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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末与民国初年，福开森在中国教育界创办了金陵大学，在上海，他出资办了《新闻报》及《新晚报》，尤其是他很喜欢收藏古董文物，也会鉴赏文物。他在华生活大约半个多世纪，他的译名福开森，英文名是John Calvin Ferguson(1866-1945)。
他与清末的地方大员，如与任过两江总督的端方、张之洞、刘坤一均有往来，尤其与洋务派的盛宣怀更是过从甚密，据说盛宣怀于1897年创办南洋书院(上海交大前身)曾聘任他为院长。
福开森与端方的关系也很密切。端方(1861―1911)满洲正白旗人，1882年中举人，历任陕西按察使、布政使，护理陕西巡按。当义和团“扶清灭洋”时，引起了1900年的八国联军入侵，占了北京，慈禧太后及光绪帝被迫出走，端方忠心耿耿，随侍左右，颇得宠信，事后，他升任湖北巡抚、湖广总督、江苏巡抚及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兼通商大臣。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兴起，端方又出任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并率新式军队入川镇压各路风潮，被起义军杀害于资中(资州)。
福开森信基督教，但他的方式与天主教的传教方式接近。他学会讲汉语，身穿中式儒服长袍，多与上层社会人士来往，并以其雄厚的财力，兴学办校，还收买中国文物，他热爱中华文化，因此对书法绘画等收藏颇为丰厚，有的已运至美国(如端方后人卖与他的二十件)，但大多数文物近千件，他最后还是慷慨赠送给他创办的金陵大学(南京大学前身)，作为永久性的纪念。
自1906年，他随盛宣怀至北京后，先居于顺治门(今宣武门)，附近有天主教南堂的松树胡同西口。如今宣武门内已建有意大利天主教办的马可波罗大酒店了。后来他又移居东城区喜鹊胡同3号(约为1919年)。在北京的时期，他常与璃璃厂古董店来往，学会了鉴定欣赏中国的古玩，对书画、玉器雕刻等很精通。他身穿长袍马褂与古董商及达官贵人周旋，采购真品，故此他家里几乎已是琳琅满目的古董博物馆了。
我们由北京收集到的福开森这时期(清末民初)与外国的亲友来往函件，进行统计，其中大约共有近三百张明信片。这些明信片均印有中国北京颐和园的风景。还有旧东交民巷外交待区外国使馆的照片，有一张是庚子年（1900年)以后满清对德国公使克林德被义和团杀害表示道歉而立大理石牌坊的珍贵照片。有的明信片印有燕京大学刚建成校舍的照片(即今北大未名湖区)，还有辅仁大学天主教士、修女与学生的合影，有的明信片还印有沈阳的北陵、东陵及市区的照片等等。另外自外国寄来的明信片，印有德国一些城市天主教堂的照片以及印有德国真尼姑娘爱国故事的照片等等。这些照片，通过明信片的往来，如实地反映了中外的风景、名胜、古迹，促进外国人士了解中国，也促进中国人了解世界，这在清末民初，是一种创新的活动，这种促进国际文化交流的活动，无疑也是福开森先生的热爱中华文化的表现与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其中有一张照片是张学良将军在年轻时主持东北军抗日时，于沈阳写给当时北平(故宫博物院)易院长寅村的一封亲笔信，信封上写有“面交易院长大启”，信文是：“寅村院长大鉴：兹有画家李君育灵由东北来平，画有东北事变事实，拟赴国外宣传。然仍觉材料不丰，并拟在(再)画故宫之旧建筑，一则可宣传中国建筑上之美术；二则可藉以多招观者，以宣传日人暴行。特函介绍，谅先生必给与方便也。此请?摇近祺?摇弟学良”。信封面左上角，印有圆形篆书“张”字。
这是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证明张学良将军在1931年9月18日以后，痛恨日本军国主义侵占东北，制造暴行，国仇家恨，字字血泪，因而他写了亲笔信函介绍东北画家至北平，希望再画画雄伟壮丽、体现中国文化建筑之美的故宫，以便将东北日军暴行向国外报道与宣传，唤起外国正义人士与中国人民的同仇敌忾的决心，从而援助中国的抗日战争。
此外，福开森先生与外国的亲友来往的信件，大约有66件，多来自美国的亲友，也有从加拿大温哥华寄来的信，也有自纽约及波士顿寄来的信函。
以上均不难看出福开森先生在不断与中国以外的亲朋好友交流信息，宣传中国文化。
此外，还有当时一些人物的名片，如“燕京大学校务长司徒雷登”的名片，“琉璃厂闻古斋文玩处傅阔亭”的名片，“通古斋金石字画店”的名片，以及当代国学大师、著名书法家“启功，字元白”的名片。这些均反映出福开森在民国初年至二、三十年代在北京的交游。
还有7份电报稿(时间是1912年)，均是自上海发往北京致福开森先生的。
以上这些有关福开森先生的印有中外风景名胜古迹的明信片、信函等物件，无疑是研究福开森先生在上海、北京等地交游与活动的重要史料，是很有价值的。
