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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周勋初先生任主编，我与武秀成任副主编，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和古典文学专业教师共同整理的《册府元龟》（校订本）终于出版了，并且于2007年11月获得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对此，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和古代文学专业全体同仁都感到无比欣慰。
此项目从启动到完成，整整经过了13个年头，动员了除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有力量、古典文学专业绝大多数力量外，还包括了南京地区一批古典文献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若干研究生。损耗了电脑10多台，打印机3台，变换了2家出版社，4家印刷排版商。13年的经营，13年的辛劳，其中甘苦，非个中人，又岂能尽道。
一
1983年，国家教育部成立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简称古委会），并在全国条件较好的19所高校建立古籍整理研究机构，南京大学作为这19所高校之一，建立了古典文献研究所（简称古籍所），由程千帆先生担任所长，周勋初先生担任副所长，成员则主要是由中文系古典文学专业的教师兼任。本人忝列其中，且担任学术秘书。当时的古籍所，简陋至极，可称房无一间，书无一册。但在两位先生的规划、经营下，很快便初具规模，并且陆续出了一批引人瞩目的学术成果。
研究所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完成一批高质量的成果，与我们采用了与众不同的科研管理机制分不开。我们当时在科研方面采用了科学的组织和管理方式，即研究项目基本上以个人负责和课题组合两种形式进行，不设固定的专业研究室。这样做，可以使成员灵活协作，集中力量，快出成果。研究课题的确定和承接，则实行“研究项目议定书”制，以保证顺利开展和完成项目，并合理使用经费。
上世纪八十年代，古委会下属各古籍整理�究机构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古委会上马了一批大型项目，如全明诗、全宋诗、全宋文等，由有关院校的古籍整理机构承担。我们到底要不要也上一个类似的大型项目，是当时摆在面前的一个大问题。对此，时已接替程千帆先生任所长的周勋初先生作了冷静的分析，认为以我们现有的实力也可以承担大型项目，但上这类大项目，会使我们的科研力量，尤其是年轻教师的主要精力陷入其中，对今后的发展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我们目前最需要的是让年轻教师出个人成果，使他们尽快走上学术前沿。所以周先生要求每位研究人员确定一个主攻方向，形成自己的学术特色。同时也设计了一个中型项目，即编写《唐人轶事汇编》。唐宋有丰富的笔记小说，其中包含了大量未及发掘的史料，对文史研究很有价值。宋代笔记已有民国间人丁传靖编撰了《宋人轶事汇编》，而唐代则仍阙如。我们编纂《唐人轶事汇编》，正可弥补这一缺憾。此书由周先生领头，严杰、武秀成和我一起参加，历时四年，最终编成170余万字的著作，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在1995年出版。该书出版后即受到学术界好评，1996年获得全国古籍整理图书奖一等奖。
1994年，《唐人轶事汇编》杀青。此时，某出版社闻名而来，约请我们整理宋初四大书中的一种。宋初编纂了四部大型图书，即《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这四部大书中，《御览》、《元龟》为大型类书，各一千卷，保存了很多珍贵的历史资料。《太平广记》五百卷，是古代 笔记小说的渊薮；《文苑英华》一千卷，是陈至唐代的诗文总集，保存了大量已佚诗文。
