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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著名学者、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南大哲学系兼职教授汤一介先生做客我校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就儒学及其现代意义等问题给南大师生做了一场精彩报告。
忧患自觉与问题意识
古希腊文明起源于人们对自然的惊奇，希伯来文明始于人们对上帝的敬畏感，中华文明中的儒家文化是基于中华民族非常浓厚的忧患意识。汤先生开宗明义，指出儒学的复兴事关中国的文化之根。
长达一百多年“西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进行了全方位的冲击。如今到了中华民族复兴的时刻，而儒学的复兴和民族的复兴是分不开的。儒学自孔子起就自觉地继承着夏商周三代的文化，“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它曾是中华民族文化发育、成长的根，没有人可将其斩断。如果人为地斩断，中华民族的复兴就没有可能。
汤先生强调，复兴儒学要有“问题意识”，这正是儒家“忧患”自觉的当代回响。对“问题”有自觉性的思考，对“问题”有提出解决的思路，由此而形成的理论才能是有真价值的理论。近一、二百年来，对自然界的无节制开发，残酷掠夺，造成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人们片面追求物质利益和权力欲望的无限膨胀，造成了人与人之间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以至于残酷的战争。过分注重金钱和感官享受，致使身心失调，人格分裂，自我身心扭曲，已成为一种社会病。因此，当前人类社会需要解决，甚至今后还要长期不断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人自我身心”之间的种种矛盾，这无疑是人类面对的最大课题。
轴心时代之超然
汤先生引用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提出的“轴心时代”观念，以证明儒学能超越时空而具永恒价值。所谓“轴心时代”即公元前500年前后，在古希腊、以色列、印度、中国都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形成了不同文化传统。这些文化起初独立发展，2000多年后在相互影响中已成为人类文明的主要精神财富。当今，世界各地的思想界出现对“新轴心时代”的呼唤，这要求我们更加重视对古代思想智慧的温习与发掘，回顾华夏文明发展的源头，以响应世界文化发展的新局面。雅斯贝尔斯说：“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自此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力量。对这一开端的复归是中国、印度和西方不断发生的事情。”当年宋明理学（新儒学）在印度佛教文化的冲击后，充分吸收和消化了佛教文化，“出入佛老，而反求之六经”，再次回归先秦孔孟而把中国儒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并对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的文化发生过重大影响。社会虽然在不断发展，思想文化在不断更新，但古代思想家提出和思考的文化问题，他们思想的智慧之光，并不因此就会过时，有些他们思考的问题和路子以及理念可能是万古常新的。而今在全球化的形势下，作为“轴心文明”重要一支的孔儒文化，多少人预见它将得以“苏醒”，得以“复兴”，以“和谐”的理念贡献于人类社会。
汤先生说儒学是历史的产物，难免历代对其看法林总；尤其“西学”冲击后，对其评价更是褒贬不一。有的学者提出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必须全方位的复兴儒教，以应对西方文明全方位的挑战”。因此，主张把儒教立为国教，在我国恢复所谓自古以来的“政教合一”。这种观点有来自两方面的批评：一自“自由主义派”，认为“儒教救国论”是对当代民主政治的反动，是对“平等”观念的践踏。把“儒教”立为“国教”，将会使“儒教意识形态化，为专制主义服务”。另一是来自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批判：“儒教救世的想象实质是道德作用的自我夸大”，也是“以天道性命的形上学来追求王道政治，这样只能重踏封建专制的陷阱”，“真正的救世主只能是马克思主义”。
另一批学者从维护和发扬儒家思想出发，充分将其肯定，以实现儒学的现代化。汤先生举现代新儒家们认为“内圣之学”可以开出适合现代民主政治的“外王之道”，儒家的“心性之学”可发展出科学的认识论系统。有学者还提出“文化中国”的观点。对儒学看法如此纷纭，汤先生以为，正是在公众领域能自由地发出五花八门的声音，表明我们的社会在进步；正为着有此真正的“百家争鸣”，学术文化乃至种种社会问题才能更趋于理性的解决。
针对当代某些学者欲仿五四时期全面否定儒学的问题，汤先生回应道：不能把五四运动等同于打倒“孔家店”，五四的目的是为了引进科学和民主，由此推知其大力推翻的不是儒家整体，而是政统的儒学。
政统•道统•学统
