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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05年11月，许倬云先生作为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特聘的首位讲座教授，在南京大学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学术交流活动。
许先生系江苏无锡人，1930年7月出生，1953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史学系，1956年获文科硕士学位，后入美国芝加哥大学进修，1962年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获人文科学哲学博士学位。曾任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等职，1970年赴美国任匹兹堡大学任历史系教授、校聘教授。1986年当选为美国人文学社荣誉会士。历聘为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夏威夷大学讲座教授、杜克大学讲座教授、匹兹堡大学历史系退休名誉教授等职。1980年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2000年10月被东南大学、南京大学聘为名誉教授。2005年10月，被南京大学聘任为“余纪忠暨夫人讲座教授”。
作为具有国际眼光、全球视野的著名历史学家，许先生在中国社会史、中国上古史研究领域造诣精深，特别注重治史方法的探索和创新，誉满海内外。先后著有《心路历程》、《历史学研究》、《求古篇》、《开心篇》、《西周史》、《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挑战与更新》、《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现代伦理寓言－东游记》、《历史分光镜》、《Ancient China in Transition 》、《Han Agriculture》、《Western Zhou Civilization》等专著，另有论文和“百科全书”条目一百余篇。
为了让大家对许倬云先生治学有更深的了解，本报特推出对他的专访，以飨读者。
“小时候在家没有上学，抗日战争期间随家东奔西走，当年我父亲参与着抗战前线国民党军队经济支援方面的工作。所以我们一直在临近前线的区域跑来跑去，有时住就住在内地的流亡学校，往往在破庙里面。”
“我父亲是英国式海军军官出身，他看什么书我就看什么书，他一路走一路向我传授这些方面的知识，欧洲战场、海战、陆战他都给我解释，人文地理、自然地理也都告诉我一些。他每天关注日寇进和退的战报，我就是他的听众，这发展了我广泛的兴趣。虽然这些是很偏的知识，但归结起来列入历史学最合适。”
“抗战胜利以后，我进了辅仁中学高一，当时我的功课非常偏颇。文、史够用，数、理没有基础。几个老师就指定我看一些书,包括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等，这类书对我发生了很大的作用。”
“我一九四九年考上台湾大学外文系，一进校在文史部分表现比较出色，校长就找我说，你的写作不错，应该读历史学。第二学期因为我作文比赛得到全校第一，他又找我交谈，给了我极大的鼓励，我心里是很感动的。”
“我在大学期间的老师很多，所以学问的路走得很自在，可以说是‘吃小灶’长大的。我学习的本事很大，能够像海绵一样地善于吸收，知识多而杂……”
――2005年11月4日上午，在南京大学南秀村宽敞的客寓中，面对来访的徐雁教授及其指导的几位研究生，许倬云先生侃侃而谈。
治学的方法就是保持“动态的观念”
