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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的“中国诗学研究中心”成立仅有一年，但是说到本中心的学术传统，却必需追溯到上个世纪之初。斗转星移，如果把1914年9月由南京大学的前身之一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所设立的国文预科班和国文专修科视为南大中文系的直接源头，那么南大中文系已经走过91个春秋了。
去年在庆祝90周年系庆时，我为了回顾系史而整理了一份曾在我系任教的已故著名学者的名单，发现他们中间曾经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人竟占三分之二以上，例如：王伯沆、李审言、黄季刚、胡小石、陈中凡、汪辟疆、吴瞿安、陈去病、顾实、汪东、姚永朴、陈匪石、卢冀野、胡翔东、闻一多、陈登恪、刘国钧、王易、罗根泽、朱东润、钱南扬、吴白�、管雄、王气中、程千帆等。这些学者在南大任教的岁月或长或短，研究领域则各有专攻，但若论学风之朴实、学术之精湛，他们堪称一个志同道合的学术群体。在他们的辛勤努力下，我系的古代文学研究在教育界和学术界久享盛名，在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曾以“东南学术”之名驰誉海内外，到八十年代以后又成为全国著名的重点学科。
当然，像国内所有大学的中文系一样，南大中文系始终伴随着整个国家的风雨历程，先后经历了抗战西迁、院系调整以及文革等曲折过程，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才重返正常的发展轨道。由于我系的前身之一是民国时代中央大学的中文系，又位于民国的首都南京，所以我们比国内其它著名大学的中文系经历了更多的艰难经历。抗战时期南京沦陷且遭到严重破坏，我系仓皇西迁，本来可以大展鸿图的发展前景化为泡影。五十年代院系调整时，我系又受到有意无意的压抑和削弱，在国内的地位逐渐下降。此外，我系曾是以“学衡派”为标志的东南学术的重镇，由于学术思想领域内激进的左翼倾向渐占上风，而东南学风则被主流意识形态打上了“保守、落后”的烙印，我系在学术思想方面的话语权日渐衰微。在上述过程中，古代文学学科所受到的打击是中文系所有学科中最为深重的。尤其是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厚今薄古”的整体性学术氛围、“古为今用”的指导性研究思路，都使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学者动辄得咎。及至后来，在“大破四旧”、“儒法斗争”等喧嚣声中，整个古代文学学科几乎遭受灭顶之灾。等到阴霾散尽、大地春回的时候，南大的古代文学学科不但雄风不再，而且甚为衰微了。
正在此时，年过六旬的程千帆先生应聘到南大来任教，为南大的古代文学学科注入了生机。程先生曾在南大的前身之一金陵大学求学，师从黄季刚、胡小石、刘国钧、胡翔冬、吴瞿安、汪辟疆等名师，还向当时在南大的另一个前身中央大学任教的汪东、王易等先生请益，不但在经学、史学、目录学、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等方面积累了深厚的学养，而且学到了老师们的治学方法和治学精神。正由于程先生的学术基础是在南大打下的，由他返回母校来领导重振古代文学学科的工作，在学术渊源上与南大的传统天然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与此同时，由于程先生在长期的学术研究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逐步总结出一套特色鲜明的学术理念，由他来主持南大古代文学的学科建设，就有条件形成较为鲜明的学科特色。于是，在程先生的主持下，南大的古代文学学科不但逐步恢复了元气，而且日益发展壮大，终于成为以成就卓著、特色鲜明而为学界瞩目的全国重点学科。