福开森先生热爱中国的文化，从而收藏了许多珍贵的文物。并且他对中国文物颇有研究，见多识广，能够鉴别文物的真伪及其价值，故此，他在二十年代就被聘为故宫博物院文物鉴定委员会中的一位洋委员。我们根据南大考古与艺术博物馆的资料，知道在辛亥革命以后，为保护文物，当时政府决定将热河(承德避暑山庄)行宫及盛京(沈阳)故宫的文物，均移至北京故宫。1914年成立“古物陈列所”，1924年故宫博物院开放。
成立古物鉴定委员会就是为了借鉴东西各国博物院的经验，要弄清古物的真伪，还要了解它的来龙去脉。当时鉴定委员为：罗振玉、马衡、郭葆昌及福开森等，福氏是擅长鉴别瓷器及绘画的。委员共有20人。
值得一提的是，福开森利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即文化基金会资助，聘请多位中国文物专家共同编了《校注项氏历代名瓷图谱》(1931年)、《历代著录画目》(1933年)、《西清续鉴乙编》、《历代著录吉金目》(1938年)、《艺术综览》、《紫窑出土记》、《得周尺记》等专著。这些专著既为研究中国文物提供方便，也为西方国家了解中国文物提供导向。
就拿《历代著录吉金目》来说吧，这是一部研究、考证古代铜器的专著。该书收录了1935年以前历代记载铜器的书籍80余种，详见于著录的各种铜器分类合编，分乐器、酒器、水器、农器、度量衡、兵器、杂器、镜、造像等，并按器名笔画之繁简顺序排列。该书后附有索引，查阅甚为便利。对今人研究古代铜器或铭文，尤其对文物收藏者来说，是一部较为理想的参考书。
福开森先后在南京居住多年，据说他能说一口流利的南京话。早在二十年代末，福开森每年都来南京参加校董会，他是汇文书院(金大前身)的创办人，又是金陵大学的第一任校长，所以他决定将自己收藏的中国文物捐赠给金陵大学。
1934年，《大公报》报道了福氏捐赠文物与金陵大学的消息，“美人福开森氏旅华数十年，对我国教育文化事业颇多赞助。福氏对于金石书画研究，颇感兴味，收藏名贵古物达千余件。福氏以其尽属中国产品雅不愿携之返美，更不欲长此秘藏，作私人财产，遂于去岁(1933年)决定完全捐赠金陵大学。因该校现无适当保存地点，特商由北平古物陈列所先行代为保管，并公开展览，以便中外人士之研究。该所接受福氏古物后，已在文华殿特设‘福氏古物馆’”。
当时福开森即将七旬大庆，他本着“得之于华，公之于华”的心态，慨然将40年来，用了300万元购置的千余件中华文物，赠与南京金陵大学，这在当时是空前的壮举，为中美文化交流的友好关系，树立了一块里程碑，是值得我们纪念的。
《大公报》1935年6月29日报道了福氏捐赠文物的特辑专刊，内容为：《福开森博士传略》；《略书福开森博士设立古物馆之意义》(钱桐)；《赠与及寄托草约》(美籍福开森、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内政部古物陈列所主任委员钱桐)；《得周尺记》(福开森)；《文华殿福氏古物参观记略》(平凡)；《福氏所藏中国古铜器》(中舒)；《福氏赠华国画选述及感想》(秦宜夫)；《记福氏古物中之至宝》(马衡)； 《大观帖第六卷榷场残本考》(玉凤)。
福氏对收藏的古物，均是：一、有拍照；二、有拓片；三、有文字描述；四、有考证其来龙渊源；五、有英文说明。
福氏最重要的收藏古物是：
1 殷墟甲骨 即从刘鹗的《铁云藏龟》，约有几十片。商承祚教授研究后写成《福氏所藏甲骨文字》一书。
2 王齐翰《挑耳图》 又名《勘书图》，画面钤有南唐李后主的“建业文房之印”，有宋徽宗赵佶的亲笔题字，还有苏东坡及苏子由兄弟及王晋卿四人的题跋。此画清末属于端方，辛亥革命后，转入福氏手中。
3 王右军《大观帖》?摇 此帖为北宋徽宗大观年间，将淳化阁帖中王羲之的书法，重刻于石上所拓，此石已毁于宋金战争，拓本又少。清代翁方纲进行了考证，张謇写有题跋。故马衡先生曾有“王右军的大观帖，故宫虽有，但确实不如福氏所藏”的赞语。
4 小克鼎 为西周青铜器，原为一套，计有大鼎一件，小鼎七件，是西周孝王时的礼器。大克鼎及一小克鼎存于上海博物馆，南大现存一小克鼎，上刻铭文七十余字。
5 周尺 为1933年在洛阳周墓中发现的铜尺，福氏进行考证。
1949年10月,原已寄存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福开森赠金大的上千件文物，于此时由金陵大学图书馆馆长李小缘一行四人到北京正式接受古物运回南京清点收藏，且作了公开展览。2002年南京大学百年校庆时，这批福开森捐赠的古物已安然的保存与陈列在田家炳楼的南大考古与艺术博物馆。
总之，福氏是喜欢中华文化的收藏家，是创建金陵大学的校长，且对中西文化的交流作出不朽的贡献。至于1924年，端方后人所收藏的二十器(及一件觯)，经当时政府许可，由福氏买了，归于美国纽约中央博物馆，这当然是古物外流的一个遗憾。但瑕不掩瑜，福氏于三十年代慷慨捐赠了上千件的文物与金陵大学(南大前身)，这显然是空前的中西文化交流的慷慨壮举，值得我们称赞与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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