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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老师，我们觉得您长得不美，但非常可爱！”
九月十日晚六点四十八分，年逾古稀的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乐黛云先生孩子气地笑忆她在八十年代后期初来南大时，我校学子对她的喜爱之情。而今，齐耳短发，水平刘海儿，一袭简约黑衣的乐先生依然亲切天真，乐观开朗。
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再次请来乐黛云、汤一介夫妇做客名家讲坛，由乐先生开讲“二十一世纪的新人文精神”。当晚逸夫馆报告厅座无虚席，连过道都站满了学生，2个多小时的演讲过程中，乐先生依旧清脆的演讲声、同学们会心的笑声和热烈的掌声交响于会场。
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转折
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拓荒者，对学科的发展与完善，有不可磨灭的擎旗之功的乐先生，她的胸怀不止安于专业领域，更以高远的目光时刻关注着整个中国乃至世界社会。她指出，人类生活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时空巨变：世界范围内的经济革命使市场规律之类非人格化的机械法则对人的控制力越来越大，多数人对社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小；数字革命所缔造的网络空间，改变了时空观念，标志着一个陌生新大陆的出现，人类的大部分活动正在向其转移，成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生命科学加深了人类对人性和未来所感到的迷茫；纳米技术使人类有可能面对从未知晓的微观世界。总之，人存在的意义，人性的自我定义都受到了根本的挑战，过去有关“意义”、“常规”的领域都将全面受到冲击。
到了人类反思的时刻
“现代性到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什么？”乐先生目光灼灼。“经济增长万能”、“个人绝对自由”、“人类中心主义”和“科学主义”等负面影响如今正受到广泛质疑。人们把聚敛巨大物质财富当作人生最重要的目标，而忽略了其他精神价值，这样的人并不一定真正幸福。美国财富世界第一，但美国人的幸福指标却只居世界第十六。人们过度消费，纵容每种欲望，耗损了地球的丰饶。乐先生引用法国著名思想家，高等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埃德加•莫兰的观点，西方文明的个人主义包含了自我中心的闭锁与孤独；给人类带来了道德和心理的迟钝，造成各领域的隔绝，限制了人们的智慧能力，使人们孤立无援，在复杂问题面前束手无策，对根本的、全局的问题完全视而不见。西方启蒙主义“征服自然”、“重塑自然”的论调使我们赖以为生的地球几乎已到达难以挽回的危机边缘。作为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16个地球上污染最严重的城市竟然都在中国！而强调只有合乎理性的科学认知方式才是唯一合理的认知方式的现代性核心观念，即所谓的科学主义，拓宽了科学人与非科学人的鸿沟，也导致了对诸如宗教、音乐、诗歌等认知方式的忽略，原本高贵的人类价值，如今在“真”中掺杂了功利，“善”与“美”则黯淡了色彩。
后现代解构运动使一切现代性多年塑造的权威和强制性的一致性思维消淡了痕迹，同时也使一切都离散化、零碎化、浮面化，最终只留下来现代性的思想碎片，以及一个众生喧哗的、支离破碎的世界。人们在一个没有边界的、混乱无序、分崩离析的世界上，成了存在主义的流浪部族，漫游在绝望中。
回顾百年，战争的惨痛记忆、意识形态的残酷教训以及现代化进程各种遗留问题，逼迫我们重新定义人类状况，重新考虑人类的生存意义和生存方式，到了建设崭新人类精神世界的时刻。
“美国梦”与“欧洲梦”
二十世纪末，西方的文化反思做了两个截然相反的梦――“美国梦”与“欧洲梦”。
“美国梦”是以贪欲和聚敛为核心的文明。一方面是新“帝国论”，认为“帝国”是“超越国界、超越多国协商的唯一的主权”，只有新的“帝国”才能使世界连成一气，管理全世界并带来和平。此种论调实质就是新的霸权理论，强调输出美国式民主和价值观，建立在美国军事力量无可匹敌的基础上。此种论调在欧洲和世界各地都受到强烈抵制，埃德加•莫兰发言称，九十年代的全球化在推动技术经济全球化的同时，促进了人道主义和民主的全球化，虽然尚未完成，仍引发了非殖民化，进而重新创造了各民族文化新的多样化。2003年，哈贝马斯与德里达联合署名的文章《论欧洲的复兴》中，以欧洲人对“美国梦”种种重要价值的怀疑加快了“欧洲梦”的成型，并呼唤建立一种有效的“世界内政”以控制和减少军事暴力。
