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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平衡”的思想是由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最著名的教育家之一、曾任世界教育学会副会长兼亚洲教育学会会长的郭秉文（1879―1967）博士提出的。郭秉文是南京大学的前身――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暨东南大学的校长，他将平生办学体验，归结为一个“平”字：“平，是治学治事的最好的座右铭。”办理大学，他认为应该力求达到四个“平衡”，即通才与专才平衡，科学与人文平衡，师资与设备平衡，国内与国际平衡。
一、通才与专才平衡
郭秉文认为大学应设立多种学科，培养多种类型的人才：“正科注重通才教育”，但不忽视应用；“专修科注重专才教育”，但不忽视基础，“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但两者并非截然划分。一个综合大学的好处，通才与专才相互调剂，使通才不致流于空疏，专才不致流于狭隘。大学生都应成为平正通达的建国人才。”
为了培养“通才与专才平衡”的学生，南高、东大一直都在选科制的框架内施行必修、“分组选修”、选修和“主辅系”等制度。
选科制，即学分制。当时规定，“每周上课及自修合2小时，历一学期者为1学分”，“修满120学分即可毕业”。南高、东大的选科制是一种包括了必修、分组选修和选修3类课程的选科制度。
必修课强调厚基础。例如，教育科规定了39个学分的“共同必修之普通学程”和12个学分的“共同必修之专修学程”。普通学程是：英文12学分，国文、体育、生物各6学分，世界大势、科学发达史各3学分，哲学入门2学分，社会学大意1学分；择业指导是零学分，但是必修。专修学程是：教育通论6学分，教育心理学大纲和教育统计各3学分。而各系也会开设一些必修课。如体育系学生还须学习社会学4学分，物理、有机及生理化学、无机化学各3学分，细菌学2学分。可见，必修课的覆盖面是多么之宽。
分组选修，其实是介乎必修与选修之间的指定选修。其基本做法是分成学科性质大体接近的若干组，每组包括若干系的课程，学生在每一组中都须选修课程，并且要达到规定的选修学分数。换言之，在每一组选修课程，是必须的；在组内选修何系的课程，是任意的。而且，该组中如有主系者，所选的这类4~8个学分，必须是其他系的课程。
这种“分组选修”制，与50年以后即20世纪70年代后期哈佛大学开始实施的“核心课程”制度，无论是本质还是做法都是十分接近的。
选修课则是完全由学生自己根据特长、兴趣和需要来决定。不过，很多学生会利用“任意选修”的机会选择一个“辅系”作为自己的第二主攻方向。当时，东大规定，学生于本科（“科”相当于后来的学院）各系中自选一系为“主系”，然后由主系教师提出若干系，任学生选取其一为“辅系”。主系学程（即课程）至少要修得40学分，最多不超过60学分；辅系学程至少要选修15学分，最多不超过30学分。换言之，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特长和兴趣在本学院以内任选主系和辅系。这便等于使他们拥有了两种求职谋生、服务社会的专业技能和学科背景。许多南高、东大毕业生都认为这种通才与专才相结合的教育使他们在继续深造时或迈进职场后能够十分顺利地转换角色。
二、人文与科学平衡
人文与科学平衡，在郭秉文眼里有两层意思。
第一是开办综合大学，需要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并重，需要两大类学科的相互交叉和渗透，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具有较高人文修养和科学素养的复合性人才。第二是大学既要提倡民族精神、重视民族文化，又要吸纳西方文明，重视科技新知。通过沟通和融合，使大学成为弘扬民族文化的基地，成为发展科学的重镇，成为人文精神与科学新知的交点，进而培养出文理兼修、既有人文情怀又有科学思维、既喜琴棋书画又好声光化电的高素质人才。
为了向学生施以人文和科学教育，培养人文与科学平衡的人才，南高和东大首先是设立了比较齐全的学科。