汤先生将考察儒学的视角分为三个维度：政统的儒学，道统的儒学和学统的儒学。
所谓“政统”，即展现儒学曾长期与中国历代政治结合的事实。它的“三纲六纪”无疑对专制统治起过重要作用。儒家特别重视道德教化，因而对中国社会在一定程度上起着稳定的作用。但是，把道德教化的作用夸大，使中国重“人治”而轻“法治”，且很容易使政治道德化，美化政治统治；又使道德政治化，道德成为政治服务的工具。总的说来，以政统的儒学面对当今社会将存在较多问题。
任何一自成系统有历史传承的学术派别，必有其传统，此之谓“道统”。西方学术流派乃至中国的儒释道三家，皆有道统。儒家主张“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昭示其对学术他派有较多的包容性。但过分的强调道统就可能形成对其他学术文化的排斥，而导致对异端思想的压制。有趣的是，历史上某些异端思想的出现，恰恰是对主流思想的冲击，甚至颠覆，这正为新的思想发展开辟了道路。
“学统的儒学”是指其学术思想的传统，包括它的世界观、思维方法和对真、善、美境界的追求等等，儒学在这些方面可提供有意义的资源较为丰厚，应为我们特别重视。
关注“学统”儒学，抓住儒学复兴的生命线。汤先生认为：我们首先要培养文化上的主体意识。任何一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必须植根自身文化土壤之中，只有对自身文化有充分地理解与认识，保护和发扬，它才能适应自身社会合理、健康发展的要求，它才有吸收和消化其他民族文化的能力。否则民族将或被消灭，或被同化。罗素曾说，“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任何文化的存活和保鲜，必须不断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积极交流、对话。全球化时代，面对西方的强势，我们应更善于吸收和融汇西方和其他各民族的优秀文化，以使中华文化更具世界意义。
今天仍然坚持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的人是可笑的；任何学说、思想体系必然有其局限性，即使其中具有普遍意义的精粹部分也往往要给以合理的现代诠释。恩格斯在《反杜林论草稿片断》中说：“在黑格尔以后，体系说不可能再有了。十分明显，世界构成一个统一的体系，即有联系的整体。但是对这个系统的认识是以对整个自然界和历史的认识为前提，而这一点是人们永远达不到的。因而谁要想建立体系，谁就得用自己的虚构来填补无数空白，即是说，进行不合理的幻想，而成为观念论者。”罗素在其《西方哲学史》中说：“不能自圆其说的哲学绝不会完全正确，但是自圆其说的哲学满可以全盘错误。最富有结果的各派哲学向来包含着显眼的自相矛盾，但是正为了这个缘故才部分正确。”汤先生引用这两段话强调我们不能指望儒学能完全解决人类社会今天和明天的全部问题，儒学的历史局限性与超越性共存，在这种共识下，不断反思儒学的问题，不断给儒学新诠释，不断发掘儒学真精神中的普遍性意义和特有的理论价值，遵循我们老祖宗的古训“日日新，又日新”，自觉的适时发展和更新其自身，才是儒学得以复兴的生命线。
基于此，汤先生呼吁，当前甚至以后，对儒学不应政治意识形态化，学术最好归学术。而且儒学应更具“海纳百川”的气度，在与各种文化的广泛对话中更新自己。
天人合一与和谐社会
汤先生全面地展示了儒家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法，集中体现于人与自然、人与人和人与自身的关系中。
合天人。1992年世界1575名科学家发表的《世界科学家对人类的警告》说：“人类和自然正走上一条相互抵触的道路”。造成这种情况与西方哲学曾长期存在“天人二分”的思维模式不无关系。而中国“天人合一”是在“天”和“人”之间存在着相即不离的内在关系，研究其中一个必然要牵涉另外一个。《郭店楚简•语丛一》：“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中国哲学的源头――《周易》是一部会通天道、人道所以然的道理的书；也就是一部讲“天人合一”的书。朱熹曾说：“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之于天；即生此人，则天又在人矣”。“天”“人”互不能离。人初生时，虽得之于天，但一旦有人，“天”的道理就要由“人”来彰显，“人”对“天”就有了责任。人要“知天”（认识自然，以便合理地利用自然）、“畏天”（对“自然”应有所敬畏，要把保护自然作为一种神圣的责任），并将其统一起来。“知天”而不“畏天”，就会把“天”看成一死物，不了解“天”乃是有机的生生不息的刚健大流行（即与“人”为“生命的共同体”）。“畏天”而不“知天”，就会把“天”看成外在于“人”的神秘力量，而使人不能真正得到“天”（自然）的恩惠。
人与自然的关系构成现代意识的一维，无论深层生态学还是现代环境伦理学都呼唤着人类对自然的三种态度：亲近自然，尊重自然，敬畏自然。最前卫的人应具有的意识，已在两千年前被我们的老祖宗道出；儒者的最高境界“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天地合其德，与鬼神合其吉凶”。这就是汤先生呈现给我们的儒家“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