那么，南大古代文学学科究竟有什么特色呢？简单地说，就是文献学与文艺学结合，文学与史学沟通。先说第一点：程先生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就呼吁运用“将批评建立在考据基础上的方法”，后来他又用不同的说法来表述这个理念，如“搜集材料与整理材料两个层次相结合”，“文献学与文艺学相结合”，等等。说法虽异，精神却是一以贯之的。考证与批评本是中国传统的文学研究的两翼，古今的优秀学者本是两者兼通的。可是到了现代，随着学术成果积累的日益丰厚和学术分工的日益细密，这两项工作渐渐分道扬镳。学者或长于此，或长于彼，互相隔膜，有的甚至互相轻视。在学术界大声疾呼且身体力行地把两者结合起来的学者，程先生可说是当代第一人。幸运的是，与程先生一起领导南大古代文学学科的周勋初、卞孝萱两位先生对上述理念心领神会，程先生的观念成为整个学科的共同理念。三位先生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十分重视运用文献学的方法，并亲自动手做文献整理方面的工作，程先生撰写了四巨册的文献学教材《校雠广义》，还在古稀之年主持编纂《全清词》。周先生费几年之功完成《唐语林校证》，还专门撰写了长达五万字的《唐诗文献综述》。卞先生长期从事清代、民国碑版的收集、整理，还编定郑板桥的全集。此外，三位先生在研究生培养中也十分重视文献学的训练，自从1979年程先生亲自为研究生讲授校雠学课程以来，这门课程二十多年从未间断，业已成为南大古代文学学科最重要的传统课程之一，一届又一届的同学们从这门课程中得到了文献学方面的严格训练。
其次，南大古代文学学科非常重视文学与史学的沟通，在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上都不自设藩篱。古代中国的学术本是文史哲不分家的，因为古代的学术文化本是一个整体，对它的研究也不宜只见一个侧面。程先生平生治学，虽然重点在文学，但也很重视史学，他在《史通》研究上花了那样多的心血，就是一个明证。周勋初、卞孝萱两位先生的研究工作也是文史兼通的。七卷本的《周勋初文集》中即收入了《文史探微》和《文史知新》两种著作，仅从书名就可知其性质是打通文史的。在卞先生的著作中，关于唐代诗人的年谱和评传显然都得力于其兼通文史的学术功底。更重要的是，三位先生即使在研究古代文学领域内的具体课题时也经常熟练地运用史学的方法，例如程先生在研究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的关系时，就得益于对唐代科举制度等历史知识的熟练掌握，从而在资料的收集、甄别以及史实的考订中左右逢源，如鱼得水，并得出了不同于前贤的新说。程先生的此项研究被认为文史结合的典范性成果，受到海内外学界的高度评价。又如周先生对曹魏集团“三世立贱”的现象进行了精辟的分析，指出曹氏此举不但含有阻止后族干政的政治目的，而且意味着对传统道德观念的离弃，曹氏的这种家风对“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的建安文学有深刻的影响。如果不是文史兼通，是绝对写不出这样精采的论文来的。再如卞先生关于唐代传奇小说与政治之关系的一系列论著，别具手眼地将唐传奇置于当时的政治背景中进行解析，从而使一些长期聚讼纷纭的疑难问题迎刃而解。凡此种种，都说明三位先生的学术研究都具有以深厚的史学功底来解决文学史问题的性质。在他们的言传身教下，南大古代文学学科的中青年学者也都接受了这种学术路数，而且已有不俗的表现。
岁月不居，一个学科迟早会面临新老交接的问题。薪积火传，一个学科的生命力在于代代相传的学术精神。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南大古代文学学科的老一辈学术带头人逐渐退出学科的日常工作，年青的一代逐渐成为学科的中坚力量。由于学科的新一代成员大多是程先生他们的入室弟子或再传弟子，所以上述学术理念在学科内部得到了较好的继承和发扬，尽管各人的研究领域及学术路数并不相同，但是脚踏实地的学风和实证性研究的选题倾向却是基本一致的。十几年来，学科成员发表的论著在数量上也许不算太多，水平也不算太高，但是基本上都做到了言之有物、立论有据，基本上避免了游谈无根或空洞无物的弊病。在当今急功近利的浮躁风气甚嚣尘上的大环境中，我们基本上做到了坚守自己的学术传统而心无旁骛。当然，我们清楚地知道学术必需创新，尤其是在研究领域的扩展和研究手段的更新等方面，我们决不能因守师法而固步自封。近年来在学科内部已经孕育出域外汉籍研究、海外汉学研究等新的学术生长点，初步体现出开拓性的新气象。但是就原则性的学术精神而言，我们仍然坚守着本学科相沿已久的传统，我们坚信这是有利于本学科健康发展的优秀传统。