我进台湾大学的时候，北京大学、中央大学、清华大学的一批老教授，基本上都集中在台湾大学。那时候，历史系十五个学生，系里面老师比同学还要多一点，因此我们上课非常幸运，常常是一对一地“吃小灶”。
这种特殊的教学格局，使我必须在不同的老师、不同的思考方式中寻找到一个“平衡”来加以调和。李济之先生是考古学家，李玄伯先生是演化论专家，凌纯声也是中大的老人，推崇地理决定论和传播论，芮一夫研究结构论……这就逼得我要思考同一个现象的几家不同的解释，以调和它们的冲突，并且形成自己的观点。
到美国芝加哥大学读书时我注册在历史系，挂靠在东方研究所，我的专业是上古史，从“春秋时期”开始往下做研究，然后倒回去做到“新石器时代”。这同样要面临在台大时遇到的“平衡”和“调和”的问题。而且还加上了一个角度，当时三个地区的研究状况――地中海东边、两河领域、埃及，刺激着我来想中国的形态。当时东方研究所如日中天，一批犹太人被希特勒赶跑了都集中在那里，而“社会学”也刚刚被韦伯介绍到美国，在课堂上常常听到这个老师批评另一个老师的什么错了，从来不留余地的。
所以，我一开头就掉到了五花八门的观点中间，需要自己理出个头绪来。等到理出了基本的一个头绪，我就写《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的论文，讨论一个大时代的“转变”--春秋战国，理论上是社会史论，实际上我碰到的是社会经济、国家形态、当代思想模式的课题、社会演变的问题，连战争物质文明都要讨论到。写《汉代农业》一书时，我就运用了经济学，尤其是“发展经济学”。写《西周文化史》时，我把“文化人类学”的东西重新摸了一遍，“考古学”的东西则能用多少用多少。所以，动态的变化，互依互补的变化。
写了书以后，我就知道了自己的路在哪里。用今天的名称讲，就是我找到了“动态系统论”。我的基本观点是：每个子系统都在动,动的时候在相互调节。当时的想法形容起来就是：房顶上挂了很多动片，风一吹都在动，平衡老是找不到。没有一个系统能真正静止，不是外在的风而是里面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发生的变化。譬如最自然的就是人类的变化：一批又一批人在不断地新陈代谢，每个人的个体之内也在不断地新陈代谢，他们永远不可能停止。“树欲静而风不止”，这“风”，就是每个人的生老病死。
中国近百年的大变化,可说是开天辟地,用李鸿章的话来说是“千年未有之变局”，全世界这一百年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我们都在这个时代压力之下有惊慌失措之感，不知如何定位。我们现在的学术研究者应该是有一种无力感，但是必须要挣扎。在全球科技化的道路上，人文知识分子的边缘化现象还会继续严重。
欧美主流文化曾经和正在推动现在一百年内的变化, 这变化是在动荡中的，主流文化如果在群雄并起的趋势中不能一枝独秀，就会也变成多中之一，所以我们对于自我文化的定位和探讨要责无旁贷，这都是我们要理清的事情，不能丢给已经面临困局的主流文化学术群来解决。从全球的角度看来，如果我们这一文化残片--很大的残片，对世界提出一条路来，是很了不起的一件大事，对于自我文化的延续更是了不起的一件大事。
在我看来，中国当代学者犯了三个毛病：师承太专一，没有学识的交叉混杂。中国在抗战时期开始，图书不够，造成了一个风气，等到五零年代以后院系调整，科目分得非常细，不主张混化，一个系里的老师各自带弟子，非常专一；第二，研究的题目是过去给的，不是新找的，我认为要善于找未来会关怀的问题；第三，生活和学问是切开的，我提倡要回到生活中去。
人类对历史的记忆是“选择性的”
我认为，每隔一段时间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都会有所转变，新时代的价值和旧时代的价值观是不同的。体现在旧书业之中，就是一个新时代会对前时代的旧书有很大的选择，原来流行的时尚的书可能被新时代所不接受。我翻阅了徐雁先生的《中国旧书业百年》，感到作者揭示了中国书的“厄运”，阐释了前人爱书买旧书不仅仅是为了“怀旧”，而是为了从事学术的研究。