至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时，东大文科设有国文、外文（包括英、德、法、日文）、历史、哲学、政治经济系等；理科设有数学、物理、化学、地学（包括地质、地理、气象）等系；教育科设有教育、心理、乡村教育、体育等系；农科设有植物、动物、农艺、园艺、畜牧、蚕桑、病虫害等系；商科设有普通商业、会计、工商管理、银行理财、国际贸易、保险、交通运输等系；工科设有机械工程、土木工程、电机工程系等。这为学校实施涵盖了人文和科学的通识教育提供了基本保障。就教学和管理而言，文、理、农、工、教育等科（商科办在上海）的教师可以相互兼课，如时任地学系主任的竺可桢除“本职”以外，就既给农科的学生讲授“地质学”又给物理系和化学系的学生讲授“微积分”，从德、法留学归来的理科教授有时还会兼任外文系的主任；从选课制度上讲，学生可以自由地去学其他各科的课程；从开拓学术视野而论，学生可以去听自己感兴趣的任何讲座；从学科渗透与交叉上来看，学生可以去看各科研究会所编辑的杂志。例如当时由各科学生研究会主办并公开出版的杂志就有《数理化杂志》、《工学丛刊》、《史地学刊》、《文哲学报》、《国学丛刊》、《教育汇刊》、《农业丛刊》、《体育季刊》等8种之多。许多南高、东大毕业生都认为这种人文与科学紧密结合的教育使他们终身受益。著名教育家、史地学家、台湾中华文化大学的创立者张其昀先生认为他在南高国文系读书时受3位老师――哲学家刘伯明、历史学家柳诒徵、气象和地理学家竺可桢――的影响最深，3位大师的授课令他终身受益。
其次，东南大学一直都在努力营造“人文与科学平衡”的育人环境和学术氛围。
当时，新文化运动风靡全国，而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宣传“全盘西化”的论调也愈来愈高。为了抵制“全盘西化”论，东大教授吴宓、梅光迪、刘伯明、胡先�、柳诒徵、汤用彤等人于1922年1月创办了以“阐明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宗旨的《学衡》杂志。由于它对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进行了言辞激烈的抨击，遭到了新文化运动人士的攻击而被指责为“复古派”杂志。事实上“学衡派”反对的只是对于西方文化仅作空泛介绍的“灌输观”和不作任何评判即进行接纳吸收的“全盘西化论”；所张扬的是弘扬民族精神、沟通并融合中西文化的旗帜。
足以能够证明南高、东大致力追求“人文与科学平衡”的一个重要史实是，在被讥讽为“复古派杂志”的《学衡》出版的同时，近代中国第一个以“科学”标衔的学术团体中国科学社所创办的中国近代最早的科学刊物之――《科学月刊》也正在同一校园出版和传播着。耐人寻味的是，身为“学衡派”主将的留美教授胡先�等人又是中国科学社的重要成员，这不能说不是对“人文与科学平衡”的一个生动诠释。
“科学社”是以发展科学技术为职志的学术组织，1915年10月25日创办于美国，是由美国康奈尔大学等校的中国留学生任鸿隽、胡明复、邹秉文、赵元任、周仁、杨杏佛等人创建的。1918年包括社长任鸿隽在内的科学社成员大多学成归国，并应郭秉文之请，将科学社迁入南高校园，正式设立办事处，定名为“中国科学社”。科学社主要成员几乎都是南高的教授。大学与科学社虽然是两个单位，却形同一家，人员相互兼职、资源共享、密切合作，这对教学水平的提高和研究工作的开展都起到了互促、互补的作用。而学生可以不受限制地参加教学和研究的双重训练，这种实际是“校所联合培养”的教学模式，有力地促进了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这种“用科学的精神办教育，用科学的方法育人才，教学科研相互促进，人才脱颖而出”的成功做法，成为南高、东大的一大特色，并使南高、东大因成为“中国科学社的大本营”而闻名遐迩。
第三，为了实施“人文与科学平衡”的通识教育，东南大学采用“文理科”合设模式。
1920年1月，东大把数理化部与文史地部合并建成“文理科”。南高当时只有文史地、数理化2部，而且各部都有足够的实力单独设置，而东大为何偏偏要压缩编制、合二为一呢？而且即便是在南高扩建为东大，另行设置了农、工、商、教育诸科以后，为何也一直没有将其基本班底――“文理科”扩编为“文科”和“理科”呢？这个问题过去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其实，这里蕴涵着重要的育人理念，那就是实施通识教育，培养“人文与科学平衡”的优秀人才。