2006年美国学者J•里夫金作《欧洲梦》，提出必须重建一个基于生活质量而非个人无限财富聚敛的、可持续的文明；以物质为基础的现代发展观本身即将受到修正。“欧洲梦”的目标是：通过将人类的生产和消费与自然界的能力联系在一起，通过废品利用和资源的重新补充，不断再生产出高质量的生活。自我修养，精神提升，拓宽人类的同情才是重要的。“欧洲梦”中自由依靠的是文化，以永久和平理论为基础。把个人的权利看成至高无上。提倡的是精神个人主义。“欧洲梦”展现了一个完全不同于过去的新的精神世界，全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为什么我们西方人研究哲学不能绕过中国？”
在西方对自身的文化危机进行反思的过程中，出现了强调互动认知和重新认识东方的趋向；他们以非西方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作为参照系，企图返回自身文化的源头，审视历史，重新反观自己的文化，找到新的诠释，寻找新的出发点。法国学者于连•法郎索瓦作专论《为什么我们西方人研究哲学不能绕过中国？》指出：“穿越中国也是为了更好地阅读希腊。”“中国的语言外在于庞大的印欧语言体系，这种语言开拓的是书写的另一种可能性；中国文明是在与欧洲没有实际的借鉴或影响关系之下独自发展的、时间最长的文明……中国是从外部正视我们的思想――由此使之脱离传统成见――的理想形象。”
欧美汉学家的认知逐渐改变，不断从非西方文化中吸收养分。法国比较文学大师巴柔曾说：“我看到‘和谐’（‘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概念的重要性……中国的‘和而不同’原则定将成为重要的伦理资源，使我们能在第三个千年实现差别共存与相互尊重。”
乐先生指出欧美人士克服西方中心论是一个困难的“苦修”过程。她引用尼兹教授的话：“比较文学学科代表一种理解、研究和实现非殖民化的方式……它关系到一种自我批评以及对自己和他人的教育、改造。这是一种苦修！”没有这种自省的“苦修”，总是以殖民心态傲视他人，多元文化的共存也是不可能的。
里夫金在《欧洲梦》中说到，贯穿在今天的两大精神潮流就是：一、在一个日益物质化的世界里，寻找某种更高的个人使命的渴望；二、在一个逐渐疏离、冷淡的社会里，寻找某种共同意识的需求。他认为这是欧洲和中国的有识之士所共同追求的。为了共存于一个日益联系紧密的世界，人类需要不断开发新的理念。乐先生相信中国和欧洲会找到更多、更深层的共通之处，而此共通之处就是二十一世纪的新人文精神的重塑。
“中国梦”中的二十一世纪
中国的文化自觉，该是“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时候了。
其实费孝通先生早已给了我们一个基本的立场：“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社会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归’，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历史已经证明，西方中心主义是行不通的，东方中心主义重蹈西方中心主义的老路，也不会有好的结果。
乐黛云引用了“铁娘子”撒切尔夫人的“断言”：中国不可能成为一个世界强国，因为中国没有足以影响世界的思想体系。她说：如果中国的知识体系不能参与世界知识体系的建构，不能成为知识生产的大国，那么即使有了巨大的经济规模、即使是一个物质生产的大国，仍然还是个小国。怎样才算是具有足以影响世界的思想体系，参与世界知识体系建构的知识生产大国呢？这就是要以中国的方式建构一个社会理念，一种生活理想，一套价值观。
这就是“中国梦”，是现代的“新中国精神”，中国文化复兴的根本要义就在其中。
首先乐先生带我们回到中国传统的源头寻根：考证中国“人文”最早提出见于《周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人**调的是如何将人类社会“化育”为一个与天地相协调的“天下”，达到这一目的的途径不是个人的自由发展，而是对人性“坏”的方面加以限制和约束。如孟子所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自然人性中包含着许多兽性。因此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人文的目的是止于其所当止，以维持社会的和谐与安宁。