周勋初先生带领我们分析了各种情况后，选定了其中的《册府元龟》一书。《册府元龟》是宋真宗集中了杨亿等一批当时最负盛名的文人编纂而成的类书。全书一千卷，近千万字（整理后的字数近1600万），分为三十一部，“千一百四门”（实际是1115门，包括不同部类中的同名称门目），收录了大量五代之前的文献。尤其是其中的唐五代部分，大量采录了当时的国史、实录，又因此书采录的都是宋代之前的古本，故比之今传史料有很多优胜之处。而这些今已几乎全部亡佚，所以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但此书长期以来被治文史者所轻忽，直到近代，才有学者注意到它的价值。可是由于全书篇幅极大，传世的本子问题复杂，整理难度太大，所以仍然一直没有人去系统整理它。我们认为学术界急需一种经过整理的《册府元龟》善本。
接受了整理《册府元龟》的任务，我们经过讨论，定了几条原则。首先它应该用繁体字，以接近古籍面貌，但需横排，以便于学者使用。这样一部大书，要找到能够承担繁体排版的公司非常困难，即使有公司能够输入排版，我们后期校对工作的繁重程度也将不亚于前期的点校工作。所以我们决定自己解决输入排版问题。我们古籍所从八十年代末就已经注意到计算机在古籍整理工作中的意义，已经投入力量从事这方面的�究。笔者本人就在此领域投入了很多精力，开发了几种用于辅助古籍整理的工具软件，如“简繁体转换打印软件”、“索引编制辅助软件”、“小型图书馆古籍书目著录软件”等。
其次，我们决定同步编制一个详尽的人名索引，以便于学者快速检索。以前的古籍整理，往往缺乏索引一类的检索手段，有的即使已经考虑到制作索引，也要等全书出版以后，才能着手。而我们由于是自己输入排版，所以可以同步进行。
二
整理一部大书，需要数十人、数年甚至十数年方能完成，这无疑是一项浩大的工程，需事先作周密的谋划，进行过程中要科学组织，精心协调，并且要根据进展情况和整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作及时调整。总体来说，我们采取了以下一些做法。
（一）定底本。《册府元龟》的传世刊本主要有两种，一是残宋本，存五百八十一卷，中华书局1988年出版了影印本；二是明末黄国琦的建阳刻本，中华书局1959年影印出版。此外还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以及海内外数种明清抄本（多为残本）。从版本角度说，宋本当然最好，但仅有残本，而且颇多漫漶不清之处，作为工作底本显然不合适。明刻本虽然讹错很多，但也纠正了不少宋本错简衍文、重出互见之类错误。而且明刊本全书完整，中华书局影印本文字清晰，便于校勘操作。所以决定以明刊本为底本，以残宋本作通校本，同时参校《四库全书》本及部分明抄残本，历代史传则是我们进行他校的主要文献。
（二）立体例。《册府元龟》校订工作的参加者虽然基本都是对古籍整理工作训练有素的学者，但分担点校工作的有20多人。这样一个大工程，这么多人参加，如果不事先确立统一的体例，各人都按自己的习惯去做，最后结果必将混乱不堪。所以我们对点校体例问题非常重视，把它作为这个项目能否成功的重要前提。周勋初先生与笔者及武秀成教授多次讨论、反复修改，最后形成一个点校体例，在版本、校勘及文字、标点、版式等方面做了严格的规定。这就是《册府元龟》（校订本）的《点校说明》。我们的这个体例，既遵循古籍整理规范，又充分照应《册府元龟》的具体情况，有很强的可操作性。正是由于有这样一个大家都需遵循的体例，所以尽管出自众人之手，却仍能如出一辙。
（三）明分工。《册府元龟》校订本是一项集体工程，参加点校工作的有25人之多，除了点校之外，还有输入、排版、校对、录改、审阅、组织指挥协调等工作，前后参加总人数有百人之多。整个班子大约分为三个层次，即组织指挥、点校录入、校对录改。主编周勋初先生和我们两个副主编负责确定版本、体例、人员分工、工作流程，审阅成稿，协调各个环节，及时处理工作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本人还负责录入排版打印设备的准备及维护，文稿的排版，与出版社、印刷公司的联络（后期则主要由武秀成先生负责），以及索引编制的自动化处理工作等。点校人员负责录入、标点，印刷稿的校对。第三个层次即校对录改的工作主要是由古典文献专业的研究生来完成。