这一思想明白无误地显现在东大文理科的课程设置上。东大规定，文理科各系的学生，除必修国文6学分、英文12学分之外，还须从本系之外的其他系中选修至少30个学分。例如国文系的学生就必须在英文、西洋文学、历史、政治、经济、哲学、数学、心理学、生物学、地学、化学、物理等系中选修30个以上学分的课程，其中必须在英文系或西洋文学系、生物学系或地学系、化学系或物理系中分别选择4~8个学分的课程。
人文与科学平衡的传统，在南大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弘扬。例如，在匡亚明校长倡导下，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历时30年，编就了多达200部的“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被誉作“20世纪最为浩大的中国传统文化工程”；近年，南京大学累计获得1项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和10项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在全国绝无仅有。这就是对于“人文与科学平衡”思想的最好诠释。
为了传承郭秉文“科学与人文平衡”和匡亚明“打通文、史、哲，开办大文科”、“培养具有广博学识和多方面能力的通才”等先贤的教育思想，南京大学于2006年3月28日把基础学科教育学院命名为“匡亚明学院”。匡亚明学院按照大文科（包括中文、历史、哲学、经济、政治、社会学等专业）和大理科（包括强化部、物理、天文、化学、生物、地理、地质、大气、数学等专业），将所有学科分为两大类。学生第一年在设置的大平台通修课程中进行学习，第二年在按模块（基地）设置的核心课程中进行学习。第三年学习专业核心课程，第四年学习选修课程、科研训练课程和写毕业论文。在一二年级，由学院统一组织教学和学籍管理，从三年级开始学生全部分流到各个院系。自2007年起，匡亚明学院的学生已由南大单独提前进行考试、自主录取或在优秀高考学生中录取。
三、师资与设备平衡
借用《孟子》中的一句话“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故人之谓也”，梅贻琦给人们留下了一句被广为引用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其实，此前的郭秉文已经切切实实地感受到大师的珍贵价值。不过，在他眼里，所谓大学者，既是大师之谓，亦是大楼之谓，那便是他的“师资与设备平衡”。
南高、东大培养人才的最成功之处，便是在国内外延揽了一大批著名的教授，使每个科系都具有国内一流的学术领导人，各门学科都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南高、东大，名师荟萃，盛极一时。近代史专家梁敬镦（和钧）曾在《记北大（东大附）》一文中称赞:“东大所延教授，皆一时英秀”，“北大以文史哲著称，东大以科学名世。然东大文史哲教授实不亚于北大”。在南高和东大，大师级的人物真可谓是车载斗量，不可胜数。例如，文科的柳诒徵、王伯沆、张士一、吴梅、黄侃、粱实秋、胡小石、徐养秋、吴宓、刘伯明、汤用彤、宗白华、方东美、梅光迪、楼光来、陆志伟、罗家伦，理工科的竺可桢、任鸿隽、胡刚复、熊庆来、叶企孙、吴有训、周仁、茅以升等，教育科的郭秉文、陶行知、俞子夷、郑晓沧、孟宪承、廖世承、艾伟、陈鹤琴等，农科的邹秉文、秉志、胡先�、陈桢、陈焕庸、张景钺、过探先、金善宝、钱崇澍、戴芳澜等，商科的马寅初、杨杏佛、胡明复、孙本文等，当时都执教于此。外籍教师中，有后来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赛珍珠（PearlBuck）等一二十人。大师们的人品学识、志趣才调、言谈举止，对于学生良好的治学态度、治学精神、治学方法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大学教育当然以师资为第一，但是物质设备亦不容忽视。东大初建时，在经费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就重点筹谋教学科研的条件改善。当时的师生已经具备这样的共识：图书馆是知识之宝库和自学之基地；科学馆是研究和学术之中心，体育馆是健身和倡导体育之需。图书馆、体育馆于1923年落成；而1927年竣工的专事研究的“科学馆”则可能要算当时中国大学中最大的科研楼。