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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在三中全会之前举行了一个中央工作会议。三中全会举行的日期是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为期5天。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举行的日期是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为期36天。虽然它们是两个会议，各有各的功能，但是由于这两个会议之间存在一种不寻常的关系，在论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成果和意义时，不能不把中央工作会议包括进去。
1978年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一开幕，就是***讲话。他讲了这次会议要讨论的三个议题。第一个议题是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第二个议题是商定1979年和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第三个议题是讨论李先念副主席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说，在讨论这三个议题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在新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从明年一月起，把全国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我注意到在这个讲话中，他不再讲“两个凡是”。
分组讨论一开始就突破了原定的三个议题。产生最大影响的是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他认为对揭批“四人帮”运动中遗留的那些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由中央考虑和做出决定的。他举了六个问题为例：
（1）薄一波同志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他们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
（2）1937年7月7日，中央组织部（此时他还未担任组织部长）关于所谓自首分子的决定和1940年他当了中央组织部部长后关于从反省院出来履行过出狱手续，但继续干革命的那些同志，经过审查可给以恢复党籍的决定，也是中央批准的。这两个决定所涉及的同志和在两面政权的情况下做了革命工作的同志，他们不是叛徒，应该恢复党籍。
（3）陶铸、王鹤寿同志等是在南京陆军监狱，坚持不进反省院的一批党员，直到七七抗战后还坚持在狱中进行绝食斗争。这些同志，现在或者被定为叛徒，或者虽恢复了组织生活，但仍留着一个尾巴。应当由中央组织部复查，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4）彭德怀同志是担负过党和军队重要工作的共产党员，对党贡献很大，现在已经死了。他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5）1976年4月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的所谓“天***件”，是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
（6）“文化大革命”初期，康生是中央“文革”的两个顾问之一。康生那时随便点名，对在中央各部和全国各地造成了党政机关的瘫痪状态是负有重大责任的。中央应该在适当的会议上对康生的错误给以应有的批评。
陈云同志在党内威信高，考虑得周到，问题提得准确，语言有力。他的发言得到各组出席者的纷纷响应。
二
这个会议有一个特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提出者、发动者、组织者与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坚持反对真理标准讨论的主要人物都在会上。
熊复主持下的《红旗》杂志的态度，不但引起中央工作会议出席者的不满，11月22日《红旗》杂志社的两位同志还在本单位贴出大字报揭发熊复。真理标准问题文章发表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立即转载，而《红旗》一直不发表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就在中央工作会议初期，熊复还拒登谭震林纪念毛泽东的文章。他写信给中央说谭震林这篇文章的指导思想是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如果《红旗》登了就要使《红旗》卷入这场争论。他坚持不卷入的方针。
熊复的这封信送到中央后，邓小平批示：“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我改了一下，如《红旗》不愿登，可以送《人民日报》嘛。”邓小平问：“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卷入本身可能是卷入。”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时间特别长，特别集中。30来天的分组会，几乎每天的会议都直接间接地接触这个问题，发言也很坦率和尖锐，不发生模糊、藏头露尾的情况。
争论双方的主要人物都在这个党的高层会议上，可以面对面地进行交锋。同在一个组的人交锋，就是不同在一个组看到别的组的简报也交锋。我记得当时看西南组的简报，就看到胡绩伟和熊复的对话，熊复为自己反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进行辩解，胡绩伟就列举事实，而且找出不少文字材料来证明熊复的不老实，使用严密逻辑进行辩论，使得熊复最后无话可说。《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是那场真理标准讨论的主持者之一，他了解的情况很多体会很深，在西北组做了多次发言。我对“两个凡是”是坚决反对的，在西北组我也做了许多次发言同李鑫、吴冷西、胡绳、熊复交锋。