（四）严工序。由于《册府元龟》（校订本）的整理工作除了点校外，还包括了录入、排版、校对、同步索引等，所以事先必须确定严格的工序流程。我们将整个工作划分为四大步骤，即准备，标点录入，排版、输出、校改，最后定稿。其中第二、三阶段是一个重复多次的过程，第四阶段包括形成索引以及和出版社、印刷商之间的反复商讨。最后完成的是一个直接交给印刷商出胶片的大样电子文件。为了提高效率，第二、三阶段并不是等待前一个阶段整体完成后才进行，而是把每一个点校者的任务作为一个工作单位，大约为50卷左右，每个工作单位分别完成自己的流程。这样就避免了因为少数人不能按期完成自己的点校工作而影响其他人的情况。我们制作了流程表，交给每一位点校者，又制作了一本以卷为单位的进度表，分为初点、初排、初校、录改、二校、录改、三校、录改、终校、录改、抽人名、造字、终排等工序，详细记录每卷的流程进度情况。另外还制定了“排版工序流程表”、“索引处理流程表”，以对照实施。由于这些工作，使得管理工作科学化，整个《册府元龟》整理的质量和进度得到了保证。
（五）新手段。《册府元龟》的整理出版和其他古籍整理出版的不一样之处在于我们自己承担了点校之外的工作，如录入、排版、索引词的标引和抽取、同步索引编制等。我们承担这些工作一方面是因为出版社的要求，另外也是保证整理质量、提高学术价值的前提。我们自己来做输入工作，不仅少了一次出错的机会，而且也减轻了校对的工作量。更重要的，一是留下了电子数据资料，为我们的古籍资料数据库的建设做了工作；二是方便了同步编制索引。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前半叶，计算机的使用远不如现在普及，多数古籍整理学者对其尚有排斥态度。我们为了做好这项工程，明确要求所有的标点工作和录入工作同步。也就是说，每位点校者必须学会使用计算机录入繁体字。为此我们为每位没有计算机的点校者购置了计算机，并为他们安装了专业的排版输入软件和便于输入繁体字的输入方法，并教会他们使用方法。为了同步索引的编制，又制定了索引词的标注方法，要求录入、标点、索引词标注三项一起完成。由于最终目标是出版，我们自己要打印出小样，所以不能使用一般计算机办公软件来输入排版，为此我们购置了专业的印前处理系统。这样整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就能随时反映到电子文本中去，有一些前期没有注意到或是前期注意到但后来需要纠正的问题，在全部文本中一次性自动解决，也非常方便。
图书的出版，尤其是古籍整理图书，质量是它的生命线。所以我们的整理始终把质量问题放在首位。这除了每一道工序都要严格把关外，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反复校对。一般图书要求作者不少于两校，编辑有一校，加上终校的对红，通常是四次。而本书整体上校对了七次，有部分卷甚至达到九次。
标点是整理的基础工作，所以要求点校者一定要认真对待，绝不可马虎从事。遇到不能肯定的地方，不要轻易下笔，不能臆断，一定要查找其他文献资料作为依据。主编组也经常为一个标点而反复讨论、查核。
校勘记是本书学术价值的重要体现，所以从主编、副主编到每一位校点者，都对此投注了十分的注意力。我们不仅在体例中规定了出校不出校的标准，并且对校记撰写的用语也做了统一。更重要的是，为了解决《册府元龟》不注文献来源的缺陷，我们要求点校者在校勘记中尽量追溯史源。在整理此书的时候，《四库全书》等电子古籍尚未问世，现在常用的电子检索手段，当时皆无。所以在用史传作他校文献时，全靠点校人员的刻苦读书、勤于翻检；既解决了《册府元龟》编纂和刊刻传抄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错讹，也让读者可以通过校勘记知道哪些内容出自何书，哪些内容为本书独有，学者更可以藉助校勘记了解《册府元龟》所据史籍的北宋文本和现在通行文本的差别。成书中的校勘记所体现的学术价�，陈尚君教授已经著文论述，兹不赘述。正因为校勘记如此重要，所以在统稿时，它被作为审阅、检查的最重要内容。如果发现一卷后的校记太少，往往要对其再三审查。有一些前两稿中已经写好的校记，因为后来觉得可以不出校，因而在终校中被删去。最后出版的成品与初稿比较，变化最大的就是校勘记部分，很多卷都有变动，有些卷增加了数十条之多，也有一些卷则删去了若干条。
古籍整理工作中，文字问题如何处理是一个重要问题，也是一个难题。因为古人写字通常不讲究规范，异体很多；古籍在传写、刊刻时，也会因形近而讹写、误刻；再加上因为避讳而改字、缺笔等现象，使得今人整理时要化大气力去统一、纠正、回改。为此，本书在点校体例中做了一系列规定。
我们认为，这样一部大书，要做就应该是能够取代此前的版本，成为学界信任的，便于使用的，而且体现我们的学术水平的著作。
三
2005年，我们终于认为可以付梓了。凤凰出版社（即原来的江苏古籍出版社）与我们一直有着很好的合作关系，知道我们手上有这部书稿后，非常有兴趣，很快就与我们签订了出版合同。在出版社、印刷商的大力支持下，于2006年年底正式出版，此时距这个项目上马已经13个年头了。
