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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1日晚，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先生应邀为南大学子作了一场以“人文精神与艺术创新”为题的精彩演讲。仅有300多个座位的科技馆报告厅，来了近千名大学生，考虑到大部分学生没有座位，站着听讲座，余秋雨先生说：“本来我准备坐着讲，看到这么多同学站着，我今天也站着讲。”喧闹的大厅在一阵热烈的掌声之后，立即安静下来。此后在2个多小时的演讲过程中，整个会场只有余秋雨精彩的演讲声、同学们会心的笑声和热烈的掌声。这是南京大学文化艺术教育中心成立十周年之际所举行的系列庆典活动之一。
给人文精神的定义
余秋雨说：“我们经常讨论人文精神，但人文精神到底是什么？还是抓不住。不久前我在北京一个高层论坛上，谈到中国对外的传播，尽管每个人都在讲中国文化，但中国文化到底是什么，大家不很清楚，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有了学分，以为学了某一个专业，懂一点文化史知识，就以为是人文精神，这是中国一个普遍的问题。这个普遍的问题造成一个很严重的后果。外国人认为，中国经济上很快，但在人文精神上比较难以沟通，古代文化有一点人文精神的影子，但现在抓不住了。我们应该从各种各样的迷魂阵里面解脱出来，从专业的迷魂阵、知识的迷魂阵、名校的迷魂阵中解脱出来。来看看直接面对我们所期待的人文精神是什么。”
余秋雨讲了他熟悉的一个美国的富人贝林的例子。
前不久，余秋雨收到一个美国富人的来信，他叫贝林，现在在做全世界的慈善事业，他希望余秋雨作他的中国顾问。这封信首先引起余秋雨对贝林生平的关注。
贝林，他的人生经历了从贫穷到富裕，再由富裕到富豪，最后从物质的富豪转变为精神的空虚。这时他正好六十岁。在他极度富裕后，经常能见到别人的笑脸，但他弄不清，这些笑脸是对他个人的，还是对他的金钱的。随后，他开始思考，自己活着干什么，有时甚至无聊得想自杀。不过随后的一次经历让他重新找到了人生的价值。一次在他飞机里，一个六岁越南小女孩使他对人生有了新的理解。这个小女孩是个残疾人，由于她坐在飞机的后面，位置比较空，贝林就为那个女孩顺手推来一把轮椅，当时女孩的脸上出现非常美丽的光彩，使贝林突然感觉到“我的无聊有可能摆脱”。
随后到津巴布韦，他看到一个青年背着一个残疾妇女，走了两天两夜的旅程。他来到这个青年面前，问：“她是你的母亲吗？”“不是。”“是你的亲戚吗？”“也不是。”“是你的邻居？”“也不是。”青年一再的否定令贝林感到很惊奇，可是青年后面的一番话，却令当时的贝林从惊奇变为惊叹，“我不认识她，因为她没有轮椅坐，她要我背她，我就背了她。”简单的逻辑，简单的动作，青年在将那个残疾的妇女背来后，就走了。当时这个男青年的背影，令贝林受到了很大的触动，他说：“我以为做慈善只有有钱以后才能做，看着男青年的背影，我才知道，我错了，这位青年没有钱，但他轻而易举地做了一件大善事。”
大富豪贝林，由此热衷自己选定的慈善事业，他又重新变得快乐起来了。他找到了人文精神的一条“缆绳”。
余秋雨讲完这个故事后说：“这个从不快乐到快乐的历程，能使多少人重新思考人生的价值？有时你们努力企盼成功，当它到来时，你会思考其最大价值在何处吗？是职位？学位？还是薪水？你们年轻的智慧的大脑，在达到外在的成功时，是否想过你们的真如何处置？善如何处置？对他人的关心如何处置？”“我们不能把所立足的校园或岗位，变为成功的竞争场。”余秋雨说：“现在的话题关于‘成功’的太多，书店里充斥着成功学的书，但人文精神与其大异其趣。人文精神指的是超越成功，超越失败以及对周围人的关爱，尤其是对不成功人士更多的关爱。这才是人文精神最重要的含义。”
