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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在幽雅的老校园内漫步，都会钩起我对上世纪五十年代八年求学生活(本科四年，研究生四年)的美好回忆。站在北大楼门前的台阶上，可以望见对面的老图书馆，这是老金大许多典雅建筑(东西南北大楼，甲乙丙丁宿舍……)中最令我留恋和感念的一处。如今的南大学生已拥有高大而设备先进的新图书馆，但对我而言，老馆好比花木的苗床，是培育我成长的地方。我一直铭记着给过我诸多帮助的好几位老馆员，最难忘的是馆长李小缘先生――曾带领我畅游书海的老师。
大学生时代与李先生的接触，有三件事给我留下极深刻印象。其一，教中国上古史的刘毓璜先生介绍了不少甲骨文、金文的材料，引起我很大兴趣，于是到图书馆想借罗振玉的《殷虚书契考释》和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来看。这两本都是精印的线装书，出纳台馆员说需要报告馆长。一会儿就见李先生亲自出来接待，解释说这两本书不出借，只能在里边阅读。随即把我带到三楼的一间书室，让馆员将书拿来，叮嘱我要细心翻看，千万不能损坏，读不完就放在这里，下次再读时，只要向馆员打个招呼就可以上来了。一个低年级学生，竟能得到老馆长如此亲切关怀和优待，令我感动不已。可惜自己古学根底太浅，只是出于好奇心，把其中比较容易认的字记了一小笔记本，由于学习甲、金文字太难，古代史课通过后，就没有继续去读了。
其二，我上图书馆借书读比较勤快，当时图书馆是不开架的，我常常在目录柜翻找许久，填写了好几本书目交到出纳台，站在那里等。这大概让李馆长注意到了，他竟特许让我进书库自己查找。这样，我在寻找想借的书的同时，就能很方便地在书架上看到了一系列自己还不知道的同类书籍，眼界大开，文献知识得到扩充。我想，李馆长是在美国留过学的，深知图书开架对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十分重要，但限于条件，当时我国的大学还做不到，允许进库找书对我真是莫大的优惠。
其三，大学三年级下学期，我在陈恭禄先生指导下做学年论文，题目是《郑和评传》。搜集资料中，见到《光明日报》登载周叔�先生捐赠北图的善本书目，赫然列着郑和下西洋随行人员巩珍的《西洋番国记》，这可是我读过的前人著作中所说“流传极稀”、“迄于今日吾人无一人能获见”(伯希和《郑和下西洋考》中语)的重要第一手资料。我立即欣喜地向李馆长报告，请求帮助能读到此书。他当即决定与北图联系，并拨出经费托请抄录。不久我就接到通知：抄本已到，可以来馆阅读了。我主要依据该书巩珍自序中所说“始则预行福建、广、浙，选取架船民梢中有经惯下海者，称为火长，用作船师，乃以针经图式付与领执，专一料理，事大责重”这一段，写了篇札记《释“火长”》(1957年发表于《光明日报》史学版)，订正前人以“火长”为掌管火药武器者的误解；又据书中“满剌加国”条关于下西洋船队以此为外府，已往占城、爪哇、暹罗等国船只，俱于此驻泊，“又分宗次前往诸番买卖”以后，俱各到齐，整点货物，停候五月信风“结宗回还”的记载，进一步肯定了郑和下西洋负有贸易使命的看法。
作为资深望重的大学图书馆馆长，能如此平易近人，热心地关照和指导一个并不熟悉的青年学生，实在可亲可敬。这是当时李先生在我心目中的印象。到 1956年我成为韩儒林先生的研究生，在韩先生领导下建立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的过程中，更深深地为李先生支持和帮助蒙元史学科建设的热情所感动，同时对他渊博的中西文化学识有了进一步认识。
韩先生创立元史研究室计划的第一步，是先将本校相关的中外文图书、杂志集中起来。这个计划得到了李先生的全力支持，他不但允许将馆藏中外文蒙元史论著，以及文集、笔记等等各类史籍(包括收录在各种丛书中的许多历史文献)都提出来，还主动给我们介绍了他二十多年来辛勤收藏的原金大中国文化研究所的东方学书刊，以供我们选择。原来李先生早年就十分关注西方的东方学成就，对此类文献非常熟悉，而且深知蒙元史学科以及韩先生的研究领域很大程度上涵盖了西域史和中西交通史，正是在国际学术界所谓东方学的范畴之内，因此在学科建设上他和韩先生非常投缘，对此表现出高度热情，欣然允许我们将馆藏的东方学重要期刊和部分有关著作都集中到元史研究室。