一部书出版后，质量到底如何，还需要经过读者的检验。《册府元龟》（校订本）甫出版，即受到学界高度重视。《光明日报》2007年9月15日用一整版的篇幅，以《古籍整理的重大收获》为题，发表了专家学者的专题笔谈。其中如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安平秋教授，前中华书局总编傅璇琮先生，前中华书局副总编程毅中先生、文学组组长许逸民先生，南京师范大学郁贤皓教授，复旦大学陈尚君教授，湖南科技大学陶敏教授，南京大学卞孝萱教授等都高度称赞本书的整理出版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们认为本书的出版是“古籍整理领域的一大收获”，“近百年古籍整理图书史上的典范”，是“古籍整理之精品”。此书的问世“对拓展与深化古代文化尤其是唐五代历史领域的研究，将发挥重要作用。”认为本书的整理体例“细密而完善”，点校“谨严有据而符合学术规范”。安平秋先生则认为此书的整理“在古籍整理学界，在古文献学界也竖立了一个整理中国古典文献的优秀范例”。
2007年9月，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评选工作启动。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指出，“第一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代表政府的庄严信誉，对行业、文化界和社会将产生重要影响，是涉及民族文化积累、知识创新、文明传承的一件大事，具有特别重要意义”。要求“获奖图书都是优中选优的精品”，是“传承文明、开启民智的精品力作”。11月，获奖名单公示，在全国多年所出版的数万种图书中，共有4种古籍类图书获奖，《册府元龟》（校订本）名列榜首。
四
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和南京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专业之所以能够在目前这种浮躁的世风之下，用13年时间完成这部精品力作，我想应该与这样几个因素是分不开的。
首先，这两个单位属于南京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国家重点学科内的同一个学术团队，这个包括中国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的学术团队，新时期以来在程千帆先生、周勋初先生的带领下和卞孝萱先生的影响下，作出了骄人的成就，振兴了南京大学的古代文学学科，享誉海内外。事实证明，团队加大师的科研模式对文科也一样是有效的。
其次，项目主持人的高学术水平是高水平成果产生的前提。本项目的主持人周勋初先生的学术造诣有口皆碑，他的《唐语林校证》早就被学界认为是古籍整理工作的典范之作，他主持编撰的《唐人轶事汇编》、《唐诗大辞典》都是古籍整理中的精品，获得过多种奖项。正如安平秋先生所说：“周勋初教授学养深厚，学风严谨，眼界及于海内外学术，长于将传统学术与当代治学融会贯通，已是当代人文科学领域的大家。这种学养在《册府元龟》的新整理本中有很好的体现。”。
第三，南京大学文学院也即南京大学中文系秉承的传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南京大学从其前身中央大学、东南大学甚至两江师范学堂开始就一直有反对浮躁，不赶时尚的风气。时至今日，逐利为高，浮躁成习成为世风，南京大学中文系总体上仍然能够持守人文精神，以“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互勉。参与这个项目的人员基本都承担着繁重的教学科研或管理工作任务，没有这种甘于坐冷板凳的精神，我想这个项目即使完成了，恐怕也成不了精品。
《册府元龟》校订本完成了，也获奖了，但《册府元龟》本身的研究和整理还有很大空间，也还不可避免地存在若干缺陷。我们一方面打算在这个基础上做进一步的整理研究，另一方面也期待学界的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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