“所以，有重新认识人文精神的必要。”余秋雨说：“人文精神应该是一种以人性、人道、人权为核心的，对他人的关爱和对时空的关注，并且把这种关爱和关注都变成一种文化。”
发生在身边的故事
余秋雨曾担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做过学校的行政工作。余秋雨说，每次评教授职称，有限的两个名额总会让大家明争暗斗，互相攻讦；倘若某一位评上职称，可能却从此再无法与教研室其他人融洽相处。这里面就少了一点关爱。
学院传达室的一位老人已经六十多岁。这位老人没什么文化，但大家都记得他，每天早上来学校第一个看到的是他的笑脸，下班回家最后一个看到的也是他的笑脸。传达室有个锅炉，无论教授讲师，所有人到他那里，他都会一样微笑着请他们坐，请他们喝水。一个平凡的六十多岁的老人，却由此得到了大家的喜爱。余秋雨当院长后，曾对所有像这位老人一样的工人和老师表示过感谢。他说：“这种关爱一切人的没有任何偏见的心，这种看似平常的行为，一个小小的关爱之举，却总能让人们获得一种无形的动力。给我们活下去的一种动力，一股暖流。”
“一位北大历史系学生的经历现在依然感动着我”，余秋雨回忆到，“这位同学读书时的钱都是靠乡下亲友募捐。”因为得到别人热情无私的帮助，这个学生到北大后决定用自己的行动来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她开始用当家教赚来的钱，来帮助乡亲中没钱读书的人。她的做法在北大引起强烈的反响，而这种爱心的效应就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而得到救助的孩子也越来越多。
归纳起来说，生于一个人口众多贫富不均的国度，我们比其他人更需要充满善与爱的环境；我们要比其他人更迫切的寻找这种环境，尽管这种寻找很艰难。我们却并不能因艰难而放弃，否则将来也许会发现自己的祖国变成并不可爱的地方。余秋雨举例说，现在很多城市正在争取做魅力城市，很多古镇正在争取做魅力古镇，而他们全部所做的只是风景，却没想到打造一个城市、古镇的魅力，很重要的是人文。一个城市居住与否的选择权，不是因为一座桥，或曾经出个什么大师，什么皇帝；重要的是人文气氛！如今社会一方面无法实现此氛围，另一方面也不知如何早作打理，我们的环境将越来越不可爱，这问题多么严重！
余先生认为，现在的政府提出以人为本，而非以学历、知识、财富为本。以人的尊严、骄傲、生存状态作为一切事物的出发点，就是“人道、人权和人性”。余秋雨将目光移向台下，“在座的各位，从某种意义上说，比起同龄人已算取得巨大的成功。但这成功非常有限。我去年在哈佛大学演讲，那里好多博士常靠带旅游团来维持生计，而不是靠家人从国内寄钱谋生，这正是他们的可爱之处。应知成功非我们所想象，一个人的成功将会多么有限。在座的各位有没有可能具备如此可爱的人文精神？大家能否感到你的温暖，能否见到你就高兴，能否看到你的名字就露出会心的表情？这就是所谓价值的问题。我们的生存价值就在其中。老年到来时我们也许仍在忙忙碌碌，意义何在？若将其看作是在发挥自己的生命能量，一生在玩味这个奉献的过程，那会有全新的感受。”
余秋雨充满激情地号召在座的南大学子：“让我们试试以年轻的生命，燃烧起火焰，让我们这个国家、民族，由于热的传递而变得可爱起来。”让每个人变成为构建人文精神而不懈奋斗的战士。可喜的是，已有很多人在努力实践这个梦想。
呼唤人文精神的公共空间
