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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作为一个现代性话语的观察或者是研究的方向而言，我们大体可以分成四个不同的方向，它可能是一种思想或意识形态的不断持续辩证的话题，它也可能是一种文化生产现象的观察以及观察的结果或是评价，它也可能是我们通常所看到的政治运作的各种各样的逻辑的演述或者实践，它更可能，就我们的本行而论，是一种审美或是文学的操作特征。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有太多名家以及学者对这四方面作出了相当精辟的见解，我们所熟悉的，在过去的一二十年里所常常看到的有关现代性的辩证已经成为了一种新的潮流，它其实是一种新的物化的现象。比方说，我们在欧美的学院里任教，或甚至是在此时此地的各个不同的中国语言的环境里面，我们谈论现代性、现代文学、现代化，大概很少不看到本雅明的天使满天飞舞，很少不提到在废墟里面我们要怎样重建我们的新的主体性，谈到哈伯马，我们看到公众领域无所不在，看到报纸或是小说我们立刻想到国族的想象、国族的寓言。除此之外，我们最近对于所谓的日常生活，其实是50年代以来我们很熟悉的一个批评的词汇，现在我们在任何的学术场合也都琅琅上口，更不用说最近这一两年在欧美的学界，我们对感情的话语又开始产生了深深研究的兴趣。那么除此之外，这个国族身体、性别、意识形态等的主体性，也不知道这个主体到底是在哪里，可是我们觉得我们有必要来说明，来宣示。所以有关现代性的思考和观察，其实往往不再只是一个道德上的追求，它可以成为一种无上的律令，它可以物化成为一个我们觉得是必须在那里，而我们应该去迎头赶上的目标。事实上，过去的150年来，我们一直处于所谓的对于现代性亏欠的这么一种话语里面，我们总是觉得对于那个好像一触可及，但是又遥不可及的现代性的想象，不管是在物质的层面，或是在思考的层面，总欠了一些什么，也因此在许多未开发或是第三世界的话语环境里有所谓的迟来的现代性。
也正是因为针对这样的现象，我在8年以前，写了一本《被压抑的现代性》，在当时，我是希望用晚清以来的文学以及文化的现象，重新思考中国现代性的流变的种种可能。我的断代不再止于晚清的最后十年，而是从1840年以来，或是更早，产生的种种的大的变动，而这些变动当然是受到了所谓的早期全球化的影响，无论是军事、政治或者是文化的影响，同时也呼应了一个古老的文明不得不发生的求新求变的冲劲以及想象力。我个人以为，在这种种不同力量的激荡之下，才有了晚清最后十几年非常繁华、但又非常颓废的一种晚清文学早期的或是被压抑的现代性的可能。在五四之后，这种前期的现代性现象逐渐被压制，被归于一尊。我希望就着这样一种文学研究来探讨20世纪现代文明发展里的四种主流话语，我以为对于欲望的重新定义，对于价值的不同方向的思考，对于正义的一再追求以及定义还有实践，还有最后对于真理和知识的不同策略的考量以及寻求，是代表了从晚清以来我们在一个世纪不断追求的现象。但是相对于在过去的这十年里面，我们对于现代性乃至于后现代性的各种思考，我仍然觉得自己受到很大的限制，在批评的策略上也不免犯下了奚密教授所提出来的，我们种种的希望迎求，或者是迅速地和西方主流话语对话的冲动。今天在这样一个场合，谈自己的书或是谈自己过去的一些看法，真的是有感而发。
我们可以用一个非常有趣的比喻，说明我们对于各种现代性的追求，对于话语的追求，其实是像时装界的每年不同时尚的更新。我其实对这个有一个更深刻，可能也更刻薄的看法，我觉得追求时尚是没有错的，我们总是在一个求新求变的环境里去重新定义我们的现代性，但是最怕的是我们在追求时尚的同时，忘掉了刚才在时尚百货公司里面买来的时候铭牌或是价钱还没有拆掉。我还记得在很多年以前，我们在旅行的时候往往看到，有的人西装的外衣上有这样的铭牌，或者是我们的太阳眼镜上有一个丁零当啷的小小的价位，换句话说，我们今天在一个西方的话语世界里，我们是不是也仍然在追求时尚的同时，忘了把我们原来购买的那些品牌的特征拆掉呢？我们是不是有这个能力把我们自己的所谓的主体和西方所灌输给我们的不同的现代的话语或是其他的形式融为一体呢？我想，在今天这样一个语境里面，全球化的交通，各种各样的交通，早就不是一个问题，我们有这个能力在一个中国的语境里面，展示我们独树一格的低调的奢华，尤其是对理论的操作之上。