同人我。“人我合一”（同人我）是说在“自我”和“他人”之间存在着一种相即不离的关系。《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中说：“道始于情”。人世间的道理（人道）是由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开始，这正是孔子“仁学”的出发点。孔子说：“仁”即“爱人”；“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仁爱”的品德是人本身所具有的，爱自己的亲人最根本。但孔儒不把“仁爱”停留在只爱亲人，而扩大到“仁民”。所以《郭店楚简》中说：“亲而笃之，爱也；爱父继之爱人，仁也。”再扩大至第三个层次――“爱物”。如果把爱亲人扩大到爱他人，社会就会和谐；如果国家、民族把爱祖国、母族的“爱”扩大到对别国、民族的爱，世界将迎来和平了吧。
“亲亲”扩至“仁民”，必行“仁政”。《论语》中没出现“仁政”二字，却处处体现着“仁政”的思想，如“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举贤才”，“泛爱众”，“导之以德，齐之以礼”。孔子的继承者孟子讲“仁政”，意义很广泛，汤先生认为最重要的是：“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意思是说，要使老百姓都有一定固定产业，他们才能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没有固定产业，怎么能让其生相应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呢！所以孟子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仁政”，首先要使老百姓有自己可以耕种的土地。汤先生认为，建设“和谐社会”首先要使老百姓都有自己固定的产业。就全人类说，就是要使各国、各民族都能自主地拥有其应有的资源和财富，强国不能掠夺别国的资源和财富以推行强权政治。所以“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协调和相互爱护的“人我合一”思想对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应有意义。
一内外。“身心合一”（一内外）是说肉体生命与精神生命之间应该存在着一种相即不离的和谐关系。儒家认为达到“身心合一”要靠“修身”。《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中说：“闻道反己，修身者也。”即知道做人的道理，就应该反求诸己，这就是“修身”。所以《大学》认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中庸》也说：“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社会靠有道德修养的人来治理，修养是以符合不符合“道”为标准，做到使社会和谐就要有“仁爱”之心。这里，把个人的道德修养（修身）与“仁”联系起来，正说明儒家思想到一贯性。《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中说：“修身近至仁”。修身是达到实现“仁”的境界。因此，儒家讲“修身”的目标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即希望建设“和谐社会”。《礼记•礼运》中所记载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就是儒家理想和谐社会的蓝图。《易经》中的“太和”思想已具有普遍和谐的意义，所以王夫之说“太和”是“和之至”。《论语》中的“礼之用，和为贵”、“和而不同”，《中庸》的“中和”以及朱熹对“中和”的解释等等，为中国哲学提供了一种世界观和思维方式。如果一个社会有了良好的制度，再加之以有道德修养的人来管理，人人皆能“以修身为本”，则社会将可成为“和谐社会”，世界可为“和谐世界”。
人是天地的核心
在儒家看，解决上述的种种矛盾，“人”是关键。因为，“人是天地的核心”，只有人才可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横渠这著名的四誓愿，正是儒家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最典型的概括。汤先生促在座深思：当今人类社会遇到的问题，儒学是否可以为其提供某些有意义的思想资源？善于利用儒学思想解决此种种问题，是不是可以说为儒学的复兴提供了机会？当然，我们必须注意到，孔儒思想并不能全盘解决当今人类诸多复杂问题，它只能给我们提供思考模式和有价值的理念，启发我们用儒学的思维方式和人生智慧，在给儒学资源以契理契机新诠释的基础上，为建设和谐的人类社会作出贡献。
汤先生以司马迁的一句“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者，未必尽同”的名言作为演讲结尾，以表达他继续对儒家思想进行现代诠释，创作出适应当代社会新理论的决心。
主持人徐小跃教授则以“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向汤先生、乃至当代坚守传统儒士德操的知识分子们致敬。知识分子的超越功能首先在于他们的超越功利性。如今就是要呼唤这样的人，呼唤能提升我们精神境界，净化心灵，提高生命层次的当代“新儒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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