2004年1月，我们成立了南京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中心的成员都是南大古代文学学科的成员，中心的物质条件也就是古代文学学科的原有图书、设备，此外一无所有。由于没有固定的办公用房，我们甚至没有悬挂中心的牌子。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成立这样一个中心呢？我们又为什么要以“中国诗学”作为中心的名称呢？对于这两个问题，我想合在一起来回答。从表面上看，南大中国诗学研究中心是在学校的要求下成立的，是为了适应现今的学术管理体制，也是为了进一步集中学科力量、凝炼学科方向的必要举措。从本质上看，诗学中心的成立确实能发扬本学科的传统，凸显本学科的特色，从而更有效地发挥本学科的优势。众所周知，程千帆先生的治学范围相当广泛，举凡校雠学、史学、文学史、文学批评史，他都有很深透的研究，而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程先生的学术研究有一个堪称核心的领域，那就是诗学。程先生最重要的著作如《古诗考索》、《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被开拓的诗世界》等都是关于诗学的，此外他还编选了《古诗今选》、《宋诗精选》、《日本汉诗选评》等诗歌选本，这些诗选的选目和注释评析也都体现了程先生的诗学观点。同样，在周勋初、卞孝萱两位先生的学术研究中，唐诗研究也是特别耀眼的一个闪光点。可以说，在南大古代文学学科的学术活动中，诗学一向是最重要的领域，也是最有发展前景的方向。我们所说的“诗学”，并不是源自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的泛指文艺理论的Poetics，也不是专指做诗、论诗的学问，就像唐人郑谷所说的“衰迟自喜添诗学”或朱自清所说的“所谓诗学，专指关于旧诗的理解、鉴赏而言”。在我们的理解中，“诗”是广义的诗，即包括辞赋、词曲等文体在内的所有韵文；“诗学”也是广义的诗学，即一切有关“诗”的研究，包括对历代诗歌总集或别集的整理、编纂（例如重编《全唐五代诗》以及编纂《全清词》）、诗人研究（例如诗人年谱、评传）、诗歌研究、诗歌史研究、诗歌流派研究、诗歌理论研究等方面。近年来，我们还有计划地开辟了一些新的研究方向，诸如域外汉文诗话的整理、古代诗歌的文化学研究等。我们当然并不认为“诗”就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全部内容，也不认为“中国诗学”这个名称可以涵盖南大古代文学学科的全部学术活动，但是我们确信本学科投入力量最多、创获最大的研究方向就是“中国诗学”。所以，南京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虽然是新成立的一个研究机构，但是其组成情况与南大古代文学学科基本重合，其学术渊源、学术路数以及学风倾向也与南大古代文学学科完全一致。
在南大古代文学学科内部，我们一向尊重每个成员自己的研究兴趣，很少组织大规模的集体课题。因为我们相信，真正有价值的文学创作必然是高度体现个性的，同样，真正有价值的文学研究也应该是个性化的一家之言。除了大型的古籍整理之外，我们从不奢望编写出大部头的集体著作，而情愿向学界奉献单篇的专题论文或篇幅不大的个人专著。诗学中心成立后，我们依然希望保持这种特色。诗学中心成立一年以来，中心成员完成了六部专著，它们是：莫砺锋的《中国古典诗学的文化观照》、徐有富的《唐代妇女生活与诗》、曹虹的《中国辞赋源流综论》、许结的《赋体文学的文化阐释》、程章灿的《中古近古文学文献研究》、赵益的《古代术数文献研究》。现在我们把它们编为一辑，交中华书局出版。读者很容易发现，这六本书从内容到写法都并不完全一致，以至于我们很难按时下惯例，为它们起一个“XX丛书”的名称，所以名为《南大诗学中心专刊》，这六本书算是专刊的第一辑。一年前，南大中国诗学中心是静悄悄地成立的，没有举行仪式，也没有发布消息。现在我们对南大诗学中心专刊的出版也不会作任何宣传，只希望把它们静悄悄地呈送到读者面前。作为南大中国诗学中心的主任，我有责任向读者介绍中心的基本情况以及此辑专刊的由来，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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