三
会议开了20多天，许多问题都已经提了出来，许多人已就这些问题做了发言，中央工作会议到了该闭幕的时候了。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始前后，叶剑英和邓小平就着手准备在大会上的讲话，而且找人起草。
12月2日，邓小平找***和我到他家里谈起草讲话稿的问题。邓小平自己写了一个讲话稿的提纲，一共有七个问题：一、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二、发扬民主，加强法制；三、向后看是为的向前看；四、克服官僚主义、人浮于事；五、允许一部分先好起来；六、加强责任制，搞几定；七、新的问题。在提纲的最前边，邓小平还加了“对会议的评价”这个问题。所以加起来是八个问题。
邓小平首先说：想了一下，不准备长稿子。第一个问题是对会议的评价。他说：
这次会议了不起，五七年以后没有，五七年以前有，延安（时期）有。这个风气要传下去，（这是）很好的党的生活，党的作风，既有利于安定团结，（又有利于）防止思想僵化，实在可喜。
第二个问题是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他告诉我们写这个问题时要“讲点理论的重要”。他说，这个争论（指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很好，越看越好，越看越是政治问题，是国家前途命运问题。他提出要解决新的问题，全党全民要开动脑筋。
第三个问题是发扬民主、加强法制。他指出：现在这个时期更要加强民主。集中那么多年，现在是民主不够，大家不敢讲，心有余悸。发展经济，（要实行）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工厂工人监督，农村社员监督。他还说：目前主要反对空头政治，反对说空话。他谈到自主权与国家计划的矛盾时说，这个矛盾只能靠价值法则及供求关系来调整。否则不能自主。要靠质量，质量好会销全国。不要怕乱，市场不会乱，承认市场的一定调节。他说：经济民主，重点不是政治，重点是经济民主。有些要用法律，如民法，刑法，各种单行法，种植应该有法律。地方也可以立法。
第四个问题是向前看。他说：这个会议向后看解决一些问题，目的是为了向前看。不要一刀切，解决遗留问题，要快，干净利落，时间不要长。完全满意不可能。还说，安定团结十分重要。毛主席“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不要纠缠这个问题。“文化大革命”，不要涉及，让时间来说清，过一段时间再说这个问题，没有一点亏吃。
第五个问题是克服官僚主义。他批评了人浮于事、拖拖沓沓的现象，还批评有几多如会议多等。邓小平提出：要学会管理，培养与选用人才，使用人才，改革规章制度。好的企业必须用先进的办法管理。党委领导好不好，看企业管得好不好，看利润，看工人收入。城市如此，农村也如此，各行各业也如此。
第六个问题是允许一部分企业、地区、社员，先好起来。他说这是一个大政策。允许一部分先富起来，农村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再到百分之二十，城市百分之二十。邓小平说这样才有市场，本身就促进开辟新行业。要反对平均主义。干得好的，就影响左邻右舍。
第七个问题是加强责任制。在批评了无人负责的现象后，邓小平说搞几定：1.什么项目，2.从哪里引进，3.定在什么地方，4.定哪个人从谈判到管理。可能六七定，开单子。并头进行，不耽误时间。现在打屁股打计委，有什么用？要打，打个人。国内企业也要专人负责，专门机构搞几定，请些专家，譬如荣毅仁就可以当专家。
第八个问题是新措施新问题。邓小平提出要搞人员核算标准。
小平有如此详细的提纲，又做了如此具体的谈话，我们这些起草的人就好办了。从邓小平那里回来，***和我找了国务院研究室的林涧青等人赶紧起草稿子，大约两三天就起草好了。
初稿起草好以后送邓小平审阅。在修改稿子的过程中，邓小平又找我们谈过几次话，逐字逐句地提出修改意见。
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谈到要为敢想敢做创造条件。怎样才能敢想敢做?从制度上解决，根本是民主制度。对新事物要采取支持鼓励态度。特别是学术研究、思想领域上更需要民主讨论。武断可不行，要真正搞“双百”方针。越轨怎么办?这有个信任群众信任干部的问题。
他再次谈了开动机器的问题。他说：开动机器，一个生产小队看到一块空地没有种树，有一块小水塘没有搞养殖，睡不着觉。开动脑筋可以增加多少财富?脑筋用在什么地方?四个现代化嘛!
邓小平还提出要建立健全党规党法，他说：党要有好作风，党的作风，无非那三个作风，它本身就是制止违法乱纪的。现在看来党规党法比国法还重要。
谈到向前看，邓小平说对(犯错误的人的)过去不要求完备，自我批评不够，让他自己考虑，在实际工作中改正。因为过去的问题太复杂，但(对)以后新的错误要严一些。
关于新的问题，邓小平说：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大量出现，特别是上层建筑一面，有规章制度，用人问题，有选人标准。为社会主义、为人民发展生产力是主要标准，否则什么叫政治上强?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还要展开，不要等上层建筑，从一个厂，从专业公司搞起，农村从公社搞起。改革有障碍，包括老干部，总的赞成具体反对。要以大局为重，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要说理。总之，方针明确，方法妥当，没有好的方法行不通。
邓小平谈了权力下放、责任到人的问题。他说：有一个责任到人的问题。讲集体负责、党委负责就等于无人负责。打屁股不能乱打一通。既然责任到人就应该有权，没有权也就不可能有责任。领导得好不好，根本的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还有技术是否得到不断的更新，靠体力劳动不行。
谈到先富起来的想法，邓小平说：80元少了，加到100元，城市带农村，大城市带小城市。搞好城市的服务行业，大有可为。他还谈了城市规划问题，举了新加坡的例子，说新加坡一个岛上都有卫星城市，为什么我们不搞?北京西山、石景山都应规划。新加坡1500新元就有权买一套房子，5间房子70平米，相当半年工资，分期付款。日本奖金搞得好的相当半年工资，相当一部汽车。新加坡房租相当于工资的50%，欧洲日本相当于1/3。他还说，小生产众多的国家有问题，小生产习惯势力(稿子里)可以讲。
