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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许知道当年金陵大学校园里高耸的旗杆的故事，可你知道它的设计者吗？当你徜徉在金陵苑，看到西大楼、小礼堂、天干地支楼时，你知道是谁设计了它们吗？他――就是齐兆昌先生。
齐兆昌，祖籍浙江杭州。祖上齐召南在雍正乾隆年间曾先后做过侍读学士、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并曾为雍正六皇子弘瞻的师傅。乾隆三十三年，因其兄犯文字狱，齐召南受连坐，被判革职流放，家产充公。后乾隆念其有功，免去其流放之苦，并返还家产的三成，遣回原籍。到其祖父时，由于家族内部的矛盾，遂举家迁往杭州，祖父成了刻瓷工人，祖母则靠帮人洗衣服为生。由于家境的衰落，齐兆昌无奈被教会收养。不过靠着自己的聪明和勤奋，他考取了教会之江大学，毕业后又赴美继续深造，就读于北俄亥俄大学土木工程学专业，获学士学位。出于感恩和宗教的信仰，他立誓终生为教会服务，回国后遂就职于教会金陵大学，历任校务委员、工程处兼校产管理处主任，并负责南京城内所有教会学校房屋的修缮和维护工作。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南京大学工务科主任，直至1956年因病逝世。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入南京，对手无寸铁的平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进行了疯狂的屠杀，南京遭受到空前浩劫！在此之前，金陵大学被迫西迁，为保护学校资产，齐兆昌先生毅然和其他30多名中西籍教职员一齐留守南京。当时，留守南京的西方人士发起组织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设立安全区，并利用金大校园设立了难民收容所，从而在这场惨绝人寰的侵略屠杀中，使南京数万妇孺贫民免受了日寇铁蹄的蹂躏。
但虽处于安全区内，日军仍成群结队的挺着枪剌冲进金大收容所，搜捕藏匿于难民中的中国军人、警察，抓到后便拖出人群殴打，然后五花大绑地押走，有反抗的则被当场刺死或开枪打死。即使是手无寸铁的平民，命运也同样悲惨！每晚都有日本兵冲进金大收容所，他们不是把妇女拖走强奸，就是当着其他人的面，包括当着亲属的面，满足他们罪恶的欲望。同谋犯则把受害者的丈夫或父亲拘留，迫使这些人充当他们败坏自己家庭名誉的见证人。至于校内的房屋及商店，则没有―家没被抢掠过，抢过后还往往用化学药物纵火焚烧。为了抗议日军的种种暴行，贝德士根据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的建议，单独用文字稿，几乎每天向日本大使馆提出一份报告，反映日军在安全区内最大的收容所金陵大学里的犯罪事实。这些犯罪事实包括：日军一般官兵非法进入金陵大学1720次，为进行强制劳动而强行拉走647人，凌辱妇女290人，以及60余起杀伤事件。
在这种情形下，即使是身为金大难民收容所所长的齐兆昌本人也面临着生命的危险。一次，当他在收容所外巡查时，被日军发现，并准备用刺刀刺死他，幸好美国人里格斯就在附近，赶忙跑过来声称他是自己的苦力，齐先生才保住了性命。由于害怕，当晚他甚至不敢回家，只好到平仓巷3号西方人士集中居住的住宅的简易床上过了一夜。
但即使面对如此的危险，齐兆昌先生还是和其他留守职员担负起了照顾收容所内难民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的工作。当时，到难民区来的难民很多，金大将北大楼、西大楼、东大楼、新科学馆、学生宿舍、体育馆，以及新建成的图书馆等，全部腾出来收容难民。所有的床、桌椅等全部拆除，以便容纳更多的人。但难民实在太多，短时间内就全部挤满了，后来的只能在校园的空地上搭建草席棚或帐篷居住。而且当时南京的水电已全部停止，为了供应难民吃水，收容所还将以前所有的自流井都用来取水。同时，难民们除可以领到收容所分发的一定数量的大米外，每天还可以两次到红十字会设在金大的粥厂购买米粥。此外，金大收容所还并为难民们开设了四门指导课――在农业专修科学校办了一所小学，在蚕厂大楼办了一所农民学校，在北大楼办了汉语、英语、日语和数学课程班，还在鼓楼教堂为老年人办了识字学校，由金大的留守职员和有文化的难民担任教师。
1942年，日军占领了金大的校园，齐兆昌和其他留守人员只得转移到干河沿的金陵中学。他们把金陵中学改名为“同伦中学”，由留日归国的陈嵘教授任校长，齐兆昌任总务长，此举不仅使很多失学青年得以继续学习，而且也帮助留校职工维持了生计。
1956年，齐先生因患癌症，住进了鼓楼医院，就在他住院期间，每当病势稍轻的时候，他还是支撑着身体到学校里来看看。当听到学校的钟声敲得太急太响时，他对去看他们的同志说：“打钟时，开始不要太急太响，不然会把钟敲坏的，最好是先缓后急，逐渐加重。”他就是这样心里时时刻刻惦念着学校的每一件事，哪怕是很小的一件事。最终，由于癌细胞转移，齐兆昌先生不幸逝世。(王永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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