在经费奇绌、许多高校“索薪”风潮时有发生的20年代，东大能斥巨资兴馆建舍，添置先进的仪器设备和中外图书资料，既让人惊讶于学校的筹资有方――采取政府拨款、校董会筹资、社会募捐、银行贷款、外国基金会援助、校友捐赠等多渠道集资的办法，又让人钦佩办学者重视教学保障体系的战略眼光。此外，学校还拥有农业实验场100余亩，租用农场3000余亩，争取到北极阁气象台、中央观象台江宁测候所作为师生实验、实习的场所，并将玄武湖作为水生植物和鱼类的试验池；同时努力谋求理化实验室的充实和发展，并获得美国洛氏基金会之资助。学校考虑到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信息中心，遂将商科大学（即今上海财经大学之前身）开办于上海，以有利于培养见多识广、阅历丰富的经济干才。凡此种种规划与努力，目的均在改善教学和科研条件，培养各类合格人才。
四、国内与国际平衡
经过几年的发展，东大已成为中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之一。但是，东大的办学目标是不仅要成为中国教学、科研的中心，还应成为国内外的学术交流中心。 因为只有博取百家之长、广求世界知识，才能使学生放宽眼界、开拓心胸、广纳人类无限的知识和智慧。所以郭秉文不仅广延具有真才实学的留洋博士、硕士来校任教，还不断派遣教师出国进修。
当时东大共有教师220余人，其中留学出身的教师有140多人，已然占到总数的2/3。在理、工、农等学科，具有留学背景的教师所占比例更高，有些系科的教师甚至是清一色的留洋学者。同时，东大每年还必邀请多位国内外著名人士来校讲学或演讲。如美国教育界泰斗、实用主义芝加哥学派创始人杜威1920年4月来校演讲《教育哲学》等，并与教育科师生进行多次座谈；同年10月，英国著名哲学家、逻辑实证派大师罗素来校作了《关于哲学》的演讲；1924年，印度文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泰戈尔来校作了《中印文明》的演讲；同期，美国著名教育家孟禄、德国新活力论创立者杜里舒等人也曾来校考察和演讲。东大希望藉此使东大师生调和文理、沟通中西，放眼世界、虚怀若谷，唯真是求、唯美力修，从而具备“钟山之崇高，大江之雄毅，玄武之深静”这样一种“国士”的风度和气节。当时，学校开设的课程和所使用的教材，也几乎都是以欧美大学为蓝本的，并且经过了一个引进、消化、改造和创新的过程。例如秉志所编《生物学》、《生理学》，陆志韦所编《心理学》，竺可桢所编《地学通论》，熊庆来所编《高等算学分析》、《微分几何》、《偏微分方程》等教材，都代表着或者是趋近当时学科的发展水平。值得称道的是，文理科各系的学生都可以学习这些前沿性学科。可以说，20年代的南高、东大已然成为我国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一个重要窗口，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热点所在。这对于学生拓展学术视阈，增强国际观念，培养合作意识，吸收世界新知，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而这也正是通识教育的题中应有之意。
秉承这一理念，南京大学在改革开放以后又率先开启了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闸门，创办了中国与国外教育机构合作开办的第一个教学实体――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迄今为止，南京大学和霍普金斯大学两校的这一首创性的合作，以及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的运作方式在全中国仍是独一无二的（该中心已可授予硕士学位）。南京大学和霍普金斯大学聘请来自中国和美国的教授为学生授课。中国学生由美国教授讲课，美国和国际学生则由中国教授讲课。中心内具有非常良好的中英双语环境，学生要用外语听课、阅读和写作。学生与教师、学生与学生之间在课堂与课后有大量和密切的交流，这些活动为他们形成出色的双语能力提供了坚实的保证。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的运作机制，就是“国内与国际平衡”的传统在今日南大的精彩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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