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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对我来说是一生非常难忘的时刻，在整个大陆名列前茅、并且被指定为重点支持的名校――南京大学，授给我名誉法学博士的学位，我个人不但觉得很荣耀，也觉得我蛮有福报。但是实际上我在这里讲话，其实紧张的程度不下于在人民大会堂和胡主席的谈话。对我们习惯于政治工作的人来说，两岸两党的会谈比较习惯。但是人的一生中能有在接受名誉博士的场合演说，对我来说是比较生疏的事。谈到这段因缘，我们知道，南大有107年的历史，超过一个世纪。改为南京大学以后也有60周年了，从南大的校史可见，这个家族枝叶繁茂，亲戚特别多。
1949年之前，南京大学叫中央大学，前几年我在重庆参观大学园区的时候也介绍到中央大学。当时是抗日时期，从南京迁移到重庆的那个时期，校史上也清楚地记载了在重庆时中央大学的校长是蒋介石先生。所以我觉得，南京大学对我来说是非常有亲切感，非常有熟悉感的地方。
各位同学都知道，国民政府迁到台湾已经60年了，有很多当时在大陆非常有名的学校的校友，他们非常怀念、爱护原来的学校，纷纷在台湾“复校”，比如交通大学、清华大学、东吴大学。但是基本上来说，这些因海峡的分治而造成的，但他们彼此之间绝对不是闹双胞、打对台，而是基于彼此共同拥有的历史、校风、人才，他们分别在台湾和大陆有名字一样、校史一样的大学。而中央大学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在台湾复校的。
复校的过程，当时只有一个地球物理研究所，校址在苗栗，很小的一个地方。后来决定把整个中央大学在台湾复校，要找校邸。每个县市都各显神通，争取中央大学。当时我的家乡在桃园县的中坜，我们愿意提供最好的土地，但是很贵，于是组成一个“促进委员会”，地方上出钱出力，当年地方政府用建设经费停止一年来争取中央大学来中坜复校。
回顾这段历史，我觉得我的乡亲很有眼光，虽然当年的建设受到影响，但是能够争取到这样的高校，得到的效益远超过这些。而当年促进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就是我的伯父吴鸿森先生。所以冥冥中好像有因缘，我们跟中央大学有缘，今天我能到南京大学接受这样的荣誉，这不仅是给我的荣誉，更加是给千千万万有智慧的中华民族。他们觉得两岸继续对立、敌对、冲撞是错误的方向，应该改采和平发展，双赢、互利，而我个人幸运地代表这千千万万的人得到这个荣誉。
我记得去年是非常关键的一年，中国国民党在失去政权8年后，在台湾的两次选举，一次是国会领导人选举，一次是总统选举，都获得大胜，重新取得政权。（2008年）5月20号国民党重新执政，5月28号，我们组成国民党的访问团来大陆，跟胡锦涛总书记、共产党进行60年来首次两岸执政党的高峰会，当时最重要的决议就是，立刻恢复两岸之间的协商，让中断9年的海基会、海协会协商马上恢复。当时胡锦涛说：“这个事情要尽快”，我当时不知道要快到什么程度，之后发现时隔15个小时之后，海协会对海基会的邀请就到了。
这短短一年，海基会、海协会进行了3次会谈，达成9项决议、1项共识。这些决议都对两岸交流合作跨进了一大步，包括大陆观光客到台湾，包括所谓“大三通”：海运、空运、邮政。几年前各位绝对没办法想象，现在从台湾到南京是这么方便，现在我们可以在台湾吃早饭，到南京吃中饭，再赶回台北吃晚饭。
我参加这些过程，觉得得来不易，但是说不容易也容易，想通了就通了，往往是一念之间的事情，假如我们每个人都有智慧，知道我们应该走哪一个方向，一想通，很多事情就通了。
今天我也要在这里说明，中央大学的校友，在台湾扮演的领导角色。台湾经济发展最快的时候有一个最大的推手就是李国鼎先生，他是中大校友，也是台湾科技之父。在台湾的两任教育部长张其昀先生，朱汇森先生，也是中大校友。台湾的两任中央银行总裁徐柏园先生、谢森中先生也是中央大学校友。台大校长虞兆中也是中央大学毕业的。所以我相信，中大也好，南大也好，在两岸培植了许许多多领导国家的人才。
我今年刚好70，我可以报告这几十年来，以你们各位的年龄也许无法体会。党我刚从大学毕业，两岸军事还是对峙的。大学毕业后还要服役一年，叫预备军官役。我在1962年当兵一年，被派到金门。虽然金门“8•23炮战”已经告一段落，但是当时还有宣传弹打来打去，很多人不幸就是被宣传单打死的。我在金门当兵时，背后的两门大炮就锁定厦门车站，我经历过两岸军事对峙，去年8月23日，是金门“8•23”炮战50周年，当时牺牲了很多军民，如今金门和厦门却变成两岸来去最重要的通路，我们看到这一情况非常感动。
去年我对胡总书记讲，当时汶川大地震，我们发自内心的哀痛，我说，“我们虽然没有办法控制天灾地变不再发生，但是我们可以用智慧，让炮口相向、兵戎相见的日子永不再来”。
有一个美国大法官，也是诗人――霍姆斯，他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我们今天占据的位置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往前去的方向”。这句话给我很深的思考。我们要经常不断思考的是现在走的方向是对还是不对。