人类对历史的记忆，往往是有选择性的。下一代记得有关我们这代人的内容，常常不是我们所要求他们记住的东西，而是他们自己根据时代的需要来选择到底要记什么。每隔一两百年以后，所选择的记忆更是大不一样，所以可能本来不为人知的书红起来了，本来看来很红的书，可能在后人看来毫无意义。有学者说，一九四九年以后大陆的阅读状态和台湾是不一样的。我的看法是：如果社会的转变往往是没有延续的，大方向的，暴力革命式的，那么文化的累积和传承就必然吃亏了。
记忆具有选择性，也具有阐释性。现在你们这些二十多岁年龄的同学，到了我这个七十多岁年纪的时候，回头看见的我的时代和我们看见的并不一样。时代久了以后，回头看就有一些距离、一番澄清、一些反思。那时候，现在你要找的书很可能一本也不要，但也可能认为它们在记录时代的变化，就看那时候对过去的敏感性高不高。
不同的时代收不同的材料，举个事例，最近美国国会图书馆在清点自己的中文图书，居正的孙女：居蜜，他们收到的古书里有很多一箱一箱一盒一盒从没开过，是捐赠的但不知从哪来，这一包包未开封的东西能看到有趣的现象来：什么人注重版本，什么人不注重版本，什么人注重的范围宽，什么人注重的范围专。有的图书馆以版本稀罕为主，有的以版本校定得好为主，有的以金镶玉，装帧为重。这过程中我发现有一本书破破烂烂，石印本，封面上是“百经方”，里面呢，技击，武术，布阵，望气，没有作者没有收集者，这是反清复明的义士们拿来训练自己的。这类书只看封面会当医书看。这就是那个时代所特有的选择。
现在海外有些评论：认为中华文化的精髓保留在台湾。事实上台湾这十五年来传统文化流失得很厉害，一是因为“台独”思潮否认中国，另外一个是因为电子媒体的兴起。如今台湾一般的孩子都不读纸本书了，他们读电子材料，“写”更是迅速地低落。这是教人非常担心的事情。这也不是中国台湾特有的现象，自从电子媒体出现后，全世界的现象都类似。美国也如此，不过美国大学生还念书，日本的念书习惯最好。他们有一种大众阅读的氛围：美国书店非常多，随街都有，任何超级市场都有书店，口袋书也是美国发明的，很方便。他们养成了这习惯。飞机上公车上地铁上随时捡起前面人看完丢下的书来看，这是很多的。日本人都是通勤，没有走路上班的，地铁上每个人都在看书。大众阅读的氛围好，书店供给的资料很好，比如岩波的小说非常好。
台湾旧书业到今天已极不发达。过去的牯岭街已经衰落了。如今的光华商场也极少旧书，大多在卖电脑零件。台湾旧书业第一个发达时期是在1945年，遣返日本人的时候，他们家里的收藏放在街上卖，真有好书，无法带走，这些书流入正归读书人手里不多，非常可惜，大数成了废纸了。第二个发达时期是在1949年以后，从大陆到台湾的人，从1950年起开始卖家当，那时期生活非常艰难，旧书也就拿出来卖了。当然最好的古书是卖给图书馆收藏的，不会卖给街上摊贩的。牯岭街上卖的并不是真正好的旧书，只是一些普通的旧书。李敖当年就喜欢在那儿收集各种资料。第三个时期是直接从大陆到台湾的那批人，到七零八零年代已经老了，他们的子孙可能到外国去了，这些老人家手上的书，假如子孙不保留在家里，就有可能流失到旧书店里去。这里面好东西就很多，包括中华民国外交部条约的原本，什么日记资料等等，都可能出现，今天还在不断零星地出现，有运气的话还能见到一些。
“多学，多看，多想，多讨论”
对原有的图书进行遴选存在各行各业各种学者中间，体现了一种价值观，描述这价值观可以根据背景来看，一是时代背景，一是人生背景――包括阶级成分，阶级成分的影响是有的但不是那么强。
人生背景还包括人生经历。比如我的人生经历里，“战乱”两个字给我留下了抹不掉的阴影，抗战期间我和一般百姓的接触，使我和一般知识分子理解的中国不一样。个人人生经历决定他自己定的价值观在哪里，我的价值观是：公不公平，合不合理。这就是我的价值我的人生，和个人的亲身经历、所见所为有关系，和我的阶级无关。就像知道饥饿后对每粒米的珍惜就不一样。
另一方面还有知识背景的影响，这对于每个人都有。大多数人的知识系统是不自觉的。只有自学的人知识系统才是自觉的。不自觉的知识系统所得到的感受是浸染在里面的。知识系统对人的思维方式有影响，比如学社会学和学历史的人不一样，他们是把历史事件压缩得频繁一点，而我则是拉长这一时段。