其中有《皇家亚洲学会杂志》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lreland)，《通报》(T'oung Pao)、《亚洲杂志》(Journal Asiatique)、《美国东方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法国远东学校学报》(Bulletin de L'EcoleFransaise d'Extr~me Orient)、《东方研究学校学报》(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皇家中亚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Royal Central Asian Society)、《大亚洲》(Asia) Major、《东方语言研究报告》(Mitteilungen des Seminars fur OrientalischeSprachen)、《华夷学志》(MonumentaSerica)，日本的《东方学报》、《东洋学报》等多种期刊，斯坦因的《古代和田》(AncientKhotan)、《西域考古记》(Serindia)，《亚洲腹地考古记》(Innermost Asia)，斯文赫定的《南部西藏》 (Southern Tibet)、《1899-1902年中亚旅行的科学成果•地图》(Scientific Results of a Journey in CentralAsia，Map)，大谷光瑞的《新西域》，趴玉尔•戈狄埃的《契丹纪程》(Cathayand theWay Thither)，戈狄埃的《汉学书目》(Bibliotheca Sinica)，《伊斯兰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of Islam)，穆勒与伯希和校订及英译《马可波罗寰宇记》(Marco Polo，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以及多种语言工具书等。尽管李先生非常慷慨地提供这些珍贵书刊给我们利用，但我体会到他对这些书刊十分珍爱，一再叮嘱我们要细心爱惜，千万不能损坏或丢失。为了便于保护书刊，他特地腾出图书馆的一个大房间给元史研究室用，因此我们的研究室就设在馆内，这大概是校图书馆从来没有过的特例。
馆藏蒙元史文献和部分东方学书刊的集中，奠定了南大元史研究室资料建设的坚实基础。更重要的是，从此以后，李先生就让馆里将续订的东方学杂志送到我室，并将有关的外文新书目录(如莱顿E．J．Brill的新书目)交给我们选购，而且大多都能满足我们的需要。李先生的这一措施在他不幸去世后仍继续实行到“文革”初，这使我们在当时我国人文学科基本上与西方无交往的状态下，能够大体不至于与世隔绝。如果说南大元史研究室在学术上曾作出过一定贡献的话，人们应该记住，这和李先生给予我们这个小小研究团队的热情支持和慷慨帮助是分不开的。
记得大概是1958年某一天，我正在研究室读书，李先生带了几位日本学者进来参观，他们对我室书刊高度的专业性表示赞赏。送走客人后，他对我说：“最好以你们这个研究室书刊为基础，建立一个具有我们学校特点的东方学特藏部” (大意如此)。这句话使我忽然领悟到，李先生原来有这么个高瞻远瞩的资料建设计划，无怪乎他特意腾出并不宽裕的图书馆房间，让元史研究室设在馆内了。我衷心拥护他的这个主张，一直没有忘掉这句话。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元史研究室由于承担中国历史地图集蒙古地区历代图幅等国家科研任务，又增调来许多边疆历史地理方面的书籍，资料建设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可惜的是，由于“文革”的影响，多种外文期刊和书籍停止订购，又和国际学术脱节了许多年。“文革”后，我室对外学术交流相当活跃，我们用有限的科研经费采购或复印的，以及海内外同行赠送的书籍、杂志，数量不少。在图书馆新楼建成后，我曾向有关方面建议，能否拿出一百多平方公尺的房间建立东方学特藏部，将元史研究室书刊和图书馆的该学术领域藏书合在一起，进一步合作建设，就可以成为国内、乃至国际上都算得上很有规模的专业资料库和研究部了。不过，传统东方学如今在这里已经没有多少人感兴趣，我这个书呆气十足的建议自然是无法实施了。好在南大图书馆的藏书量日益增大，其中也有不少与东方学有关的书刊(只是似乎比较分散)，而元史研究室仍遵循先师韩儒林先生的教导，学习李小缘先生的图书馆学学识、爱书精神和管理风格，继续致力于学科资料的建设，并愿与海内外有志于此的学者共享之，甘愿“坐冷板凳”的朋友们在南大是不愁没书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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