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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前：2006年，我校首届招收的艺术硕士生入学。新建的戏剧影视艺术系为戏剧领域艺术硕士生举办首次教学观摩，邀请国家话剧院于11月19日、20日来我校演出享誉世界的英国剧作《哥本哈根》。
海森堡和他的老师玻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分别为战争中的双方研制原子弹。1941年9月，海森堡前往德军占领下的哥本哈根，探望自己的老师。他与玻尔在一次短暂的会见中不欢而散，此后俩人至死不再见面。至今没有人知道这两位伟大的物理学家当时谈过些什么，没有人知道他们因为什么而绝交。这成了二次世界大战史上的一个谜。《哥本哈根》请来海森堡与玻尔夫妇死后的魂灵，让他们在一起讨论，试图揭开这个谜。
《哥本哈根》
编剧 [英]迈克・弗雷恩
英国评论圈奖最佳新剧目奖、
法国莫里哀戏剧奖最佳新剧目奖、
美国戏剧普利策奖、
美国托尼奖最佳戏剧奖。
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出
导演 王晓鹰
翻译 胡开奇
海 森 堡……梁国庆
玻 尔……何 瑜
玛格瑞特……杨 青
导演的话
王晓鹰
“哥本哈根”是个谜。至今人们也无法确切地认定海森堡与玻尔1941年那次会见的真实意义，当然也更无法认定当事人的动机、企图和潜意识所起的作用。对于当年原子弹的研制和付诸实战、对于今天世界所面临的潜在的核毁灭威胁、对于未来科学发展对整个人类生存的影响，“哥本哈根”的误解到底是一个偶然还是一个宿命？物理学对于别人来说是抽象的科学，而对于物理学家却是生命的一部分，但当他们的个人生命体验与整个人类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能承载得了吗？
《哥本哈根》是个难题。三个灵魂，在另一个世界的对话，试图弄清楚搅扰他们后半生乃至搅扰他们的灵魂都不得安宁的一些事情，这便使得这个戏没有了正常逻辑的时空概念，尤其是时间在这里没有了其应该具有的线状连贯性，成了破碎、断续、颠倒、重复的状态。于是，我们习惯或者我们认定戏剧应该有的线性情节逻辑、线性人物发展这里完全没有了，这是我们阅读、理解此剧和观众观看此剧的最大难题。
《哥本哈根》是个“现象”。不知为什么，自1998年《哥本哈根》剧本问世以来，欧洲许多国家、美国许多城市、澳大利亚乃至日本都竞相上演，不是以前卫戏剧的面貌而是以主流戏剧的面貌出现在主流文化中，被主流戏剧观众、主流戏剧评论以及科学界和历史界所广泛关注，某著名媒体将此称之为“《哥本哈根》现象”。如此“现象”仅仅是因为西方人对二战历史和原子弹制造历史更了解吗？还是其中也反映了他们对戏剧及其功能的某些看法？比如对人的深层探究，比如思辨的艺术价值，比如“非娱乐性”的欣赏快感，比如对生活、对人、对世界、对人类的超乎功利之上的关注……
《哥本哈根》是个挑战。不能说它代表国际戏剧的最高水准，更不能说它预示国际戏剧的发展走向，但在当前，在很大的国际范围内它是戏剧舞台上的一个闪光的亮点。中国的戏剧舞台、中国的戏剧观众、中国的戏剧理论将如何面对它，这是《哥本哈根》带给我们的一个挑战。
无论如何，人们在平安的同时、在富足同时、在满足物欲、追求功利的同时，也许更需要唤醒内心的良知和理性，这是艺术除了娱乐大众之外还应该有的属性和品格。
《哥本哈根》之谜
吕效平
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1901～1976），德国物理学家，1932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成为继爱因斯坦和玻尔之后的世界级的伟大科学家，二次世界大战中曾为纳粹政权研制原子弹。
玻尔（Niels Bohr,1885～1962）,丹麦物理学家，1922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曾帮助美国制造了原子弹。