总是有年轻人问我怎么做学问？我觉得，要多学，多看，多想，多讨论，做学问是没有“捷径”的，但做学问也从来是功不唐捐，一个人没有白做的学问。看多了之后自然就有自己的一个倾向和观念。不能抄任何理论，不能抄任何方法学，理论和方法都是工具，帮你撑过一个阶段而已。
我不仅是做论文要读书，与人讨论问题也会找书来看。我读书的范围杂得很，兴趣很宽、师承很多，我不限于哪一家，总的来说看书比较快，说好点是但观大意，说难听是极不细心。我看的书多，但我不收书。受导师李济之先生的训示，我们这一行不收古董不收书，要收就替国家收。如果养成自家收的习惯，遇有冲突就会把好的东西自己收着了。
我家的书不是很多。我在美国的书都丢了出去，已经只剩三四千本了，有些书看过了不必再留了。哪个学校需要就挑一类的给它。留在我的书架上不如送到学校的书架上，旁人可以看。
图书馆对我做研究的帮助很大。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时候有个好处，是可以无限量地借书。在美国图书馆里，藏书室里有小桌子，考究点的有个小房间，去台湾中央图书馆，自己可以下书库，除了珍本书不让随便乱翻以外，其它都可以用小车推到那小房间里去慢慢看。我在台湾做了八九年事，那时台湾社会很穷，1970年从台湾去美国时，我缺了十几年的西文期刊没看，那一年每天早晨太太送我去图书馆，拿小车推一车书我看一天，专看期刊，一年下来看了十几年的期刊。
傅斯年图书馆，我的工作单位馆。好东西多，是很有用的不是作为珍本收藏的类型。台湾大学图书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好东西，但它的前身是日本占领台湾以后，在1928年建立的台北帝国大学附属图书馆，有那个时代收罗的日本人藏书，还有从日本买过来的，尤其福建本子很多，闽刻本在台大图书馆收藏很多。日本人买中国书闽刻本最容易得到，日本海船运货到日本去的时候一定带书，没有一艘船不带书的。
台北中央图书馆在台湾最大，1954年筹建，两年后开放。有一大批是当年北京图书馆的珍本书，在北京危急时，送到了上海，在日本已经占领的上海“孤岛”之中，钱存训先生奉命押送书送到美国，寄存在国会图书馆。后来这批书回运到台湾，现在收藏得很好，每一个柜子都是樟木做的，通风透气防虫。这批书是好书！是珍本的精华。第二批好本子是故宫里的，也不是全部，挑了一部分好的，在抗战期间运送到四川保存，后来运到南京又转运到台湾，虽然数量不多，但都是“宝”。假如需要到台湾去看线装书，当然首选这个图书馆。
知识今天到了庞大的数量，必须靠大量的电脑帮我们传送、储存、解析，这个是好事情。另一方面也是坏事情：我们会不会被这工具淹没掉？电脑只是个工具，但今天很多人没有电脑的日子已经不太会过了，打字的时候比写字多了，离开电脑不会处理资料，这是工具性高度化了以后的危险。
我八岁开始念书，正经八百地念书，不是漫画书，读了几十年，所有的资讯到不了一部电脑存储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所以将来读书不是求博闻强记，而是要学着怎么样领悟、怎么样解释资料完整，这是知识和智慧之间的界限，智慧是要懂得资料的意义。我对各位年轻同学的建议是：读书要尽量把脑筋读活，不要读死，不要只是变成另一个电脑，那是买的，脑子是买不来的，要学着想，学着领会。
将来一个人独白的情况越来越少，应当是对谈、争辩、辩论，在争论一个案例的时候，中间肯定有地方说不圆，觉得缺点什么。就去寻找答案，去完善自己的想法。知识领域不断扩大，资料累积到一定时候，过去没想到的领域在你面前，逼得你不得不去开发它；在开发的进程中不断去“圆”自己的想法，这个圆越画越大，我们的认知领域得到了开拓，观点也逐渐走向完善。
(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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