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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滔滔东入海，我居江东，石城虎踞山蟠龙，我当其中。钟楼嵯峨，教育之宫，桃李坐春风，思如潮，气如虹，永为南国雄。”
这是金大校友非常熟悉的校歌。从1888年汇文书院（The Nanking University)创办开始，到1910年定名金陵大学堂（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再到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金陵大学与南京大学合并而为南京大学，120个春秋已过。
从书院到大学堂
19世纪末，中国国势日蹙。“泰西各国”凭藉不平等条约，各自在华攫取特权，西方各式人物蜂拥而至。当时，美国基督教会派到中国来的传教士甚多，他们一面传教布道，一面创办学校。美国教会中的美以美会、长老会、基督会相继派出传教士，在南京创办汇文书院、基督书院与益智书院。其中开办最早的是汇文书院，创建于1888年，院长就是后来在上海创办《新闻报》、《英文日报》及《亚洲文会》杂志的福开森(J. C. Ferguson)。汇文书院是美国教会在南京创办的第一所高等学校，中学部又称“成美馆”，大学部分博物馆、医学馆、圣道馆。
1907年，基督、益智两书院合并为宏育书院。1910年，汇文书院与宏育书院又合并为一，定名为金陵大学堂。合并计划的第一步是购置土地，扩充校舍。全部工程由美国芝加哥珀金斯建筑设计公司承包。建筑材料除屋顶的琉璃瓦和基本土木外，都从国外进口。新校舍从1910年开始设计、动工，至1915年秋，部分落成。建成后的金陵大学校舍，中西合璧，美轮美奂，十分宏伟，基地面积达二千多亩，与鼓楼巍然并峙，为当时南京规模最大建筑群。
金大的建立和发展
在书院时期，学校最高行政管理权操于美国传教士和美国干事之手，1910年金陵大学成立后，中国籍的教职员工人数虽有增加，但行政领导、各科主任、系主任及主要教职员仍为美国人。原来的文理科有所扩充，增加了几个系，医科停办。1914年成立农林科，后又增设农业专修科。金陵大学的经费，开始时多仰赖美国教会拨给，学生不仅免收学费，甚至还另给津贴。后来，西风东渐，家长们开始改变看法，把子女送入教会学校求学的逐渐多起来，学校开始对部分学生收取学费。
金大重视英语，一年级新生入学考试，仅英文一项，就过五道关：听力、读力、作文、语法、字量(常见字的字义及用法)。在课本方面，除去国文、中国经史等课程不能不用中文外，其他课程，包括文娱活动，全部采用英文。由于一系列的强制措施，金大学生的英语水平一般都比较高。三十年代华东四大学（金大、圣约翰、东吴等校）一年一度的英语辩论会，金大常占优胜，在辩论会上常见这样一幕有趣的画面：其他学校师生都是西装革履，而金大学生，在辩论会上一律长袍马褂，满口流利英语，一派中式学究打扮。
金大有“钟山之英”的美称。对学生要求不论学习上还是品德上一向从严。20世纪三十年代初，各省兴办大学，师资咸感不足，金大毕业生多为征聘对象。政府机关、金融界、实业界、科学机构，也有金大校友跻身其间。
金大同时在美国纽约州教育局立案，毕业生可同时接受纽约大学的文凭与学位。并可直接升入纽约大学或任何美国大学的研究院而不受限制，与欧美大学享受同等待遇。金大第一任校长为美国人包文(A. J. Bowen)，教务主任兼社会学教授是美国人夏伟斯(G. W. Sarivis)。
1910年―1927年，金大共毕业学生550多人。其中涌现出不少优秀人才：如“东方诗哲”方东美、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化学家陈裕光、李方训、戴安邦，物理学家魏学仁，医学权威戚寿南、侯宝璋，农学家谢家声等都是这一时期毕业生中的精英。
1927年，大革命风暴席卷全国，7月，国民党在南京成立政府，规定教会大学必须由中国人担任校长，始准立案。于是，中国籍教授、职员组成临时校务委员会，初设委员五人，由农林科长过探先，文理科长陈裕光，教授刘靖夫、刘国钧、李德毅担任。同年11月，金大理事会作出决议，推选陈裕光为校长。陈裕光担任校长后，第一件事就是向政府呈请立案(当时具体立案条例尚未产生，1928年获批准，是当时国内最先立案的第一所教会大学。
立案后，理事会改为校董会，增加了中国籍校董的比例，使中国人占总数的三分之二，美国人占三分之一，又将各院院长、系主任及各级领导逐步改由中国人担任。教职员工中，中国人的比例也大大增加。
金大对图书馆一向重视，早在二十年代初，农业经济系即成立农业图书研究部，收集中国古今农业书籍及各种图册，编纂《先农集成》及《农业索引》，为搜集、整理我国农业文献，做了大量的工作。图书馆对地方志的收藏，更是不遗余力。金大中国文化研究所成立后，搜集工作抓得更紧。文化研究所附设的博物室藏有殷墟甲骨数百片，包括《老残游记》作者刘鄂陪嫁女儿的甲骨片。值得一提的是名画真迹，如海内仅存的南唐画家王齐翰(晋卿)所作的《挖耳图》，图上有北宋、南宋至清末各代名家的题跋。此图原为端方所有，福开森以巨金从端方手中购得，在福开森众多的收藏中，《挖耳图》是其中最有价值的一件。金大图书馆的管理和图书的收藏、整理，与图书馆学专家美国人克莱门斯(H. C. Clemons)、中国教授刘国钧、李小缘等人的努力分不开的。他们为丰富金大图书，鞠躬尽瘁。
三院嵯峨 ：文、理、农
金大原设文理、农林两科，立案后扩充成为文学院、理学院和农学院，以符合国家大学至少三院的规定。
文学院设立历史、政治、经济、国文、英语、哲学、社会及社会福利行政等八个系，初以研究为主，后重应用及推广。如社会服务深入社会基层，为妇女、儿童服务，同时还关注南京人力车夫的福利；经济系以合作经济为主。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在国际友好人士、新西兰人路易・艾黎领导下，文学院许多师生参加了“工合”工作，到各地协助开展“工合”并开办“工合训练班”，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文学院还成立了历史研究所，与中国文化研究所合作招收研究生。