余秋雨说：“我在北京待过很长的时间，在北京也就接触到很多的出租车司机，而他们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司机。”余秋雨感叹到。北京的司机什么都关注，从国际大事（泰国政变、墨西哥示威、台湾倒扁）到国内会议（让你感觉其刚刚旁听了中央会议），从历史到文化。但他们中有些人的行为表现却是另一番景象。遇救护车不让，见缓慢行走的老人则骂。我提醒他们，“在发达国家，看到老弱病残车辆要避让”，他们这才意识到应该绕行，这种现象并非因为司机人坏，倒是反映出了中国文化的缩影：各种知识都了解，但社会公德等概念并没有真正进入脑子。余秋雨以古本江先生从早年资本积累到晚年造就里斯本为世界文化重镇的生命历程，告诉我们：“人文精神是任何文化流浪者的归宿地；人文气氛是一切文化可能找到的栖息地。”他告诫学生：“我们应该呼吁人文精神，而不是一味强调权术和谋略。在座的同学从小被培养如何打败他人，不断加强这种论调的结果就会造***精神严重稀薄。”
余秋雨说，从学术理论上来分析，这表明人文精神在我国缺少存活的公共空间。我国只有两大空间：家庭空间与朝廷空间。前者让我们懂得妇道和孝道，后者使我们明了王道和霸道；而中间的人道，却没有空间和时间给予说明，从而更无公共空间。历史从来都是如此。一百多年前，鲁迅就曾撰文议论过此问题。国人常不明白的是：自己家事与他人何干？正反映他们向来没有公共空间意识。改革开放初期，一位年轻诗人曾写到：“小巷狭又长，我拿着钥匙，敲打着高高的墙。”高高的墙中或是官衙或是家庭，唯一剩下的公共空间只有一条小巷。而这小巷又狭又长，使得我可能连任何大门都打不开，连任何钥匙都找不到。
“我们需要把公共空间拓宽”，余秋雨强调说，古代县官出衙，永远举两块牌子――“肃静”、“回避”。从古以来中国都不太有公共空间，造成我们对“公”的概念非常模糊。如今我们仍能于路边看到这样的牌子，“为了你的家人，请遵守交通规则”。这些告示都集中于家庭空间，从来没将公共空间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话题讨论。以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公共空间是家庭的延伸。只因他人非我家属，他方非我家院，就不需珍惜而可以任意所为。公共空间的缺乏，造***精神的稀薄。人文精神若没有承载的空间，则虚讲无益。
“由此，扩大公共空间并在其中浸染更多人文精神是必要的实践。”余秋雨说。
在一切公共事务中要有坚持的勇气
高举“人文精神”旗帜的余秋雨在讲演中谈到了“知识分子的良心”问题。致力于推行人文精神的人，才可称之为真正有良知的现代知识分子。余秋雨借用康德歌颂法国启蒙主义时期的一句话来说明此“良知”：“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务中有这种勇气！”他强调：“只有这种勇气才能使人文精神在现代社会中实现！”
“但此句虽好，落实在行动中却障碍重重。”当公共事务需要人们放下面子，抛头露脸，深入世俗，甚至与传统教育、观念发生冲突时，你能否拿出勇气，将公共事务坚持到底呢？这个矛盾反映了目前我国推行人文精神队伍的基本素质；亦可称为现代知识分子的“理性”。现状使人惆怅――我们与其不断地抱怨环境与社会，不如鼓起勇气努力推行人文精神。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习惯躲在自己的书斋中，势必造成全社会人文精神的淡薄。
从政对人的锻炼
曾经有女大学生问余秋雨：“男性的第一魅力是什么”，“责任感!”余秋雨这样回答道：“这里的责任感，很多人理解可能就是对家庭、对工作的责任感，但我这个责任感――无论对男女，其范围都应该更大一点。”随后余秋雨建议到，“为了打造这种责任感，每个人不妨做一次干部，为素昧平生的别人的喜怒哀乐负责。将非常难，但这是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务中对于理性的一种实践、训练。”
余秋雨本人就从事6年行政工作，很多人感到惋惜：耽误了写作、讲学；可是余秋雨自己觉得，他在这个过程中，改掉了现代知识分子的毛病――较少顾及社会效果，却不拒绝社会的体贴，也完全不为家人以外的他人负责。6年的工作后，他重回讲坛，重新开始了写作，此时的他，文笔已经跟别人不一样，更负责，更有效，能够奉献于公共事务了。“很多人文笔漂亮，离开公共空间却无法建立，而流于空话。真正的美来源于在公共空间中关爱众生，在公共空间和公共事务当中实现人之为人的全部尊严和骄傲。”