1920年哥本哈根成立理论物理研究所，玻尔出任所长。在他的指导下，众多才华横溢的青年科学家纷至沓来，海森堡便是其中之一。1940年春，德军占领了丹麦。次年9月，海森堡前往哥本哈根，与他的老师玻尔进行了一次谈话，结果两人不欢而散。从此两人没有再见过面，也不再有过沟通。后来，海森堡经常说：“世界只在两件事情上还会想到我：一是我于1941年到哥本哈根拜访过尼尔斯・玻尔，二是我的测不准原理。”这两位在战争中分别为不同阵营研制原子弹的伟大的物理学家在1941年的短暂会见中究竟谈论了些什么，以至于他们当时不欢而散，在余生中也不再来往？这成了二次世界大战史上一个永久的谜。
1998年，英国剧作家麦克・弗雷恩（Michael Frayn）根据海森堡与玻尔不欢而散的会见这个谜，展开虚构，创作了戏剧《哥本哈根》。他让海森堡、玻尔和他的妻子玛格丽特三人死后的灵魂相聚，苦苦地寻思：在那十几分钟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海森堡似乎找到了自己与玻尔会见的动机：
玻尔：你是知道同盟国的科学家们为何研究原子弹的。
海森堡：当然。是恐惧。
玻尔：同折磨你的恐惧一样。因为他们害怕，你也在研究。
海森堡：但，玻尔，你本该告诉他们的！
玻尔：告诉他们什么？
海森堡：我在1941年告诉过你的！选择在我 们手中。
海森堡的意思是说，他来是要暗示玻尔，两边的科学家同时动摇他们的政府研制原子弹的决心。但是，即便如此，在纳粹铁蹄下失去了祖国的玻尔，眼见德军势如洪水猛兽侵吞着整个欧洲，怎么肯相信这个随占领军而来的旧日学生呢？无论海森堡在德国领导的研究，还是玻尔参与的美国的研究都没有停下来。玻尔夫妇拒绝接受海森堡解说的这个动机。
比历史之谜更使他们坐立不安的是道德之谜。即使二次世界大战已经有了结论，即使海森堡已经成了鬼魂，他仍然不能原谅，在广岛被原子弹轰炸的当天晚上，美国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说过，“他的一大遗憾便是未能及时研制出原子弹轰炸德国”。玛格丽特为自己的丈夫辩解说，无论他去不去美国，“原子弹总会造出来的”。海森堡不无谴责地说：“奥本海默说你是研究小组的父亲兼神父。”
玻尔：可能是精神上，不是技术上。
海森堡：弗密说长崎那颗炸弹的引信是你研制的。
玻尔：提出过一个想法。
玛格丽特：你不是在暗示尼尔斯该为什么做解释或辩护吧？
海森堡：没有人要求他解释或辩护。他是一个厚道善良的人。
玻尔：善良是毫无疑问的！我与决策无关。
海森堡：是的，而我却不行。我在不断的解释中度过了我生命的后30年。1949年当我去美国时，许多物理学家都不屑与我握手。那些造过原子弹的手不愿碰我的手。海森堡把他的委屈爆发了出来。
《哥本哈根》触及到人类实践性世界里的一个深刻的问题：科学伦理的问题。科学家究竟有没有权利研制核武器？为纳粹工作但并没有制造出原子弹杀人的海森堡和为战争中正义一方制造出了原子弹，轰炸男人、女人和孩子的奥本海默和玻尔，谁更应该受到道德的谴责？如果作者试图在这个实践性世界的问题上给出一个答案，这出戏便落入了伦理实用主义的泥坑。无论是谴责海森堡的为纳粹德国研制核武器，为广岛、长崎的轰炸辩护，还是用“已经”犯罪与“尚未”犯罪把奥本海默、玻尔与海森堡区分开来，谴责事实上发生了的屠杀，都是在伦理上做功利的、实用的考虑。作为艺术，《哥本哈根》超越了伦理，它在考虑了伦理的全部理由之后，表现了伦理的困惑。
一个科学家，在自己的祖国、母亲、妻子、儿女遭受敌国核威胁的时候，他有没有权利，用核手段保护自己的祖国、母亲、妻子和儿女？海森堡说：
我必须作出决定！如果同盟国正在制造原子弹，我该为我们国家做什么选择呢？你说过，人们容易以为弱小国家的国民们的爱国心会少些。是的，然而人们更容易错误地认为刚巧处在非正义一方的国家的百姓们会不那么热爱他们的国家。我出生在德国，德国养育了我。德国是我孩提时代的一张张脸，是我摔倒时扶起我的一双双手，是鼓励我引导我上路的一个个声音，是紧贴着与我交谈的一颗颗心。德国是我寡居的母亲和难处的兄弟；德国是我的妻子；德国是我的孩子。我该知道我为他们选择什么！再战败一次吗？再让伴随我长大的恶梦重现吗？
如果说，处于战争中非正义一方的科学家可以这样为核武器的研制辩护，处于正义的一方不是更有辩护的理由了吗？这个问题实际上是非常现实的。人类而拥有核武器，人类把屠杀发展到这样惊人的科学高度，这是人类的耻辱！但是，当其他国家用几百、上千颗核弹头瞄准你的祖国的时候，作为一个国家，作为一个科学家，是发展核武器，保护自己的祖国、母亲与妻儿道德呢，还是放弃自己的责任，以“道德的完美”为理由，拒绝研制核武器更为道德？