我们要经常不断地思考，现在两岸由于长期历史纠葛，由于国共内战的延续、长期的分治，有些问题短期内无法解决。有些问题有争议，一谈到有些问题，一定是你讲你的，我讲我的。但是我们的智慧可以把这些争议搁置，虽然有异，但是我们求同，有很多事情道理很清楚，需要合作，互相帮忙，不应该受若干争议的影响。这方面需要强调，批评归批评，存异求同，“同”的部分越来越多的时候，化解异的可能性也在增加中，这是我这两年的一点心得。我们不会因为少数的争议，而搁置了其他的事情。我们应该把争议搁置，我们有很多共同基础。如血缘，发自自然的、同属炎黄子孙的民族感情；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文化。
我觉得在南京大学应该特别强调，希望南京大学能够扮演两岸文化互通、学习交流的典范，因为南大已经与19个台湾大学有合作的关系，每年将近有2000个台湾学生来这里，教授之间交流也很频繁，我相信南大完全可以扮演这样的角色。
我这次来大陆，深深感觉两岸文化相通的深度，这个礼拜我吃了4天的粽子。到吃饭前，“哎呀，明天是端午节，来个粽子”，端午节过了，又说，“端午节刚刚过，再来个粽子”，我连续吃了4天。当然吃粽子、划龙舟只是民俗，但是具备了很深的文化底蕴――屈原的爱国精神。这就是我们庆祝端午节的文化内涵，两岸都是相通的。各位同学也许不晓得，从四川送去台湾的猫熊（熊猫），在台北也开始吃台湾的粽子了！
所以，我们觉得很多事是可以在一念之间发生变化的：我们看看过去东西德，谁想到柏林围墙这么快就垮掉了。我们也担心美国的种族问题，但是现在非洲黑人裔的奥巴马已经担任美国元首了。很多事情的变化，尤其是年轻的一代，心中不需要担负很多上一代的恩怨、背负很多原罪。你们的思考可以带来非常好的新局面。我总想，年轻人应该在生活方式上多做思考，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最符合人性、普世价值。我们要民主，也要法治来融合；我们要富有，但也要有礼节，要富而好礼；我们希望经济发展，也要兼顾到社会公平正义。这一类的思考，是现在知识分子大学生应该有的。大学生一定要入世，体会这些社会人民，而不是出世走进象牙塔。这是我对大家的一点建议。
总而言之，前几天两党会谈的共识之一，就是两岸人民同为炎黄子孙，这一代两岸人民对于振兴中华、发扬中华文化具有共同的责任。两岸年轻人从外貌到思考模式很多都是一样的。听说很多大陆大学生喜欢在网上下载看《康熙来了》这个节目。那天在一个很愉快的场合，他们要“逼”我唱歌，他们想听听让一个70岁的人唱情歌是什么样子，我就唱了《月亮代表我的心》，邓丽君的歌，结果我发现，在场每个人都在唱。台北市有101高楼，附近信义计划区内充满着年轻人喜好的活动，据我所知，在南京1912有个广场和台湾101高楼相差有限。
另外是存异求同。问题是怎样“同”法？我想继续互助合作、文化的交流。我们同属一个文化，这是凝聚两岸感情不可磨灭的力量，不可能断的。
文化大革命时，我曾经觉得中华文化保存的最好的是在台湾，但是最近发现我要调整看法。去年看到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看到对传统文化――五千年博大精深的文化的表达方式，向世界人民展示，让人很感动，我觉得我必须调整以前的观点。台湾有一股逆流叫“去中国化”，但是去了半天，不可能成功。因为我们的生活不是几个意识形态能改变的。今天到了南大，我特别要提醒年轻人在大学里思想不妨大开大阖，不必背上上一代的恩恩怨怨、历史原罪。
以大陆30年的改革开放来说，无论是“摸着石头过河”，（还是）我在校史馆看到的南大一个教授――胡福明提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句话当时看起来很有挑战性，非常叛逆，但是得到了邓小平先生的嘉识、采纳，于是惊天动地的改革开放开始了，带来了今天的局面。
所以一个知识分子的思考，往往带动时代，影响十分深远、十分大。所以我觉得各位同学不要妄自菲薄，请你脑力激荡，看看有没有更好可以影响下一代的思维模式。最后，我要做一个结论。我们希望大家在思想上要大开大阖，但是过去的经验就是：避免走偏锋，尊重多元的文化，发扬人文精神，珍惜两岸发展的黄金机会，共创文化价值新时代。过去两岸都曾经付出代价，以意识形态做主导的民粹主义，因为政治的激进、偏锋，给民族带来了灾难。这是中国历史带给我们的血泪教训。
我是佛教徒，前天去杭州灵隐寺拜佛。听方丈告诉我，当年红卫兵想破坏寺庙，他们很感谢浙江大学的同学保护了寺庙。我作为佛教徒，对那些保护多元文化、保护宗教信仰的人表示深深的敬意。
范仲淹说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动人的传统。知识分子必须入世，为国为民，而不是在象牙塔里，知识分子必须站在历史浪潮的尖端，更应该为两岸文化价值的整合和创新做出努力和贡献。我诚恳期许南大的师生能够发挥大学角色，引领两岸文化的新潮流。
在结束我的讲话之前，我也再次重申：从现在开始，我们都是南大校友。下次看到我不要忘记叫“学长好”。下次有机会来台湾时，不要忘记有一位学长在痴痴地等候你们！最后再次感谢支持我，敬祝南京大学校运繁荣昌荣，敬祝各位同学鹏程万里、身体健康！谢谢大家！
（刘作楣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标题为编者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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