怎么才能做到艺术创新
人文精神到底与创新有没有关系？余秋雨的回答是肯定的。余秋雨分析说，人文精神最后的实践状态一定是艺术。“人文之间的关系有多种风格，生命是全能的，但我们只能研究其一部分，即专业风格。那么我们的想象，原始的冲动都不能实现。专业风格是生命风格的一部分。风格有很多方式，地方或籍贯也是一种风格。歌德有句话，人类靠他的聪明划分了好多界限，最后用爱把他们全部推倒；如果还有美的形式的话，那就是艺术。推倒一切界限，建立美的造型的本质。每个人都能发现一个完整的东西的平衡美、造型美、节奏美，这正反映人高于工具性的存在，人文的存在。一个非常好的专业人士最值得骄傲的地方或最能实现完美的地方就是艺术。”余秋雨说，伟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曾说过，“死亡的归宿也是艺术。”他认为，从某个方面来说，艺术就是宗教，也是一种精神寄托。专业人接受美的艺术之后，职业会变得完整可爱。“南大把艺术作为所有学生的选修课，并且计入学分，这是非常值得庆幸的。”余秋雨说，每个人投身艺术，生命的质量就改变了，会更有同情心。人之为人，辨别心灵与外在的关系这都与艺术有关。
不过，就我国的艺术事业，余秋雨认为：“我国官方缺少重视。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有‘真善美’，但后代帝王与百姓并没有把美作为事业，这是中国文化的遗憾。”欧洲文艺复兴中，市民今天如潮般地去看达芬奇的壁画，明天如潮般的去看米开罗奇的雕塑，这是一种美的状态的觉醒。余秋雨认为，今后，生活会艺术化，专业有了艺术后，情况就会有很大不同，从事专业也会兴高彩烈，专业形象也会变得可爱。
随后，余秋雨用他一贯的见解对我国的艺术缺乏创新精神提出了批判。“我国的艺术创新工作却不容乐观。”就像在2001年德国的世博会上，中国参展的馆位人气很高，居第二位。然而，中国馆存在很多问题：缺少艺术性――里面有一些中国名山的相片，有塑料做的三峡大坝的模型，还有针灸图。整个布局很糟糕。相比较而言有些国家的展馆就更有艺术性，象德国馆，进去是挂着许多德国的伟大人物的头像，但都只有半个，是没有完成的头像，此意在说明，任何伟大都是无法完成的。随后的2005年，在日本的世博会上，整个中国馆虽然最大，然而在展馆门口的排队提醒栏中竟然没有中国的名字，花很多钱却没达到预期的效果。当时同时参展的韩国馆，里面的整体气氛就很舒适，其中的展品仿佛可以直接带回家。让人很亲切。而中国馆，则呈现出一种骄傲，高贵的形象，豪华不可侵犯。缺少艺术感，那么冷漠，缺少幽默。“如果不懂艺术，那么非艺术的行为也会做不好。”
最后余秋雨概括了“人文精神与艺术创新”的主题内容。他说，人文精神的关键在于，在我们成功之外，建立以人性人道人权为核心的对他人的关爱与对时空的观照，人化的高度就是人文精神。实现她是必要的却充满困难，主要原因是共同空间的不存在，从而无法伸张人文精神，使其成为没有载体的空话，因此要建立共同空间，知识分子应走在前面。现代知识分子的良知关键在于“有勇气”，凭勇气在公共事务中发挥作用，走向公共的完整。
艺术创新的关键就是在完整意义上实现灵魂的改观。创新艺术，让每个专业都投入，以提高生命的质量；没有艺术素质，艺术之外的领域也无法做好。余秋雨以爱因斯坦的话结束演讲，“死亡意味着再也见不到莫扎特”，他用一位伟大的物理学家对艺术的热爱，来佐证艺术对构建人文精神乃至成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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