一个50岁左右的男人，微微有点发福。他一直对我们充满戒心，他问我们是不是省卫生部门下来做调查的。当刘宝军把研究生证拿给他看了以后，他才勉强答应接受我们的访谈。孙志廷的父亲是老中医，孙从父行医，一年有5000―6000元的收入，这个小诊所开在从沈丘―界首的公路边上，到这来看病的不光孙营村的人，周围三公里左右的人都过来看病。
“我们这个地方从90年代开始，发病率高，一般都是肝癌、胃癌，有的人家一户有几个人死于癌症，平均下来几乎是每户都有一个人死于癌症。很多人身体感到不适时，来卫生所随便吃一点药，如果还是不能好，才去大医院检查。即使有的人生的不是癌症，也是气管炎、糖尿病。人们在我的卫生所一次没有治好病，就不再到这里来看病了，去别的诊所或者城镇上的医院去看病，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统计具体的病例。”
“这条公路两边挨着4个行政村，总共有7个诊所，各个诊所的情况都差不多。一般诊所的生意在夏季算是旺季，一天有4―5个人过来看病，主要是肠炎，在这边也就主要是腹泻，还有发烧、腹痛。其他季节生意都比较清谈，平均下来一天大约有2―3人过来看病。”
“我们这个地方现在还没有实行合作医疗，以前实行过一年，但实行不下去，所以又停办了。具体原因我也不好说。”
10月5日是我们在孙营停留的最后一天，那天我们依旧是分组做重点访谈，我们组还是我和刘宝军、徐超，首先访谈了一位住在村里的医生，后来又访谈我们第一天进村那位对我们直言不讳想自杀的老太太，最后一站是沈―界公路边的另一家诊所。
住在村里的那位医生相对其他的几位显得和善一些，名字叫孙冠英，今年60岁，行医已经三四十年了。由于他住在孙营村里，找他看病的人比较多，所以他对这方面的了解也比较全面、可靠。
“从我八十年代初在村里开诊所起，那个时候一般是正常死亡，死亡的人数比现在要少一些，从1985年开始，村里70%死的人都是因为癌症。村里的医疗设备比较落后，要到沈丘，或者界首才能检查出来，有的还到郑州的大医院去检查，一次1000多，农村家庭都比较困难，哪有钱治病？得了癌症只能等死，一般是知道自己得癌症以后，就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发烧的时候就吃点发烧药，不会在大医院住院治疗的。村里也有家庭条件比较好的，发现早的话就做手术，一般都要花上4、5万。”
“五六月份吧，卫生部和河南卫生局下来检查过，让我们填了一大堆表格，具体内容不记得了。反正是关于污染方面的吧。包括空气污染、水污染和食品污染，我认为对于食道癌、肝癌、胃癌，水污染的影响比较大一点，肺癌则与空气污染有关，我们这里到了夏天气味特别大，河水都不能洗澡，用自家的井水煮的稀饭都没法吃，我们这的污染已经持续一二十年了。现在这个地方，到了夏季和秋季，拉肚子的比较多，慢性肠炎的也有一些，这些是小病，但是要治愈很不容易，现在气管炎，哮喘病人也比以前多。”
在我们访谈做到一半的时候，有一位中年妇女过来找孙医生看病，于是我们有幸看到农村医生诊断的全过程。孙医生让病人说了一下自己哪里不舒服，有没有发烧，又摸了一下脉搏，然后给她开了一点药。等她走后，我们问孙医生刚才那位妇女得了什么病，孙医生轻描淡写的说：“她有一点内烧，但好像不是感冒，应该是胃火上延。”接着话题便自然地转到孙医生近期的接诊情况上来。
“10月1日至10月4日，总共接诊了5、6个病人，主要是孙营和杜营的，10月1日，孙冠山，支气管炎和哮喘，另外有一个得肠炎的也过来看过，其他一般都是感冒之类的一点小病，在我们这里看病都很便宜，一般一次感冒花上20、30元就差不多了。”
“就在前段时间，孙应清因为肝癌去世。孙营的孙冠其，58岁，胃癌已经有两三年了，做了手术，胃被切除了1/3，在我们这里胃癌一般都称为胃病，不然别人会不高兴的。村子里因为高血压引起的半身不遂有几十个，一般都是老人。”
谢过了孙医生，我们路过第一天调查的地方，便进去访谈在我们第一天进村时那位对我们直言不讳想自杀的老太太。我们两次到她家，她都问我们带医生过来没有，她想检查身体。她和其他的村民不同，我们只稍微提一下，她就按着自己的思路说个不停，不时叹气，边说还边流泪。
“儿子在苏州打工，闺女出嫁了，家里就剩下我们两个老人，丈夫他从去年开始半身不遂，长年吃药，一年药费就要两三千，我以前就血压低，去年又把腿摔断了，花了3000多治病，现在还没有完全好，一动就肿，而且痛。像我们这个样子还要干农活。我们的医药费闺女和儿子都会给一些，剩下的就靠我们卖粮食慢慢攒。每年要买药，还要买肥料，粮食还要留点吃，哪里有什么闲钱，不瞒你们说，我们一年四季都只吃面条，连菜（指肉食）都没吃过，我只希望，天公作美，让我们吃点好的面，你看今年，下了一个多月的雨，玉米、豆子都烂了，想卖钱都没有了。生活真的没有盼头了，我早就想自杀了。可是自杀了，儿女脸上多不好看啊，这也不能怪他们啊，儿子也不容易，自己有三个孩子，都在上学，每年要好几千，自己都活不过来，哪里有钱孝敬我们？”
访谈的最后一站是一家私人诊所，里面的布置比其他几家好一点，户主叫孙高峰，很年轻，大约20来岁吧，据了解是周口的某个医学院毕业的，以前学的是内科，他妻子是妇幼保健学校毕业的，学的是护理，这是我们遇到的唯一一家从学校毕业的医生，这个诊所2003年才开业，对村里的情况也不是很了解，而且戒备心理很重，只是告诉我们每天大约有4、5个人到医院来就诊而已。
做到这里，我们的调查基本上到了尾声，下午我们便踏上返程的客车。短短的几天调查很快就结束了，但对我们心灵的震撼却深深地留在我们的脑海中，这是值得我们一生去思考和关注的问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