美国学者欧文•白璧德参照了中国的人文精神，提出：人若真正是人，便不能循着一般的“我”来自由扩张活动，而要以自律的功夫使这一般的“我”认识“轻重、本末”。他说：“孔子是优于许多西方人文主义者的优秀的人文主义者”。孔子提出的“克己复礼为仁”、“中庸”、“自律”等实际上已成为他所倡导新人文主义的基本支柱，他正是以此为基础来反对以培根为代表的超乎伦理的客观科学主义，也反对以卢梭为代表的率性而为，不受道德规范的极端个人主义。
乐先生指出二十一世纪新人文精神只有在世界不同知识体系和文化精神的互动、互识和互补中才能得到建构和发展。“中国梦”中的二十一世纪流行何种人文精神？并没有本质主义式的答案，但乐先生乐于带领我们从三个方面进行思考。
首先，新人文精神超越人类中心主义，高扬生态意识。它是一种新的历史观，其中以物质增殖、破坏生态和无限消费为基础的“现代发展观”本身即将受到修正。朱熹曾说：“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之于天；既生此人，则天又在人矣。”“天”要由“人”来彰显。只有通过自由创造、具有充分随机应变的自主性而又与“天”相通的“人”，“天”活泼泼的气象才能得以体现。著名生态学家Thomas Berry也认为人是天地之心。心系大自然，为天地操心是人的天职。如果说过去西方启蒙主义科学的基础是“重塑”自然，以符合人类面貌，那么“中国梦”中则抛弃人类可以操纵环境的想法，而重在根据环境的需要调整自身。东西方互补的生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二十一世纪新人文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梦”是保护美好前途的重要因素。乐先生提到，欧洲比美国更能创造网络、跨国、共赢的全球意识，而中国比欧洲还强。在儒家思想中，没有“我”能够孤立存在，或被抽象地思考；“我”是根据和其他具体个人的关系而扮演的各种角色的总和；而道家认为整体存在于相反力量之间的关系中，它们共同互相完善。总之“人”是各种因素的总和，中国传统思想的网络是双向的，如“父慈子孝”等。由此，新人文精神强调基于“生活质量”而非个人无限财富聚敛的“可持续性文明”。所谓“生活质量”就是“实际生活条件”以及“公民个人的主观幸福感”如健康，快乐，和谐的社会关系等。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可持续性文明”强调普遍人权和自然权利而不只是私有产权；强调全球合作而不是单边主义的权力滥用；强调共同体中的互相依赖而不只是个体的绝对独立自主；在这样的共同体中，获得自由，不是个人为所欲为，而是能够进入与他人之间无数彼此依赖的关系之中；进入的共同体越多，选择权也就越大，也就有越多的自由。在这样的共同体中，当个人用自己的“自由”削弱社会共同体的时候，其结果也一定会削弱自身。新人文精神所追求的不是扩大权力范围而是扩大人类的相互理解，最后目标是将人性从物质主义的牢笼中解放出来，成就新的人性。
从物质主义的牢笼中解放出来，最重要的途径是超越工具理性，呼唤审美智慧。乐先生引用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篇：“道始于情，情生于性”，“性自命出”，“命自天降”等说法证明中国文化传统以“情”为核心，通过“顿悟”的方法，铸造了无数智者的精神世界。受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影响，现代理性是以排斥感性、情感价值和美为前提；其虽曾为人类带来巨大的进步和财富，但同时它也使人们难以摆脱以功利为目的的行为动机。审美智慧是一种建立在有机联系观念基础上的，以真善美、知情意的和谐统一为旨归的整合性思维，其中科学思维、理性思维、感性思维、宗教思维与艺术思维等亦此亦彼的和谐汇融。
由此，乐先生指出“中国梦”在全球化语境中必然开发出一套不同于西方的全新的思想体系。
让我们发出力所能及的声音
中国是一个多梦的国度，中国文化具有强大思想能力，从来就有追求精神生活，将道德置于崇高地位的深远传统。中国文化保留着极其巨大的空间，可以展开人与自然的和解，调节理性思维与精神信仰，物质追求与审美情趣，自然科学与人文关怀之间的裂断。
乐先生的观点是：二十一世纪新人文精神――新的精神世界、概念体系和话语体系等，既不是西方的，也不是古代的，它应是中国文化固有的文化基因与现代诠释的结合，是东方文明与西方、多元文明的融会，是“中国梦”与“欧洲梦”乃至“世界梦”的交响。
最后乐先生谦虚地表示她今日仅仅以自己的阅历发出力所能及的声音，用来引发大众深沉的思考；她真诚地祈愿“中国梦”在年轻一代人手中能成就美丽的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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