理学院除原有课目外，加强了课程设备及师资力量，增设化学工程与电机工程课，后来又增设化学研究所。抗战期间，理学院鉴于公路交通之重要，汽车技术人才缺乏，又添设汽车专修科，前后举办七年，直至抗战胜利复员返回南京始告停止。理学院推行电化教育时间早、历史长。从1922年开始，一直间歇地延续到解放后院系调整。抗日战争时期，为适应客观需要，还办过二年制的电化教育专修科、三次电化教育人员训练班。电化教育内容包括教育电影的翻译、制作和幻灯片的制作、发行。电化教育摄制人员的足迹遍及全国，拍摄各种有关地理、工业、农业、手工业等方面的教育电影，到全国一百多个点巡回放映。有一年日全蚀，理学院院长曾偕同中国天文学家组成的观测队，前往西伯利亚、伯力和日本北海道，拍摄日全蚀电影，后又制成《日蚀》教学片一部，对群众进行科学普及教育。1943年到1945年，金大内迁成都时期，每周一次露天放映教学电影，经常有许多人观看。
金大农学院历史悠久，初创于1914年，开国内四年制农科先河。它的主要特点也是教学、研究、推广“三一制”，重在联系中国农业实际，不尚空谈。其中对推广一项尤为重视，师生足迹遍及全国十多个省的农村，受到各地农民的欢迎。其他如教学、研究也卓有成效。金大校誉鹊起，闻名国内外，农科是一主要因素。农学院有农业经济系、农艺学系、植物学系、动物学系、森林系、蚕桑系、园艺系、乡村教育及农业推广部。另辟农场及试验场多处，其中农艺学系共有总场一所、分场四所、合作场八场、区域合作试验场五所、种子中心区四所。
农业经济系曾对土地利用情况作过一次广泛调查。截至一九三一年止，调查范围包括辽宁、绥远、山西、陕西、河北、河南、山东、湖南、湖北、四川、安徽、浙江、广东等十几个省，还曾作过人口调查及水灾调查。对水灾调查的结果，曾细加分析，后交水利和赈济单位作预防水灾之参考。
一九三○年，美国农业部出资，在金大教授美国人卜凯(J. L. Buck)支持下，农学院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全国农村经济调查。这次调查，动员了众多的师生参加，写成《中国农家经济调查》，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卜凯的妻子就是在金大外语系任教，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女作家赛珍珠(Pearl Buck)。她自幼生长在中国，是一位“中国通”，先后写过五十几部作品，多取材于中国农村。她曾把中国古典小说《水浒》翻译成英文在国外发表，《大地》(Good Earth)是她的成名作，曾改编为电影。
西迁与复校
“七七”事变后，日寇侵华日亟。由于国民党消极抗日，日军长驱直入，淞沪很快弃守，南京岌岌可危，金大和其他许多单位一样，积极作内迁打算。经与另一教会大学――成都华西大学商洽，决定迁往四川。金大依靠师生员工的力量，四处借车辆、船只，运送行李家具及人员。最后分三批从下关出发，经汉口抵成都，前后历时三个月，备尝艰辛，全体教工在西迁中表现得同心协力，十分团结。金大校本部迁成都华西坝，理学院迁重庆，1938年三月，在四川开学。当时内迁成都的，除金大外，还有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大学，最后还有燕京大学，加上原来的华西大学，一共有五所教会大学集中一地，热闹融洽。西迁不久，金大又恢复了蓬勃气象。抗战八年，处境虽然困难，但金大科系仍有发展，学生人数年年增加。
历史系美籍教授贝德士和中国教职员工陈嵘等在抗日战争时期，于南京沦陷时，作为留校保护校产人员，参与了当时南京国际难民区工作（金大和金女大校园位于区内)。在“南京大屠杀”时期，他们不畏强暴，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了大批南京市民。战后，贝德士在东京国际法庭出庭指证日军的罪行。
抗战胜利后，学校于1945年11月组织了复校委员会，1946年四月底开始复员。幸赖全体师生员工之努力，不仅圆满完成艰巨的迁返任务，还维持了教学的正常进行，使金大于该年九月得以在南京如期开学。经过八年动乱，人心思定，大家都埋首于做好本身工作。在复员后的头一年，金大的设备仪器大有补充，各学院所属学科也有所发展。但国民党挑起内战，金大学生同其他学校的进步学生一样，以爱国为己任，热情澎湃，奋起反饥饿、反内战，积极参加各种爱国运动。
金陵大学学生人数较少，年在校生人数较多时，也仅过千，教师人数不逾二百，经费也不算充裕，在这种“人少钱不多”的条件下，取得了许多为世人瞩目的办学成绩，培养出诸多杰出人才：原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卢良恕院士、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中国柑橘之父”章文才，对台湾经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蒋彦士，著名诗人余光中等都曾在金陵大学求学。仅陈裕光执长金陵大学期间培养的学生，当选两院院士的就有32位之多。
1952年，在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中，金陵大学与南京大学合并。崇尚学术，服务基层，中西融合，“诚真勤仁”等办学理念，在如今的南京大学得到延续与发展。（李钟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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