就着这个话语，我想接下来继续谈我个人最近的一些精彩也有趣的遭遇。我在来南京之前，承蒙我的同事陈平原教授告诉我，有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同事对我有不同的看法。我想在这样的一个语境里，我可以尊重，这个话不是在这里故作谦虚，我想既然我们谈了这么多年的众声喧哗、多声复议，在一个学界的讨论的环境里，当然有这个能量去了解对方在不同的环境里面所要提出的对现代文学、现代性的看法。那么争论的焦点，回到我们的老套的话题，到底是谁比较重要，是鲁迅还是沈从文。我想在座有部分的来宾知道我曾经写过一些对沈从文并不算成熟的文章和看法，引起了我的南大的同事不同的意见，我很期望有这个机会来真正产生对话，对于他的指出我个人研究方法上的错误和不及之处，我也真的是觉得应该虚心学习。但是问题的焦点正是回到我们今天所讲的被压抑的现代性这个主题之上。从目前的国内研究的环境来讲，鲁迅所代表的强势的、呐喊彷徨式的这种对现代性的话语或是实践或是行动上的各种憧憬和追求，仍然有他持之有恒的说服力或是合法力，但是我个人以为，除了鲁迅这种呐喊彷徨式的、强势的现代性的姿态之后，我们能不能想象在1903年曾经翻译过《月界旅行》的鲁迅，我们能不能想象在1925年以后曾经写过《野草》和《朝花夕拾》的鲁迅，或是晚年曾经写过《故事新编》的鲁迅。我们的鲁迅，其实他有不同的面貌，他所彰显的现代性也就应该有不同的层次，所以在这里不再是你死我活的厮杀，你如果不爱鲁迅，你肯定不是一个良好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继承人，那这不是我们的本意。同样的，讲到沈从文，我们想到的无非是《边城》、《长河》这类抒情诗式的、田园诗式的作品，但是我们只要稍微对沈从文在40年代以后的生活以及学术创作上有所梳理，他是一个迟到的西方现代主义的实践者，虽然并不（下转三、六版中缝）（上接第六版）是十分成功。在1946年，他也曾经一厢情愿的担负了文化建设的代言人的身份，曾为北京城勾画了一个柏拉图式的城市建设的远景。我觉得我们今天，此时此地，对现代性的研究，落实到文学批评的领域里面，我们有必要让我们各种各样不同的大师有不同的面貌出现。由此我就想到，在这次会议的几天里，就我个人所观察，我也觉得，也许在我们讨论了太多的，我指的是现代文学方面，有关写实现实主义的论证之后，对于抒情主义的重新思考，这里的抒情主义不再是沈从文所代表的一个单向发展，它也可以包括了比方说像是王国维、废名、周作人，甚至像是胡兰成等等的作家一脉相承所产生的一种看待中国现实，或是想象中国未来的方法，我觉得这样的不同的话语对应之下，我们对于现代性的挖掘仍然是需要持续的。
所以在这里，我个人的建议是，今天我们除了讲现代性之外，也许在此时此地，这么一个有对话意义的会场里面，我们们更应该强调现代性的对立面。我这里所讲的不再只是一个单纯的历史而已，而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在这个历史性的问题里，再一次的让我们就着现代的立场去看待我们的过去，不论是我们的生活的过去，我们的思维的过去，或是我们文明累积的过去，曾经以这么多种不同的面貌不断的为我们作出提示，但是缺乏了现代的立场，我们也无从去重新看待和发掘这种不同过去、文明所留下来的历史性或是历史感。今天我们对于本雅明，对于哈伯马，对于福柯等等西方的话语大师耳熟能详，有多少时候，至少是在国外的汉学范围之内，我们对于梁启超和公羊派一脉相承的各种说法，对于政治上面现代性不断推陈出新的话语有所心得或是新的看法，或者是我们看到的王国维对他所代表的沉郁悲怆的抒情美学，是不是也同样可以为我们过去一个世纪感时忧国的这么一种书写姿态有所启发呢？或者甚至像是章太炎，他过去强烈的以佛家和道家为基础的虚无主义思想如何为中国现代的一代文人砸下了非常精彩的一个石破天惊式的启示，那么更不提鲁迅与魏晋六朝的诗酒风流的种种对话性。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如果要谈传统与现代的对话，尤其对于从事现代文学或是现代性的学者或者同学来讲，我们真的必须要相信现代性这个词本身就是一个时间的观念，而我们必须要站在一个时间的洪流里面，去不断挖掘无数的现代所累积出来的历史性以及历史感。那么我再强调一次，这个历史性、历史感不是从故纸堆里堆砌我们所知道的断简残篇的材料而已，而是以一种更批判的态度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重新思考过去与现代生生不息的对话的关系，我们谈到被压抑的现代性，那今天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能量和意愿，把那些已经被压抑的现代性再重新解放出来，或者是把这个被压抑的现代性再用我们所熟悉的各种各样的现代以及后现代的西方话语再压抑下去。
（作者为哈佛大学教授，本文是作者在“传统与现代的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主题演讲，李亭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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