《哥本哈根》不是论证了科学的伦理，而是表现了伦理的尴尬和困惑！
用哲学的语言来表述，这种尴尬和困惑“就在于这种冲突中对立的双方各有它那一方面的辩护理由；而同时每一方拿来作为自己所坚持的那种目的的和性格的真正内容的却只能是把同样有辩护理由的对方否定掉或破坏掉。因此，双方都在维护伦理理想之中而且就通过实现这种伦理理想而陷入罪过中。”（黑格尔：《美学》第三卷）
艺术不同于哲学。它不是赤裸的理念。他描写人，人的情感。戏剧，就是把人的灵魂放在火上烤。《哥本哈根》描写科学家在这种两难的道德困境中，被撕裂了的灵魂。无论参与或不参与核武器的研制，海森堡和玻尔都会深陷在道德的自我谴责与辩护之中。通过他们的这种被自我的道德谴责与辩护撕裂了的痛苦的灵魂，《哥本哈根》观照了人类卑微的处境和崇高的心灵。
人的卑微，其实并不特别地由于我们的短暂和渺小，而是特别地由于我们的无法摆脱的荒谬。
察觉我们的荒谬，却是人类伟大精神力量的体现。是哈姆雷特高于雷欧提斯和福丁布拉斯的地方。
《哥本哈根》的诗意还不止于此，不止于描写了人类的道德困境。它还描写了人类认知的困境：我们永远不可能认清自己的本质。这种认识自己的渴望和这一渴望的不可能满足同样撕裂了剧中人物的灵魂。
海森堡和玻尔1941年的那次10分钟的会谈，不仅是历史上的一个巨大悬念，而且在剧中，它成了当事人自己心灵的巨大悬念。他们一次次地尝试解释自己，但是他们越解释，距离认识自己越远。他们越是焦虑地试图认识自己，越看不清自己的面目。甚至连1941年那次户外谈话的时间与地点也搞不清楚。直到剧终，三个人物还在围着这个悬念，不得要领地痛苦地原地打转。
而且，无论作为观众的我们和当事人自己都不明白：玻尔夫妇和海森堡是相互仇恨呢，还是相互关爱。
1941年，虽然身处两个敌对的国家，他们还是陷入了对旧日温暖友情的回忆：
玻尔：美丽的夏日，花园里飘来阵阵玫瑰的
清香。大厅中座无虚席，一排排地坐满
了著名的物理学家和数学家，人们都
点头赞许着我的道义和学问。突然，跳
出一个毛头小伙子，指出我的数学计
算是错的。
海森堡：计算是错误的。
玻尔：那时你多大？
海森堡：20。
玻尔：比世纪还年轻两岁。
海森堡：不到两岁。
玻尔：12月5日出生，对吗？
海森堡：比世纪年轻1.93岁。
玻尔：精确数。
海森堡：不，保留两位小数点。精确数为
1.9287671……
玻尔：关于你的一切我总是记得很牢，你是
比世纪年轻两岁。
然而，这个温暖的回忆是真实的吗？真相的另一面是，他们一直在互相伤害着：
玛格瑞特：如果你想知道你为何在1941年
来哥本哈根的话我也可以告诉你。
你是来向我们炫耀的。
没错！1924年他刚来时，一位来自
战败国的卑微的小助教，感激不
尽地获得一份差事。现在你来了，
凯旋而归――一个征服了欧洲大
部的泱泱大国的科学界领袖。
你来向我们炫耀你是如何功成名
就的。
不仅自我因其不可认识而显得荒谬，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也因其不可认识而显得荒谬。这个荒谬的世界是偶然的、无理性的：玻尔的长子克里斯汀死于偶然；海森堡的婚姻属于不可解释的偶然;纳粹德国最终未来得及研制出原子弹，居然不是因为实质性的难题，而是因为一个完全应该被克服的小小的偶然疏忽……
《哥本哈根》燃起了两把火：一把“道德困境”之火，一把“认知困境”之火，把玻尔夫妇和海森堡的灵魂架在火上慢慢烤，让我们旁观了他们的欢乐与悲苦、宽爱与嫉恨、恐惧与怜悯、温情与疯狂、期待与绝望……这是一首真正的诗！
《哥本哈根》是人类“神性”的表现：是艺术家站在精神世界的立场，与实践性世界的对峙，是对人与其生存环境的超越功利的艺术观照。这部戏对于政治实用主义和伦理实用主义泛滥的当代中国剧坛，应当具有启蒙的意义。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在南京大学艺术硕士的第一次教学观摩中便邀请了由国家话剧院演出的这一部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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