另一次谈话是在稿子再次做了修改以后。邓小平肯定稿子由原来讲八个问题改为讲四个问题，基本可以。同时要求开头或中间要讲一讲重点转移问题，他说这是一个主要的方针，要不了多少语言，但这是个大前提，是总的东西。
谈话中，邓小平批评了把个人摆在中央之上的新式迷信，他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比“两个凡是”重要。真正说来是上层建筑有问题，官僚主义是一个内容。权力过分集中，离开民主集中(制)的集中，脱离了组织，离开民主搞集中，这才是实质。各级组织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各个组织一直到支书，权太大，不利。我们的制度不是鼓励支持人们敢想敢做。精神鼓励不够，物质鼓励不够。僵化的原因，是干得好干不好一个样，而且还得全票，不得罪人，大家却觉得可以过得去，(因此)怪现象发生。邓小平特别提出要加写一段所谓追查谣言的问题。他说，这实际上是软弱，是神经衰弱的表现。还说打击报复是很恶劣的风气，必须制止、斗争。
邓小平还提出稿子要加写按劳分配的内容。他说：搞得好的得的多，包括领导干部，就应该多得，就应该先富起来。积极性没有经济手段调动不行，只讲风格是不行的，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个时期可以，长期一辈子不行。要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他说：总之有赏有罚都同经济利益联系起来讲这个问题。奖励而且物质奖励也奖到具体的人，具体的车间。通过责任制，通过赏罚，该升的升，该降的降，不合格就要降。要培养专家，专家这样一用就用下去，为社会主义事业，实际上为人造福就是政治标准。
邓小平还提出要建立必要的法律，他列举了六个法律名词，并且说要研究国际法，不懂外法，国际交往越多，将来要栽很大跟头。
关于改革所带来的新问题，邓小平指出：改革上层建筑，改革生产关系，都可以带来许多问题，会涉及大批人的切身问题。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并且创造条件使其各得其所，相信群众，会取得群众理解、谅解。他说，震动比较大。新的矛盾并不比现在的问题简单，而且会更复杂。走群众路线，信任群众，教育群众以大局为重，随着生产力发展可以得到很好解决。
这次谈话中，邓小平对稿子看得更细，意见也谈得更具体。起草的同志根据他的意见又做了修改。记不清是哪一天了，当邓小平听执笔的同志对改定的稿子通读一遍之后，说“行了，就这样拿出去吧”，起草工作就完成了。
三中全会吹响改革的号角，就集中表现在邓小平的讲话中间。关于这个讲话稿，那些精辟的见解可以说全是邓小平自己的，不但思路是他自己的，而且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语言也大都是他自己的，讲话用的题目也是他起的。
四
叶剑英在1976年粉碎“四人帮”的历史性行动中立了大功，这件事情知道的人很多，但是叶剑英在1978年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中所做出的贡献，知道的人就很少了。
叶剑英在闭幕会上讲了三个问题，第一个是领导班子问题。这是会议开到最后大家特别关心的问题。1978年时，刘少奇、朱德、周恩来、毛泽东已相继逝世。81岁高龄的叶剑英，很自然地发出感慨：“我们这些老干部、老同志，为了中国的革命事业，南征北战，度过了大半个世纪，现在，年岁都很大了。自然规律是违背不了的。”
大家都迫切希望邓小平出来主持中央工作。如果说1935年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那么在1978年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在我们党中央的领袖地位就确立起来了。邓小平获得这样的地位，当然主要由于他本人的品德、能力和广大干部与群众的爱戴，但是年高德劭的叶剑英的支持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他讲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发扬民主和加强法制。他说：这次会议，大家畅所欲言，充分讨论，开展了批评，一些犯了错误的同志也不同程度地做了自我批评，这是我党兴旺发达的标志。叶剑英讲到我们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还必须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
他讲的第三个问题是“勤奋学习，解放思想”。他认为勤奋学习，解放思想是互相关联的两个方面，学习愈好，知识愈丰富，就愈有利于解放思想。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但是要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而且是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我们的同志，对待这样一场革命，是不是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呢?他认为许多人还是准备不足。有些同志还是前怕狼后怕虎，墨守成规，因循守旧，思想就是不解放，不敢往前迈出一步。怕什么?是不是怕人家说自己“复辟资本主义”，怕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怕丢乌纱帽?他说，如果讲怕，他们为什么不怕两千多年遗留下来的手工业生产方式继续保存下去，不怕中国贫穷落后，不怕中国人民不答应这样的现状?
叶剑英这篇讲话，讲得是多么好呀!实在很少看到在党的文献中对发扬民主这件事情讲得如此透彻的。
（改编自《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于光远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编者按：从1978年到2008年，南京大学的发展和巨变，是中国改革开放成就的一部分，也是中国高等教育30年巨变的缩影。为全面总结30年来我校发展的成就，在新的起点上创造新的辉煌，本报自今日起开辟“三十年巨变在南大”专版，刊发反映30年巨变的系列报道，以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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